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宗匠司馬光
（1019——1086）
一、生於貴胄之家 勤奮好學忘寢餐
司馬光的先輩和堂兄六七人都是進士出身，他們多是好學之士，愛好詩文，其家族世代書香，“篤學力行”，是一個具有文化傳統和學問素養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馬光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貴胄之家和書香門第，又是在品行端方，為官清廉，很有素養的父親嚴格培育下成長起來的。
司馬池對子女的家教很嚴，他有3個兒子，司馬光最小，但他並不溺愛，從小就注意從多方面進行嚴格的教育，使他從小就養成了誠實、節儉和刻苦學習的良好習慣。有一次，司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給他剝皮，沒有剝開，就走開了，一個心靈手巧的女僕先用開水湯了一會兒，就剝開了，後來姐姐走來，問他是誰剝開的，司馬光謊稱是自己剝開的。這話被父親聽到了，便嚴厲地訓斥他說：“小子何得謾語！” 此後，他再也不說假話了。這時他只有五歲。許多年後，司馬光做了官，有人問他待人律己以何為重？他答的是一個“誠”字，再問他從何做起，他說：從不說假話做起。由於他以誠為一生處事的信條，後來的朱熹說他是“腳踏實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司馬光6歲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讀書，還常常講些少年有為，勤奮好學的人的事蹟來鼓勵他努力上進，使他逐漸養成了勤奮學習的習慣。開始讀書時，他不懂書中的意思，記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還不會，於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參加遊戲活動，獨自苦讀，直到爛熟為止。他懂得時間的寶貴，不貪睡眠，用一截圓木做枕，稱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滾動，他便立刻起來，開始讀書。7歲時開始學習《左氏春秋》，“大愛之”，剛聽老師講完，便講給家裏人聽，“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寒渴暑。”（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以下簡稱《年譜》）這樣，他到15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兩漢風。”（同上）並且學得很扎實，以至“終身不忘”。到成年以後一直保持著這種刻苦學習的習慣，儘量不放過一點學習時間，甚至在馬上，或夜不成寐之時，他不是讀書，就是思考問題。
他在學習上不只是死記硬背，更能開動腦筋，勤於思考，堅持了“朝誦之，夕思之”的誦讀與理解並重的方法。司馬光從勤讀善思中產生了學習的癖好，這在他後來的一首詩中寫道：“聖賢述事業，細大無不實，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寢餐。”（《傳家集》卷2）由於他勤於思考，很早就表現出自己的聰明和才華，在他7歲時，一天同幾個小孩在院子裏玩，院子裏放著一日盛滿了水的大缸，夥伴們正玩得高興時，一個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這種情景，嚇得紛紛跑掉。這時，只有司馬光十分冷靜，他搬起一塊石頭，擊破大缸，水流出來後，那小孩便得救了。這件事很快被傳佈出來，有人把它畫成《小兒擊甕圖》，在京都（開封）、洛陽一帶廣為流傳。
司馬光的家庭雖然很富裕，但在他父親的節儉之風影響之下，從小就不喜華靡，大人給他金銀美服，他不願接受。以至考中進士，去參加聞喜宴時，別人都戴了花，他卻不戴，當時一個同年告訴他，這花是皇帝所賜，不可違抗，他才戴上。以後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儉樸作風，“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1）。節儉作風在司馬光身上確是事實，人們從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馬光通鑒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紙竟是用過的廢紙，是先用淡墨將原來的字跡塗掉，涼幹後再寫書稿。這種節約的作風在封建士大夫中確實罕見，直到晚年，他還給兒子寫了《訓儉示康》，對兒子進行廉潔儉樸的教育。他在這封書信中說，穿衣無非是為了禦寒，吃飯無非是為了充腹。他舉出歷史上許多以儉樸而成大業，揚名後世和因奢侈而一事無成，甚至身敗名裂的事例，說明 “以儉立名，以侈自敗”的道理，告誡司馬康堅持儉樸的家風。作為一個讀書之人，司馬光對書籍十分珍愛，翻閱時小心謹慎，生怕弄髒弄壞，天氣好的時候，還取出去涼曬，因此，被他翻讀了幾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訓告兒子說：“商賈收藏的是金錢貨幣，我們儒生只不過有些書籍而已。”這種愛護書籍的習慣，也為讀書人樹立了榜樣。當然，司馬光的檢樸之風，比之千百萬勞動人民，不可同日而語。只是比他同一階級的許多人簡樸得多一些，可這仍然是值得學習和稱讚的。
二、宦游三十餘載 忠直清正敢進言
按照宋朝的恩蔭制度，中級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後人都享有補官的特權，司馬光的父親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歲的司馬光就得到了恩補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為將作監主簿。這個職位是很低的小官，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學習為主，一面幹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鍛煉。但是，受恩補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視，胸懷大志，飽讀經書的司馬光，畢竟不是平庸之輩，宋仁宗寶元元年（1。38年）三月，剛滿20歲的司馬光便一舉高中進土甲科，顯示了他自幼刻苦學習而造就成才的豐碩成果。這樣年輕就中了進士，在當時是少見的。中進士後，朝廷授他以奉禮郎，華州判官之職，他在華州任職不到一年，又隨他父親到蘇州做官，不久母親、父親相繼病逝，他按制度服喪數年，于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結束了五年的丁憂閒居生活，繼續做官，慶曆四年擔任了武成軍（今河南滑縣）判官之職，次年改任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治所在今河南東）縣事，在那裏一年多就得到了“政聲赫然，民稱之”的美譽，在此期間，他還利用政務之暇讀了許多典籍，寫出了歷史論文數十篇。自此以後，他更加熱愛史學，集中精力研究歷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評議歷史人物和事件，意圖從中探索歷代統治者的治國得失之道。
