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畸人廖平
(1852—1932)
推倒一時,開拓萬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虛!
這是近代經學家廖平自署楹聯。「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好大的口氣!他確實以大無畏的氣概,將古往今來經學史上一切界限和籬樊推得乾乾淨淨,開闢了一個沒有門戶之爭、無比廣闊的研究領域;他甚至掃除了學術史上儒家與百家,甚至與釋道的區別,欲建立一個熔三教於一爐、合諸子為一體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經哲學。這樣大的勇氣,這樣大的構想,真是千古一人,曠世宏論!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與願違,雖層變其說也不能自適,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於六次改變自己的學說;他一生尊孔讀經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儒家經學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哀鳴。他——廖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經學畸人。
一、寂寞農家子 苦讀事筆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號四益,繼號五譯,晚號六譯。清咸豐二年(1852)生於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卒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中國古典經學的最後一位大師。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隨著“湖廣填四川”的人流遷入四川,幾經轉折才定居于井研縣鹽井灣。這裏,既無平原沃野之饒,又無川澤舟揖之利,舉目一片荒涼,滿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後,教育缺乏,自明曆清,了無聞人。廖氏家族遷入這裏,也是“四百年間無顯者”(《廖平年譜》,下引,不復出注。)所幸人丁興旺,家族頗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農耕、商販為業。直到清朝末年,才出了個讀書人廖平,一舉成為名儒,光宗耀祖,還給鹽井灣這個俗裏俗氣的小鄉鎮帶來了“研經”灣的雅號。
廖平的父親名複槐,號繼誠,為人正直,識字不多,卻深明大義,常常排難解紛、周人急難,很得鄉親信任。早年為人放牛傭耕,後來年掙月積,在鎮上開了自己的一家磨房,繼又增開了一家糕餅店,操持著“一擔穀子三斤米,一張薄餅一銅錢”的小本經營。夫人雷氏,是個小腳,但為人嫺靜,精於女紅,紡紗績麻,無所不通。除了負責一家大小的穿戴,還出售些剩餘產品以住家需。這對勤勞的夫婦男耕女織,早出晚歸,艱難地哺養著6個兒女,廖平就是他們的第四子。日子雖然清苦,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歲時,連續兩年天旱,收成銳減,廖家磨坊和燒餅鋪也難為無米之炊,只好關門大吉。災荒四起,餓殍遍野,咸豐九年(1859)九月李藍起義自滇入川,鹽工饑民,踴躍加入,川南川西,盡為廝殺之場。井研縣城,被圍得鐵桶一般,70餘日,不得解圍。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據守山寨;貧苦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親一肩挑了家當,帶領一家外出逃難;母親背負老五,懷抱廖平,一路驚驚惶惶,躲躲藏藏,最後來到仁壽縣大願寨,砍樹割茅,造棚棲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於對富豪之家張燈結綵的羡慕,自作燈籠,不慎失火,一爿茅屋化為烏有。生活異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調湘軍入川,起義軍退出井研,兵火暫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與餅店早已蕩然無存。廖平一家從瓦礫場中拾來殘磚短椽,壘屋棲身。複東借西貸,得30吊錢。免強重理舊業。廖平父親吃苦耐勞,母親又善於持家,三個哥哥也都長成精壯小夥,在廖父的督領之下,這個流離失所的家庭,居然又紅紅火火地開張起來。廖平因年幼幫不上忙,被送往師塾念書。這也許完全出於父親需要一個能寫會算的帳
廖平祖上既非書香,為人也不明敏。他天資平平,記憶殊差,每天背課之時,他總是結結巴巴,面紅耳赤,十分尷尬。在科舉填括的時代裏,記誦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許多讀書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領,可是,這個全家勒緊了褲腰帶送來念書的小學生卻在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為失望,於是令其退學。看見別的孩子高高興興上學,廖平自然不會甘心。一天,他拿了釣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誠地發願說:“如我將來讀書有成,祖宗當保佑我約得兩尾鯉魚。”出門垂釣溪澗,果然釣得兩尾紅朴樸的大鯉魚,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裏人也興奮異常。廖父望著還撲騰撲騰彈動的紅鯉魚,認為祖宗真的顯靈,孺子可教,於是烹魚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牽了廖平再投塾師,請免其記誦。從此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為富有特色的經學家,原因也在於此。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複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經學初程》)這個釣魚得魚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從棄學中拯救出來,同時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學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轉機,因此他後來為學有成後,還深情地題其室日“雙鯉堂”,以志紀念。
