遵义地处大西南深腹，为西南军事要冲，亦是多种文化交融杂处蔓生之地。大娄山脉从东到西纵贯全境，南北横陈于长江、乌江之间，其文化形态呈现山地特征和多民族色彩。
早在20万年前，这片山海就有“桐梓人”繁衍生息于斯，他们据乌江、赤水河、芙蓉江、洪渡河等江河作交流通道，流动于山里山外。其间，最具神话色彩的丹砂冶炼，应是这片地域最早的发展诉求。
秦时，强大的秦帝国开始打量这片山海。汉初，武帝派唐蒙将军深入山腹，实施战略上的治理方略。今桐梓境内的“蒙渡”，就是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深入夜郎的物证。斯时矣，大娄山脉处在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夜郎文化之间，最终迎候中原文化的洗礼。
这期间的交流交往，遗下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这个成语在未成为成语之前，没有贬意，只是表达山里人的一种询问。滇王问汉使者，滇与汉，哪个疆域要宽一些；夜郎王询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滇王和夜郎王的问话，恰好表达了山地文化的特征，那就是努力打破眼前的山海的阻隔，心思如鸟儿的飞翔，尽力去打探山外世界。可是，当这个问话演绎成了成语之后，就产生了贬意，指向妄自尊大。但它贬损的，绝非西南广袤的山海，而是揶揄某些人、事、物的粗陋和浅见。至于滇王问在前，夜郎王询在后，何以形成这个成语？这就与成语多为四字型有关；所以，“滇自大”就难以形成成语而让“夜郎自大”流行了。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完全不必自寻烦恼，埋怨司马迁先生作《史记》时，造出孰大孰小的句子。我们只需记住这个成语的警醒意义就够了。
自汉以后，这片山国属流官领导，但隶属多有变更，皆因魏晋南北朝之朝代更迭所致，大抵都未出巴蜀文化区域范畴。这个时候，山地文化中的“山地”因素彰显，流官实际也已难予控制，只好实行“羁縻”管理体制：只要当地头面人物认可上级的示好，当地政权表示顺从上级即可。
到了唐代盛极而衰之时，播土开疆，播州时代来临。不管是罗荣入播，还是杨端入播、穆氏入播，都是武力在先，管理在后。在制度设计上，由流官治理变为土官治理。元时推行土司制度。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明王朝倾全国之兵围剿播州杨氏政权，次年实施改土归流之后，“播州”，作为一级行政单元，一个制度符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从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开播，到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播州从历史上消失，其存在计有962年。可谓千载悠悠。
播州作为一个时代终结了，但播州文化并未因此泯灭。“杨粲墓”作为西南墓葬文化精品和西南石刻艺术宝库，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囤”作为“平播大战”中的最后征战地和古代军事城堡，成为省级文保单位，其断垣残墙仍在无言地述说600多年前战事的惨烈。它们既是山地文化的亮点，又是播州文化的精品。此外，包括明代文学大家宋濂《杨氏家传考》在内的一大批文献，以及遗迹、遗物、轶事、旧闻，已然成为遵义地域文化中有案可稽、有物可视、有因可溯的厚重的遗产。
作为历史题材，抑或制度建设题材，播州，其实并未进入文学视野。文学的“桐梓人”，文学的丹砂世界，文学的大娄山，文学的“杨粲盛世”，时至今日，依然未见文学椽笔撩去其神秘面纱，得以营建文学的殿堂。
在播州旧域，有两次地域性大事件，深深地影响到这片山海的走向，深深地印存于山民的心理和行为之中。
其一，便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改土归流”，播土一分为二，一部划归四川，一部划归贵州。地域的隶属不是重要的，改土归流才是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从此，播州旧域土司寿终正寝，中央派出官员实施有效管理，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山民心理，都步入了全国一盘棋。这为后来遵义军民府或遵义府的发展，在制度层面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其二，便是公元1951年实施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阶级斗争的最后成果，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最后夙愿的圆满实现，亦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最高成就，更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土地改革，是一个旧时代从制度上的结束，一个新时代从制度上的开始。
文学的改土归流，应是一部气象万千的土、流博弈史，山民从依附于地方豪酋到依赖于官府治理，这样的一部身份改变史。而土地改革，更是从制度上将农民提升为国家公民，进而影响国家的决策与发展，促成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文学的土地改革，不止于制度的革命，不止于农民阶级成了耕种土地的主人，而是从精神层面，揭示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土地是国家最大的资源，亦是最后的资源。国家对土地的掌控与调配，充分体现了国家的价值观。新中国对土地的把握，自然要扬弃旧制度，并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贯彻到各个层面，从物质到精神，从当下到未来，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价值观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诸如“人民公社”、“联产承包”、“土地流转”；但这不是核心价值观的变异，而是在其范畴内的有序变通，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发展，更有力地支撑核心价值观。所以，土地改革不是简单的土地分配方式，它事关国体，事关国运，事关全局。关键在于人类总得要有一种理想，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这就是文学要讨论的话题。
当“当下”被“未来”代替之后，“当下”也就成为历史。曾经属于“当下”的遵义解放，艰苦繁难的社会重建，以及全民参与的经济建设，也已与当下渐行渐远，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文学应该进入曾经的“当下”，收捡“火热”，打捞“激情”，解读高山流水，托出社会变迁的局部或整体，成为“建设进行曲”中的文学乐章。“大三线建设”是遵义开放的发端，改革开放则是遵义快速发展时期。文学不要游离于这样的发展变化，投身其间，感同身受，褪“小资”情调，去无病呻吟。大建设、大发展、大繁荣，要的是黄钟大吕，真正充满文学品位的探索，充满文学品格的构建；而非报道式的扫描，宣传干事似的汇报，官员式的即兴发言，炫富式的自卑宣泄，动物式的低级庸俗，以及应用文式的格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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