慶曆五年（1045年），27歲的司馬光被調到京城作官，改授為大理寺評事，補國子監直講，不久又遷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親生前好友、當時任宰相的龐籍推薦擔任了館閣校勘並同知太常寺禮院。館閣校勘是負責編校圖書典籍工作的職務，這對愛好經史的司馬光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職務，為他借閱朝廷秘閣藏書提供了方便，對於他經史研究十分有利。在這期間，他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並約同館閣僚友集體上疏請求把荀子和揚子的書加以考訂印行，不致使先賢之經典湮沒不傳。在同知太常寺禮院的職事中，他對於維護封建禮法制度也很認真負責。
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又在龐籍的推薦下遷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他從此擔任了史官的職務，在此期間，他更專心致志地研究史學，探求先賢治國之道，聯繫當時政治實際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後，他與當時很有名的官僚學者歐陽修、王安石、范鎮、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誼，他們之間志趣相投，使司馬光在學術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這時由於多次舉薦他的龐籍失去相位，出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知州司馬光也被調離朝廷，作了龐籍的助手，出任鄆州學典，再升任該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隨龐籍去並州沖太原市）任通判。在並州期間，司馬光感到自己官職卑小，不能在皇帝身邊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負，寫了一首送友人的詩，其中說：
我今三十餘，汩沒無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猶卑。
（《傳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為時所用。不禁感歎地在另一詩中說：“我年垂四十，安待無華欺？所悲道業寡，泊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傳家集》卷2《初見白髮慨然感懷》）。然而，他平生所懷“忠君、利國、養民”之志，卻時時不忘。當時的宋仁宗無後，到47歲還沒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為此事擔心，深恐將來發生爭奪皇位的宮廷內亂。但是，一般官員都怕惹怒皇帝，招來橫禍，不敢進言。對這樣的事，只有極個別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面進諫，當司馬光知道此事，並得知自己在朝擔任諫官的好友范鎮已開始上疏請儘快立嗣，他也立即寫了《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配合範鎮力爭早日建儲。他在上疏中懇切地詳陳利害，說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務”。並在上疏中最後強調說：“若失時不斷，悔之無及。”（《傳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義無反顧的司馬光竟不怕危險，又連上兩疏，決心以丟官和效死來竭力議爭。結果還是“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終者。”（《傳家集》卷58《與范景仁書》）他不得已暫時沉默下來。 ·
司馬光從20歲入仕做官直到68歲病死，其間除有15年時間從事《資治通鑒》編修工作，其餘30餘年擔任官職。在這30多年的政治活動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以一個忠君、憂國和直言敢諫的賢臣的形象表現了他的政治見解並以此顯揚於當世。特別是在他五年的諫官（西元1061—1065年）任上，認真履行了一個言官的職責，關心政事，對朝廷竭盡忠誠，五年之中，前後共上奏章177餘招，其中對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現他為北宋政權的鞏固而出謀畫策不惜嘔心瀝血。在這一時期，他的進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傳統的治國之道的要求進陳了“三言”、 “五規”。他的“三言”是指關係國
關於“正規”之諫，是在“陳三德”的基礎上進行規勸人君治理好國家，提出的一些補充意見。所謂“五規”，第一規謂之“保業”，勸誡皇帝要“夙興夜寐，兢兢業業”地求治，說明國家政權“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的道理。第二規謂之 “惜時”，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時機“立綱布紀，定萬世之業”，他把皇帝基業比做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將以傳其子孫的皇帝“實其基堂，壯其柱石，強其棟樑，高其垣塘，嚴其關鍵。”巨室築成之後，要求做到使其“亙千萬年無頹壞。”他說： “夫君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這段話表明了司馬光治國思想的基本觀點，完全是一派封建賢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規謂之“遠謀”，勸皇帝要有深謀遠慮，“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第四規謂之“重微”，勸皇帝時時警惕，做到防微杜漸，“銷惡於未萌，洱禍於未形。”第五規謂之“務實”，強調“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凡一切政教設施，必須講求實際，做到“撥去浮文，悉敦本實。”以上五規均以“保業”為目的，其餘四規都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具體途徑。
“三言”，“五規”的提出，構成了司馬光治國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論思想之綱目和明確的施政綱領。這些建議雖不曾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用，但卻在統治者集團內部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繼續懇請建儲。這是司馬光為諫官之後所關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諫官之前，他曾接連三次上疏，力陳早日建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諫官後的第一次面見仁宗皇帝，就當面提醒他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2）仁宗帝也當面讚揚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是事隔很久，仍未實行，為此，司馬光又繼續上疏，催促仁宗接納他的請求，結果終於使仁宗帝下了決心，把他的奏章發送中書省會議定實行。事隔不久，仁宗將其堂兄濮安懿王趙永讓的第13子趙曙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仁宗就死了，遺詔命趙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這個關係到統治核心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在司馬光的努力下，終於得到了解決。
