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通儒陸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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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一個文化上的繁榮時期。文化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儒、釋、道相容並包,而以儒學作為政治的基礎。相容並包,是在魏晉南北朝玄學和佛學大流行以後,文化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唐初統治者不拘一曲、講求實在的氣魄。
陸德明是唐初儒學家而兼通釋、老的代表人物。他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則注重音義訓詁,保持漢代古文經學派的方法。他所撰的《經典釋文》一書,是官修的《五經正義》的先導;是研究中國文字、音韻及經籍版本等方面的重要參考書。
一、弱冠通儒經 雄辯善名理
陸德明字元朗,蘇州吳(今蘇州吳縣)人。他的青少年時代,正是南朝的陳代,陳朝雖偏居江南,但文化比較發達。陸德明少年就很聰穎,拜當時的名儒
當南北朝分立的時代,儒學或者說經學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的特色。北方經學,保存了東漢以來的漢代古文經學的家法:《尚書》、《周易》及禮學都遵守鄭玄的注解,《左傳》則宗服虔,《詩經》則宗毛公。而南方的《周易》卻遵循玄學家王弼注釋,《尚書》則是孔安國傳,《左傳》則是杜預注,只有飛詩經》和北方相同,禮學也相同。清代注重漢學的經學家,對南朝這種夾雜玄學的經學很不以為然。今文經學家皮錫瑞說:“南學則尚王輔嗣(粥)之玄虛、孔安國之偽撰、杜元凱(預)之臆解,此數家與鄭學枘鑿,亦與漢儒背馳。及使徑渭混流、薰蕕同器,以至後世不得見鄭學之完全、並不得存漢學之什一,豈非談空空,核玄玄者階之厲乎”!(皮著《經學歷史》六:經學分立時代)。薰是香草、蕕是臭草,皮氏認為漢學的衰落,是玄學家的罪過。
隋、唐時代人對於南北儒學卻不是這種看法。李延壽撰寫的《北史·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很明顯對南方儒學的評價高於北學。皮錫瑞總結經學歷史,也不能不承認:“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並于南”(同上,七:經學統一時代)。隋文帝楊堅以外戚奪取北周政權,建立隋朝,北方的隋滅掉南方的陳,統一了中國。為什麼儒學反而是南學盛行而統一全國呢?這說明學術文化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機制。北方經學遵守漢學的家法,在保存古代文獻本來面目方面有成就,但在發展文化上卻無貢獻。自東晉南渡以後,南方在文化上逐漸高於北方,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方常常羡慕南方人。而玄學的析名辯理,發展了哲學的抽象思維,其形成和發展,構成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因而左右了統一之後的文化發展方向。
陸德明是在南學儒、釋、道並行的學術空氣中成長起來的,很年青時就表現出他在這三個方面的學識和辯論的口才。陳朝大建年間,陳太子召集四方名儒在承光殿講論學術,由當時的國子祭酒徐孝克(《舊唐書》稱徐克)主持講學。徐孝克為當時名儒,《陳書》本傳說他“通五經,兼釋老”。孝克的哥哥徐陵官為安右將軍、太子少傅,是陳朝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同時也兼文儒,《陳書》稱他為“一代文宗”。由於徐氏家族的官聲和學術名望,徐克在承光殿講學,議論縱橫,無人能抵擋他的談辯之鋒。其時陸德明只是一個青年,國子監生員,在下坐聽講學。他初生牛犢不畏虎,起來與徐克討論學術上的問題。在儒、釋、道各種學問上進行了廣泛的辯論。通過這次辯論,他的學識和辯才得到官員和學者們的讚賞,陸德明被擢升為國子助教,國左常侍。這是陸德明進入仕途的開始,也是他的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的起點。