第三件大事是調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內部矛盾。宋仁宗於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趙曙於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諫官期間，本著“安國家，利百姓”的原則為民請命。司馬光有較長時期在地方做官，對老百姓的困苦有所瞭解，他有一首名為《道傍田家》的詩，道出了農民的艱苦情況：
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
翁攜鐮索樞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靜夜偷春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皇朝文鑒》卷21）
這首詩的內容表明司馬光對下層農民的疾苦是很關心的，他對城市貧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詩中寫道：
因思聞井民，糊仰執薄技。
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
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匾。
敗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視。
（《傳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紀事呈同舍》）
鑒於這種情況，司馬光想到自己負有解救斯民之責，深深感到有愧於心，認為必須設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溫飽，於是又寫道：“一夫有不獲，伊尹深為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困倉稠。”（《傳家集》卷32，《言蓄積劄子》）很想在這方面實現他的願望。他在諫官任上，除了關注于鞏固國家基業的大事之外，也本著“國以民為本”的原則，進諫了一些要求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根據孔子“節用而愛民”的思想，請求統治者帶頭崇尚節儉緊縮財政開支，禁止亂攤亂派和懲治橫徵暴斂之官，同時還要求統治者愛惜民力，不要濫征百姓當兵。遺憾的是他的這一番苦心獻策，卻未得到採納。以上諫議，雖然是本著忠君、利國、養民的儒家政治原則，為統治階段的根本利益著想，但比起當時多數昏庸腐敗貪戾的統治者成員來，算得上是一位為民請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三、編修《資治通鑒》 史學成就稱高峰
司馬光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為祖國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增添了一部閃爍著光輝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鑒》，此書是一部294卷、三百多萬字的巨著。他平生篤好史學，自青年時代就開始研究歷史，寫出了許多有見地的史學評論，並立志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網路眾家之說，成一家之書。通過長期對歷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認識到，治國平天下者必須熟讀歷史，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他說：“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傳家集》卷17，《進通志表》）又說：“治國安邦，不可不讀史。”在編寫《資治通鑒》之前，他就寫成了戰國至秦二世，名為《通志》的歷史八捲進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個愛學習歷史的人，他“欲遍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高抬貴手”（《傳家集》卷68，《劉道原十國紀年序》），這就使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得到堅強有力的支持。他決心編好這部著作，為帝王治國安邦提供一部切實可用的“高抬貴手”。他對英宗說：“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曆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迄於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系眾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戒者，佳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同上）。這是他對《資治通鑒》的編寫目標的合理的設想。就是說，他計畫以編年體的方式來編寫這部書。對於卷帙的長短，是為適
原來，在宋仁宗嘉祐年間他就開始了編寫《歷年譜》一書，採錄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稽古錄》卷16，《歷年圖譜》），用《春秋》一書的編寫形式，分別編排略記了每個朝代及分裂時代各國之歷史大事。全書共記錄了1362年歷史，共分為5卷，這部書已經形成了編修《資治通鑒》的提綱的雛型。接著，他又花了兩年時間，在取材上以《史記》為主，兼采他書，基本上按照《左氏春秋傳》之體例，編成了《周紀》5卷，《秦紀》3卷，取名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進呈英宗，這部書的內容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 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亡為止，對“戰國七雄”的“興亡之跡，大略可見”（《傳家集》卷17，《進通志表》）。英宗看了，非常讚賞，接著便正式命他負責編寫《資治通鑒》，由於此項工作的工程浩大，“私家力薄，無由可成”，請求找兩個助手進行協助。不久，英宗病死，繼位的神宗也愛歷史，重視歷史經驗，他認為這樣的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乃命名曰《資治通鑒》。並親自預作了書序，叫司馬光在書成之日，將此序文編進去。這樣他便在最高統治者的有力支持之下，更加充滿信心地從事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修史工作。
接著又在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下成立了編書局。下一步工作就是物色人才，協助編書，司馬光慧眼識才，他選出了兩個很有史學才能的人，一個是年僅35歲的劉恕。劉恕（1033—1078年），字道原，筠州沖江西高安縣）人，此人自小酷好歷史，是一位歷史知識十分豐富的飽學之士，被授為同編修，後遷著作佐郎。另一位是劉囗（1023—1089年），字貢父，自號公非，臨江新喻（今江西新餘）人，此人也是一位博學之士，曾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宋史·劉敞傳》）。他不但精通六經，還能“讀典墳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典”（《欒城集》卷28，《劉囗中書舍人制》）。在參加書局之前，他就同其哥劉敞，侄子劉奉世同著有《三劉漢書標注》 6卷，自著《東漢刊誤》4卷，《五代春秋》15卷，《內傳國語》20卷，《經史新義》） 7卷。後來，他因出任外官離開了書局，走後，他的工作由范祖禹接替。范祖禹（1 041—1098年），字淳甫，成都華陽（屬今四川成都市）人，嘉八年（1063年）進士，此人自幼“閉門讀書，未嘗予人事”（《宋史·範鎮傳》附）。他“智識明敏，好學能文”（《傳家集》卷45《薦范祖禹狀盯，他精通唐史，曾自著《唐史》12卷，《宋史》說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鑒》公”（張端義：《貴耳集》），後來宋高宗說：一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意量，讀《唐鑒》知范祖禹有台諫手段”（《范大史集》卷41），上述諸人都是很有知識和才華的高水準歷史學家，他們為《資治通鑒》的成書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此外，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參加了書局，負責檢閱文字的工作。
《資治通鑒》從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成立書局正式進行編寫，至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完成，共歷時19年，全書內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之外，尚有野史、傳狀、文集、譜錄等222種，由司馬光總其事，劉囗、劉恕、范祖禹等人各就所長，分段負責，第一步是從浩瀚的史料中選取排比材料為“叢目”，對“叢目”要求史料齊備，時間清楚；凡與時事稍有關聯的，就要求儘量依次增附，由編修人員負責收集自己分工範圍的資料，進行選取和排比編寫而成。第二節是編寫“長編”，長編就是把寫叢目時編排的資料全部檢出，經過認真分析，鑒別；考證異同，去偽存真之後，進行綜合歸納，重新整理成篇。編寫長編的原則是“甯失于繁，毋失於略”。最後是刪改定稿，由司馬光自己負責，就是在“長編”的基礎上進行刪繁削冗，修辭潤色，最後總其大成，完成定稿而成書的。從叢目到長編再到定稿的三個步驟，是司馬光對歷史編纂學的創造性貢獻。《通鑒》的成書，可以說是司馬光畢生心血的結晶，因為這部寶貴歷史文獻之所以能夠完成，是他從成年以來長期從事史學研究的最後碩果，僅從他“立志成一家之書”算起，包括《歷年圖譜》和《通志》的寫成，到《通鑒》的最後完成，共用了30年的歲月，正如他在《進通鑒表》中所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在此書最後完成的第三年，他就與世長辭了。
《資治通鑒》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它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成就空前的貫通古今的編年體通史，它的年代，起迄長達1362年，全書三百多萬字，在內容上它除了著重記述了以政治、軍事為主的“治亂興衰”的歷史，同時對經濟、文化方面的歷史亦有所略述。它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構思精密，主題鮮明，重點突出，編次有序，刪繁求精，“不漏不煩”（《傳家集》卷17，《進資治通鑒表》）。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練明暢，使人閱讀起來覺得鏗鏘有聲，韻味無窮。此外，《通鑒》也是一部富於文彩的佳作，它的文字簡樸生動，寓意深刻，其文學價值高，寫得生動感人，耐人尋味。
正是因為《通鑒》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所以歷代學者對它的評價很高。宋元之際的封建史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 “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這部歷史名著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座豐碑，司馬光也不愧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歷史學家，直到今天，《資治通鑒》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和史學研究價值，繼續閃耀著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創建理學有地位
司馬光不僅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國古代傑出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儒學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贊》中把他和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同尊為北宋理學“六先生”。由此可見，在理學形成和發展的初期階段，司馬光是居於重要地位的開創人之一。只是由於他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在學術上也主要是篤志于史學研究，對理學的貢獻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樣宏富精深。然而，他在經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實踐和為人處事中完全是以一個儒家的身份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的。況且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卷首的《序錄》中說：“小程子（程頤）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標準來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馬光確實是一位純厚的名儒大賢。
我們稱司馬光為名儒大賢，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說明。