在陳朝時期,陸德明已經開始撰寫他的學術著作《經典釋文》。他在《經典釋文》的自序中說:“癸卯之歲,承之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古今並錄,經注畢詳,訓義兼辨,示傳一家之學。”癸卯年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其時的陸德明只是一個弱冠青年,懷疑他在學術上是否已能如此淹博,可以撰寫這樣宏深的巨著。也許那時只是草創該書的開端,經過多年以後方能成書。《經典釋文》包括儒家所有經典和道家老、莊的音義釋訓,共有30卷,當然不能在一個短時期內完成。但少年才高的陸德明,一進入學界就確定了自己學術上的目標並進行了實實在在的工作,這是合情合理的。隋滅陳以後,“陸德明回到家鄉,一段時間他隱居鄉里,潛心學術著作,遠離聲華,荒野素心,正是他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好時機。
二、淹通為學士 三朝尊大儒
隋文帝楊堅統一中國,開始很注意籠絡人才,宏揚文教,“於是四海九洲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北史、儒林傳》)隨著國家的統一、新皇朝的建立,”儒學也出現了一個時期的興盛。但是到了楊堅晚年,他又不喜歡儒術了。“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同上)封建時代文化學術和教育的興衰,與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好惡有密切的關係。到隋煬帝楊廣即位,為了表現出他文治武力的新氣象,又重新開放了各個郡縣的學校,同時徵召各地的大儒到京師,宏揚儒學。陸德明就在這個時候被徵召到了京師洛陽,被任命為秘書學士。同時被徵召的前朝大儒,有劉焯、劉炫、徐文遠等人。
隋煬帝大業年間,曾召集四方明經之士彙集京城,舉行了一次講論儒學的學術盛會。陸德明與二劉、孔穎達、魯世達等人都參加了這次盛會。會上,由門下省主持講論經學,各位老師宿儒登壇講經,互相就經學的內容、義理各個方面進行問難論對,官府從而評論學術的高下。陸德明在這次學術活動中,又一次顯示了他的學術造詣和辯才。《舊唐書》本傳稱他“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他與孔穎達都被評論為這次辯論中的優勝者。陸德明因此被授予國子助教,比他年青一些的孔穎達被授予太學助教。陸德明開始成為新的隋朝的名儒。在當時的幾位宿儒中,人們評論各位學者的學術特長,大家認為陸德明講的《周易》,徐文遠講的《左傳》,魯達講的《詩經》,褚徽講的禮學,都為一時之最。新舊《唐書》都記載陸德明著有《易疏》20卷,可見易學確是他的一項專長。
隋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使隋朝成為歷史上又一個短命的皇朝。奢侈暴虐、既貪且驕的隋煬帝楊廣被部將宇文化及殺死,一些舊臣擁戴留守東都洛陽的越王楊侗即皇帝位,史稱皇泰帝。皇泰帝很快又被大將王世充廢掉,王世充自己稱帝。王世充本是隋煬帝的舊臣,深得隋場帝寵信,他看到農民起義群雄並起,隋朝大勢已去,就自己登上皇帝寶座,國號鄭。同時進行了立太子、封王的一系列活動。他要自己的兒子,被封為漢王的玄恕拜陸德
唐朝立國之初,高祖和太宗都很重視文化建設。高祖李淵,令有司在國子監立周公和孔子廟各一所,四時祭奠,並且搜求周公和孔子的後裔,加以封爵,標誌著儒學重新受到重視。雄心勃勃的李世民,征討天下的兵甲未解,就在他的秦王府開設一個文學館。文學館設在宮城之西,環境優雅,並搜羅大量的書籍經典,以利學者研討學問。陸德明、孔穎達與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共18人,同一天被授予學士的稱號,時人稱為“十八學士”。他們之中,有的是前朝大儒,有的以文采藝術著稱於世,有的則是經邦定國的幹才。像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李世民的心腹智囊人物,後來成為貞觀之治中的幹城。十八學士都享有五品官的待遇,李世民還讓當時的著名畫家閻立本為他們一一畫了肖像,讓著名文學家褚亮為他們的畫像寫了像贊。這些畫像掛在淩煙閣上,十八學士分為三班輪流值班講學,李世民在處理軍國大事之餘,就與這些學士一起講論學術、商討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們地位的優越,所受的禮遇尊崇,都為前代所罕見。時人稱為十八學士“登瀛洲”,反映當時社會中的欽羨心情。以後,李世民又命他的兒子中山王承乾拜陸德