首先看他的學術思想。無論從《司馬溫公集》所收錄的著作中，還是從《資治通鑒》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內容。司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資治通鑒》及其他史學著作之外，儒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論》，《中和論》，《孝經指解》，《易說》，《注系辭》，《注太玄經》，《揚子淺釋》，《迂書》，《潛虛》，《大學中庸義》，《原命》，《說玄》等等。他退居洛陽的15年期間，同程顥、程頤、邵雍等理學家往來密切，在學術活動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從事義理之學的研究，上面舉出的那些著作，就是他在這個時期除《通鑒》之外的主要著作。綜合起來看，他的理學思想主要表現於以下幾方面。
（一）“天命論”思想。司馬光也相信“天命”，他說：“天者，萬物之父也。” “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迂書·士則》）在他看來，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因為他能賞善罰惡。所以人類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還說：“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同上）認為人的貧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來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關係上，他並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說：“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揚子淺釋》）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濟”和“天人相助”的觀點。他說：“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同上）“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迂書·天人》）這說明，在天人關係上，司馬光也繼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並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託於天命，特別是對征服自然的生產活動，他十分強調人的作用。
（二）理學思想。
對於理和氣的關係，司馬光主張以理為本。他說：“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成性，性以辯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潛虛》）就是說，司馬光把“虛”看做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質性的 “氣”看做是產生萬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為“虛”生“氣”，“氣”生萬物，天地萬物和人、事都根源於“虛”，產生於“氣”。“虛”是根源，“氣”是質料，再經過演化而成萬物之體，體又各有性、名、行、命。作為萬物之本原的“虛”，是指無形無象的精神本體，這個精神本體實質上就是理學家們所說的“理”。在理事關係上，他主張以理為本。司馬光說：“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 （《迂書·無怪》）前半句話是說，凡一事皆有一理，後半句是說，既然事事皆有其理，那麼，沒有某事的理就沒有某事的出現。總起來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這個觀點和二程的觀點是一致的。
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處。二程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卷25）認為格物就是窮理。司馬光說：“格猶扡也，禦也，能扡禦外物也。”為什麼要這樣來解釋格物這個概念了司馬光說：“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趨之也。”（《致知在格物論》）他認為，人們雖然都喜歡善，不喜歡惡，以是為慕，以非為羞，但實際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聖賢，實在不容易，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受到外物的引誘和蒙蔽的緣故，所以必須抵制外物的引誘才能做到去惡從善，去非存是。司馬光說，他訓格物為抵制外物對人的侵害，也是為了更好地求得知識，因為只有能抵制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誘，才能獲得知識，他是從修養論和認識論一致的前提下，講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馬光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本是一致的。
對誠意、正心的問題，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對《大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夠“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其中，他著重對誠意、正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講述。司馬光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無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答秉國第二書》）把“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講得十分言簡意賅。講到誠的重要性時，他說：“君子所以感人者，其為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書》）司馬光自己很重視待人以誠，他說：“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2）說到“正心”，“司馬光認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又說：“小人治跡，君子治心。”（《迂書》）在如何治心的問題上，司馬光說：“帥庸》所謂中者，動靜雲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皆雖為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答秉國第二書》）使語言行為不過分，無不足，達到“適中”，恰到好處，就是治心之術。
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是理學家們對修身治國的“君子”“賢人”之基本要求，所以討論得很多，司馬光也不例外，他在這方面的見解，對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響。