武德六年,高祖李淵親自到國子學觀看祭奠周、孔的典禮,同時彙集儒、釋、道各種學派一起講論學術。其時,儒學方面有徐文遠講《孝經》,佛教方面有和尚惠乘講《波若經》,道教方面有道士劉進喜講《老子》。這是一次匯合各種學術的盛會,反映唐初統治者對各種文化兼收並蓄的態度。會上,陸德明與三個人都進行了討論和辯難。《舊唐書》本傳說:“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旨,眾皆為之屈。” 再次表現出陸氏精通儒、釋、道三家之學的深厚功夫。高祖李淵高興地說:“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唐書》本傳)並賜給陸德明帛50匹,以示褒獎。其時,這位歷經三朝的大儒,已經是古稀老年了,但思想依然如此敏捷,辯鋒仍然如此犀利。
李世民登皇帝位以後,繼續尊崇儒學,宏揚文教。在國子學增築了學舍1200間,招收生員3600人。廣征天下儒士為學官,能通一經的學士,都可以署吏。除儒學之外的書、算各科,也
在魏晉南北朝玄學和佛學的盛行中,儒家的經學曾受到衝擊,再沒漢代那種獨尊儒術的氣氛了。隋、唐的統一,經學儒術重新受到了重視,因為儒學是維護君主集權和國家統一的最好文化形式。高祖李淵說:“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乎周孔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唐會要》卷47)太宗李世民則進一步認識到儒學維護封建秩序的重要意義,並具體貫徹和實施了尊崇儒術、宏揚文教的方針。他說:“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烏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員觀政要》卷6)不過,唐初的尊崇儒術,並不象西漢那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在弘揚儒教的同時,同樣寬容佛道二教的存在。唐初推重道教,因為道教信奉的老子李聘也姓李,據說是李唐的同宗。這當然是一種附會,不過以此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同時也不排斥佛教,因而有儒、釋、道一同講學論道這樣的盛會出現。但是作為他們治道的根本,還是儒家的學說,以儒
陸德明的學術與唐初的這種政治氣氛相一致,他並不像漢儒那樣的專守五經,而是在深研儒學經典的同時兼通老、釋。《舊唐書·儒林傳》記載陸德明的著作有《老子疏》15卷,在《經典釋文》中,也有《老子音義》和《莊子音義》。把老、莊的著作與儒家的五經、孔子的《論語》並列在一起,而不收被後儒稱為亞聖的孟子,這在後來的經學家看來不可理解。其實,這正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特徵,《孟子》的出名,只是在宋代新儒學推崇以後形成的。
貞觀四年,陸德明這位經歷了陳、隋、唐三朝,學術道德文章成績斐然,受到三個朝代尊崇的大儒逝世了。他撰寫的《經典釋文》、《老子疏》、《易疏》都在唐初學術界流行。李世民看了《經典釋文》後,認為是一部難得的好著作,賞賜陸德明家屬束帛二百段。陸德明的兒子陸敦信,在麟德年間官至左侍極、檢校右相,封嘉興縣子。唐初的統治者,對陸德明這位三朝大儒,無論在生前或是在死後都是很優崇的。
三、釋群經音義 開經疏先導
陸德明經歷了三個朝代。從學術上看,東晉南朝玄學盛,佛教也大流行,文化高於北朝,但就傳統的儒家經學而言,反不及北朝的盛行。清代的焦循評論說: “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德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乃梁所造也。魏儒學最隆,經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焦循《雕菰樓集》卷12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南朝的重視儒學是從梁武帝蕭衍開始。蕭衍自己是個學者,既重儒學又崇佛教,因而改變了以往玄學家不講德經的風氣,梁陳兩代才有《儒林傳》可寫。北朝以北魏孝文帝和北周武帝重視儒學著稱,所以焦循說“魏儒學為隆”。其實,北魏和北周的重視儒學,實際效果不會超過南朝梁武帝的興儒學。只是北朝的經學格守漢儒的傳統,尊崇鄭玄、服虔的注疏而不加改變,故此受到清代重視考據的漢學家的推重。
陸德明生逢南北儒學統一的時期,他的學術傳統既是南朝的風格,同時也兼有了北方儒學的長處。他深研儒經又兼通釋老,重視傳統的經學箋注又長於析名辯理,這是南學的特徵。他遍釋群經,注重文字訓詁與名物考證,又是北方經學的特色,即東漢古文經學的風格。他的經學著作《經典釋文》就是這兩種風格交融的體現。一方面,他按照南方經學的傳統,《周易》以王弼注為本,《尚書》用孔安國注,《左傳》用杜預注。皮錫瑞說他“本南人,不通北學”,然而其書卻“為唐人義疏之先聲”(《經學歷史》207頁,中華書局1981版)。另一方面,他遍釋群經,詳考經字音義,“經注畢詳,訓義兼辯”(《經典釋文·自序》)。又是遵循的東漢古文經學的家法。