對性理問題，司馬光不主張講得太玄妙。他說：“《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跋懸而不可及，積瞀而不能知，則晝麗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書》）他認為，有些人把性理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弄得人們神智不清，不過是欺人之談。其實，所謂理，無非是個是不是的問題，所謂“命”，無非就是決定人的材質（本質）的那個東西。他對性理問題雖然講得不多，但比較切合實際。
五、立身處事有則 道德文章啟後人
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有如下評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這是對司馬光個人品德的一個簡要概括。這個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說前面提到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這就是事實。他居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騎過的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卷11）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他做官直言敢諫，為人處事“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嘗有餘裕。”（同上卷12）修《資治通鑒》能據事直書，不為尊者諱，該褒則褒，該貶則貶，儘量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據實直書。在治學態度上刻苦踏實，學而無厭，敢於攀登高峰。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歸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樣說就怎樣做，只要認為是應該做的，堅決做到底。在生活上養成了崇尚節儉的美德；不講奢華，不貪而好利。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據可查。
司馬光的憂國憂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憂的國雖是皇帝的國家，但他所憂的“民”主要還是封建統治下的勞苦大眾們，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當然不會懂得勞苦大眾的苦難根源，但他反對殺雞取卵的暴政，反對貪污腐敗，對生活於苦難之中的下層勞動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後，黃庭堅有挽聯雲：“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資治通鑒》就是本著“敘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窮探治亂之跡”的精神編寫出來的。
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上，司馬光是反對派。對這個問題也應當實事求是進行具體分析。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確實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但他作為
在變法問題的爭論中，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著想，但王安石著眼於“開源”，司馬光著眼於“節流”，兩人都沒有提出如何推動生產發展的有力主張，而“開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過改革，把“聚斂之權歸之公上”，達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的目的。“節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減冗費，限制以皇帝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揮霍浪費。就這一點說，司馬光的主張不無道理。況且，由於王安石執行新法中用人不當，產生了與其本來願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就個人感情上說，司馬光和王安石早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對王安石十分欽慕，在《辭修起居注第四狀》中說：“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王安石相去遠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嘉伯年間，二人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後，兩人又同居翰林學士之職，彼此相敬重，相處“特友善”，他們和呂公著、韓維四人，當時被稱為“嘉祐四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1）。甚至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之後，他們在感情上並未完全破裂。司馬光一直認為：“介市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傳家集》卷63，《與呂晦叔第二簡》）王安石變法失敗罷相之後，也還稱讚司馬光為“君子人也”（曾敏行《獨醒雜誌》卷4，轉引顧奎相：《司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
總之，作為封建時代一位偉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馬光，不愧是一代名儒大賢，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許多方面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可供學習和借鑒的精神遺產。對於他的局限和不足之處，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以對待。
主要參考書
1．宋史·司馬光傳》
2．《宋元學案》卷7、卷8《流水學案》
3．《司馬溫公集》
4．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
5．《傳家集》
6．《皇朝文鑒》
7．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1
8．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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