《經典釋文》集錄群經音義,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後來人們稱為“十三經”的,除了《孟子》以外都收錄進來了,再加上《老子音義》和《莊子音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這本巨著說: “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
這本書的可貴,一是保存了前代的大量有關經書的古音古義。此前除了某一經書的專門注疏以外,遍釋全部經書的著作,本來就很少。現在還流傳下來為後人所用的,比這本書更早的可以說沒有了。據《四庫總目》所載,只有一本殘缺的鄭玄撰的《駁五經異義》。鄭著本是批駁許慎的《五經異義》的,但這兩本書唐以後都失傳了,現在留存下來的一卷,是後人從《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以及鄭注《三禮》裏面采綴而來的,只能說是殘章斷簡了。另外還有一本《鄭志》) 3卷,題為鄭玄弟子撰,也是唐以後人集錄而成的。真正完整地記載經書古音義的最早著作,只有這本《經典釋文》。所以清人盧文(弓召)在重刻《經典釋文》的序言中說:“此書辟經訓之囗佘,導後人以途徑,洗專己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訛文賴以正,實天地間不可無之書也。”(同治三年武昌崇文書局版)
“博學詳說”,不存家派偏見,確是《經典釋文》的重要特色。該書既是解釋經學的著作,同時也是文學著作,因為它釋的是某經某字的音與義,同時也結合經文闡述一下義理,但主要的功夫花在文字上。與許慎的《說文解字》不同,它不是系統的字書,也不講字形與結構,而是結合經文,釋音釋義,同一個字有不同的音和不同的義訓,可以在不同的經文或章節裏反復多次出現。在經字的音訓方面,陸德明非常注意古今字音的變遷。他認為:“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甫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經典釋文·序》)經字的音訓,由於古今的變遷,師傳的不同,加上南北語音的差異,造成當時音讀的混亂,使後學者無所遵循,這是他發奮著述該書的原因。
陸德明系統地對古代經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同上)。鑽研經學而旁及九流百家諸子之學,比較其中字音字義的同異,並與《蒼頡篇》、《說文》、《爾雅》等古代字書進行校對,然後逐個地給經書的文字正音。在正音中,他系統地採用了反切注音的方法,這是前此的經注所沒有的。
對於古今文字音訓的不同,他根據具體情況,或者以古文字書的音訓來正時俗的訛謬,同時也考慮到時下已經普遍流行的字音,互相斟酌。“若典籍常用,合理合時,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可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眾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別”(同上)。這種尊重古注、又尊重當時語言習慣的指導思想,表現在經字的音訓中,既引《說文解字》等古文字書進行正音,又不完全信從《說文》。甚而“有以俗字為正文、而以正體為附注者”。盧文 (弓召)解釋說:“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 (《重刻經典釋文序》)時代是變遷的,語言字音也隨著時代變化,這是陸氏不完全採用古字正音的原因。他說:“餘個所撰,務從易識,援引眾訓,讀者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經典釋文序》)這種既遵規矩,又務實際的精神是可取的。
《經典釋文》的體例是先撰群經序錄,把某經書傳授的歷史、各個時代治此經的代表人物和學派以及現存的經籍版本情況,作個簡略的敍述,相當於一部簡單的經學歷史。然後分別撰寫各經音義,為節約篇幅,並不把各經的經文引下來,而只是標出某一經某一篇某一章的目錄,而後逐字注釋音義。只有兩本書把注釋的原文引錄下來了。其一是《孝經》,因為它是青少年發蒙就要習讀的,錄下原句是便於初學者查找。其一是《老子》,因為當時版本很多,而各種版本的章節次序又不相同,為避免混亂,也只好錄下全句再注釋。為了理解該書釋注的風貌,我們以《周易·乾卦》為例來看它釋經的特色。
“周:代名也,周至也,通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
“易:盈只反。此經名也。虞翻注《參同契》雲:‘字從日月’,正從日勿。”
“乾:竭然反……《說卦》雲:‘乾、健也。’此人純卦,象天。”
“元亨:許庚反。卦德也,訓通也。”
以上是對經名和卦名音義的釋訓,是以釋字音字義為主,同時又兼顧經義。如易字,《說文》:“易:蜥易,囗蜒守官也。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陸德明只取後一義,並採用虞翻的《參同契注》。當解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兩句爻辭時,《釋文》是:
“潛:捷鹽反。龍喻陽氣及聖人。”
“見龍:賢遍反。示也。”“利見,如字。大人:目肅雲:‘聖人在位之目’。” 他說見應該讀現,義為顯示。他不僅對經文進行音義注釋,對前人關於經的注解也同樣進行注釋。《周易》用的是王弼注,王弼對九二爻辭的注解說:“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 《釋文》:“離隱:力智反。”陸德明的目的是要使讀者讀懂經書本文及其注箋,所以把他認為有疑難的字一一作了音義訓釋。這個工作是他的前人還未做過的。如鄭玄駁許慎的《駁五經異義》,只是就某一段、某一句的經文義理進行論辯,少及字的音義,也不覆蓋全部經書。陸氏這個著眼基礎的釋音訓義工作,為後人解讀經書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漢代經學有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分別,兩個學派在學術思想上進行了長期的鬥爭。西漢以今文經學占主導,東漢以古文經學佔優勢,東漢末的鄭玄把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混一起來,成為遍注群經的大師,但他的基本立場仍然是古文經學的家法。古文經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研討經學時,以文字訓詁、名物考證為根本,因此古文經學的核心是文字學。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基本立場是遵照古文經學的方法,重點放在經字的音義訓詁,但他在釋經的過程中並沒有表現出古文經學的宗派性。因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師承不同,二家尊崇的經書的本子也有不同。如《詩經》,古文經尊的是《毛詩》,今文經則尊齊、魯、韓三家的詩注。又如《春秋》,古文經尊的是《左傳》,今文經尊的是《公羊傳》。再如禮學,古文經尊的是《周禮》,今文經則重視《禮記》,特別是《禮記》中的《王制》一篇。
東漢古文經學家以研究文字訓詁見長,在他們的文字學中,往往也貫徹了古文經的這種門派家法。許慎著《說文解字》,是清代漢學家眼中最權威的古字書,他遵循的就是古文經學的家法。清代段玉裁作《說文序》說:“其稱《易》費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所以今文經學家康有為在他的《新學偽經考》第九附有一篇《說文序糾謬》,指責許慎、鄭玄都是劉歆偽經的傳佈者:“欲偽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偽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篡孔子之聖統,慎之罪亦何可末減哉!”康氏的批評是從今文經學的宗派立場出發的,所以也未免偏激和武斷。文字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不應該糾纏在經學的派別紛爭中而影響其科學性。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則擺脫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派別之爭。他像古文經學家那樣注重經書的文字訓詁,但不局限于古文經學家尊崇的經注,因為他不是古文經學家,也不是今文經學家,而是隋唐統一之後,儒釋道相容並包的新的文化氛圍中新的形式的儒家經學。他有對前代人的繼承,但帶上了自己不拘一家的時代特色。《經典釋文》一直成為後代儒學家研究經學和文字學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前人論經學,往往只把儒學分為漢學、宋學以及清代重新復興的漢學,而認為唐人經疏沒有什麼創新,沒有什麼特色。從經學的角度說,唐人經疏雖然繼承的是漢晉的注箋,但是不再講今文古文的門派,更注重義理的辯析,為宋代新儒家講哲理埋下了伏筆。從儒學的角度說,唐人也以儒術為經邦治國的綱領,但不像漢人那樣“獨尊儒術”,也不像宋儒那樣吸取道釋思想再來排斥異端。唐人的經疏,兼采眾說,辯析名物,受玄學影響,編講疏和義疏,又是受佛教的影響。尊儒學而又兼收並蓄,重文教而又講求實在,正是唐初學術的最大特色。這種學術方針使唐代文化能得以繁榮,也是唐初政治、經濟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儒道兼修 不拘一曲
陸德明精通經學,可以說是正統的儒學家,但他同時接受了魏晉以來的玄學和佛學的薰陶,不像漢儒那樣注重儒家門戶,壁壘森嚴。他的思想,既推崇儒家的禮治仁政,也推崇道家的清虛自守。這種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學,既表現在他的著作中,也體現在他整個的學術生涯中。他一生經歷了陳、隋、唐三個朝代,因為學術上的名聲而受到當權者的禮遇,但他沒有參與過什麼政治活動,始終是一個學者淳儒的面目。他兩次隱居,不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俯仰,對於名利進退看得很平淡。進入唐朝以後,由於唐初統治者以一種博大的氣勢弘揚文教、重視文治,陸德明的思想也在這一個時期得到了恰當的表現。
《舊唐書·儒林傳》說:“近代重文輕儒,儒道既喪,淳風大衰。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囗,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立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道。”唐朝立國之初,爭奪天下的烽煙剛息,李淵就重立國子學,建立周公和孔子廟堂進行祭祀,以示對儒學的尊崇。李淵發佈祭祀周公的詔書說:“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唯茲二聖,道著群生。”(同上)李世民在登位以前,就注意廣羅天下德士文才。即位以後,進一步貫徹實行弘揚儒學,文治經邦的方針。陸德明適應唐初這種政治文化統一的需要,在他的經學注疏中,闡述了崇禮重教的儒家德治思想。
在《經典釋文》的序錄中,陸德明評論儒家的禮治說:“安上治定,莫善於禮。子大叔雲:‘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左傳》雲:‘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者之設,其源遠哉。”儒家的禮,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又是與這種等級秩序相聯繫的君主專制政治體制,同時還與忠孝仁義的政治倫理密切配合。如果說禮相當於電腦的硬體,仁就是這個系統的軟體。二者結合,核心是維護封建等級制的有序與和諧,這在自然經濟時代,也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保障。所以說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是社會和自然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是上下有禮、等級不可逾越;一
禮是儒家政治的核心,其餘詩書樂的文化是圍繞這個核心而共生的。《周易》用以講哲學,《詩經》是文學,《尚書》、《春秋》是歷史,在儒學看來,都是論述和闡揚先王治道的。陸德明評《詩經》說:“王者巡守則陳濤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詩是藝術,他把儒家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理想通過箋注的形式加以發揮,讓人們在一種審美感受中達到“厚人倫、美教化”的目的。
儒家重進取,他推動知識份子獻身社會,為王者的治國平天下而建功立業。儒家也重理想,他為人們描繪了一個君聖臣賢的堯舜之治的美好的理想社會,使一代一代的儒學家為之漚歌,為之信仰。而現實的封建社會
陸德明繼東晉南朝玄學流行之後,又經歷了幾個朝代變遷的人事滄桑,對於道家思想這些方面的作用是有深刻認識的。他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評論《老子》思想說:“班回雲:‘道家者流,清應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 因為釋儒家經典,主要是為治國平天下服務的,所以他首先闡述了《老子》思想對 “南面之術”的治道的功用。同時,他也讚揚莊子獨立特行的高尚人格:“時人皆尚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優遊自得。依《老子》之旨,著書十余萬言。以逍遙自然,無為齊物而已……莊生宏才命世,詞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玄,故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惟子玄所著,特會莊生之旨”。他認為郭象(子玄)對《莊子》的注解“特會莊生之旨”。因為郭象注把莊子的齊物、逍遙、返歸自然,與儒家的禮樂刑政綱和起來,提出“名教即自然”的口號。這表明陸德明自己的思想,也有儒道兼綜的傾向。
在宇宙觀上,陸德明接受了道家的“道生天地”的觀念。他在《老子道德經音義》中注釋說:“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道家的道是宇宙本體,不同先秦儒家講的道,只是道德倫理的文化根本。到了宋代理學家那裏,儒家引入了與道相關的理的概念,才使道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和《老子》的道相關聯的是“無” 的概念,因為道是不可見、不可名的,所以道又是無。魏晉玄學中,王弼從其中發揮出了“無能生有”的哲學思想。陸德明對玄學家發揮老莊的“談無貴辯”,採取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態度。
首先,他對豪門世族不學無術的清談表示反感。在《莊子·天下篇》注中他發揮說:“郭生前歎豪梁之塗說,餘亦晚睹貴游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複言也。”“貴游之妄談”,指那些豪門貴族的附庸風雅的清談,既無學術,又無思想,不能不“妄”。然而,他對《莊子》書中的“談無貴辯”,卻採取肯定的態度。認為在他的貌似玄虛的言辯中,蘊涵著深刻的哲理。“莊生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玄辯也”。(同上) “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這裏的“教”應該是魏晉玄學常指的名教。也就是說,莊子的虛無和儒家的政治倫理——名教,並不矛盾。實際上,莊子的哲學講的是人生哲學,探討人生的終極價值和意義。他之所以能“齊物”、“逍遙”,是因為 “自道觀之,物無貴賤”(《齊物論》)。指出了孜孜於名位利祿的世俗之人的愚妄。如果說他也可以和儒家思想配合,那只是當儒士“窮則獨善其身”時精神上有一個寄託。陸德明在人生哲學上依違於儒道之間,因為他是沒有進入政治的淳儒,不能不有這樣的兩種心理準備。
他在《莊子·驕拇》“而侈於性”一句的注釋時說:“王雲: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驕枝受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莊子·驕拇》的原文說:“驕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當乎形哉?而侈於性。”意思是說:並生的足趾和歧生的手指是出於本性嗎?卻超過了應得。附生的肉瘤是出於形體嗎?卻超過了本性。莊子以此批評儒家的標榜仁義,墨家講兼愛,名家講堅白同異,是在道德方面或才智方面超越了人的本性和自然,就象驕指、贅疣一樣。陸德明認為這裏是用以比喻人的才智德行,如果不是出乎自然,發自真誠,就會走向虛矯與做作,也就成了驕指贅疣。在這一點上,他與莊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陸德明是儒學家,但他不排斥異端,沒有“獨尊儒術”的偏見。他是經學家,但不講漢代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所謂家法,也不拘守當時的南學或北學。這正是唐代文化相容並包的博大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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