轉瞬之間,廖平已長成十四五歲的少年。這時,廖家娶了兩個媳婦,添丁加口,廖平又在鎮上開了家茶館。為了平均勞作,廖平再次停學,手持茶壺在茶館裏跑堂。一天,廖平摻茶時不小心將水濺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憑這位斯斯文文的小茶倌怎樣認錯、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饒不依,羞辱謾駡,糾纏不休。慚愧、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餒在其中也;學也,祿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記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意識到一個平民子弟,要改變命運,出人頭地,必須發憤讀書、一舉成名。於是在招牌上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憤然離去。家人得知,四出尋找,結果在一座破廟中找到了他,人們發現他兀自一人在那裏捧書苦讀。諸兄大為感動,一起勸廖父讓他重修學業。此後諸兄自動延長勞動時間,以代替廖平。母親則在每餐應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積少成多,以供“束修”。親人們無私的奉獻,令廖平感動不已,為學更加勤奮。為了避免人事的煩擾,他把被蓋搬入廟中,象個苦行僧一樣,孤館清燈,四季不倦。為防惰心,他常將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課桌。一次,廟僧饋贈玉米餅,外搭一碟紅糖,廖平目不離書,且蘸且食。吃完後,和尚出來收拾盤碟,見他滿嘴墨汙,一盤紅糖卻絲毫未動,而墨盤卻被他醮食得幹於淨淨了。16歲時,娶妻李氏,逢年過節,小夫妻回娘家,夫人小腳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開一段距離後,取出書籍閱讀,等夫人趕到,再如法炮製。其意其專,一至於此!
鹽井彎鄉窮地僻,缺乏書籍,借讀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羅放佚,克服缺書少紙的困難。他在廟中讀書時,常有一些老人來廟裏焚化字紙,以“積陰德”。廖平常上前幫忙,若發現有可讀之書、可用之紙,他就揀出留下。就這樣時時處處,點點滴滴,日積月累,使他在四書五經之外,又增加了許多旁的內容。後來在關鍵時刻,這種旁門學問還幫了他的大忙。
二、執禮尊經兩師長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季節裏,廖平同一隊隊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夢的莘莘學子,擔著行囊趕考來了。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參加院試,考秀才來了。以廖平的學識而論,早該中秀才了。然而考試場中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應考準備是否對路、精神狀態和臨場發揮的好壞以及考官的賞識與否,都對金榜題名有著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項運轉失靈,都會使考試功敗垂成。因而歷史上有許多飽學之士常常是科舉場屋的失敗者。加之科舉考試自明朝定為八股文取士以來,形式僵化,死記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討厭的。因此,兩年前的初次考試,已使他嘗到了失敗的滋味,於今憶起還惴惴不安。不過,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換了務實學的張之洞。張氏其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的洋務派首領,不過那是後話,他此時正以新任學政的身份蒞臨四川主考。廖平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們,有位道台父親、狀元哥哥,自己也是
光緒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參加科試,廖平又雜以文字學知識,大蒙張之洞矜賞,被選調尊經書院學習,享受公費待遇。尊經書院,是今四川大學的前身,由張之洞組建于光緒元年。這是一所對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業起過重要作用的高等學府,論者常把它與文翁石室相提並論。四川自西漢文翁創辦石室以興郡學以來,人文蔚然,素有人傑地靈之譽。兩漢辭賦,唐宋文章,天文曆法,大易玄機,蜀學常常卓出震響,飲譽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學人除時文制藝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處西南一隅,消息閉塞,風氣不開,於是士風日下,蜀學一蹶不振。張之洞督學四川,創辦尊經書院,雖難免封建官僚標榜風雅的私心,但從客觀效果看,也確實起到了作新人材。改變風氣,重振蜀學的作用。張之洞在《創建尊經書院記》中述其辦學宗旨曰:“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也…… 輾轉流衍,再傳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張之洞為書院訂章程,立制度,購圖書,延名師,嚴嚴整整,蔚為壯觀。還從各府縣學抽調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書院頓時成為全蜀矚目的高等學府。廖平就是這個學府中第一批高材生。事隔60年後,龔西台說:“清朝二百餘年,大江南北,學者如林,四川獨無一人列入著作之林,可謂大恥。自尊經設立,人材輩出,
在尊經書院裏,廖平再無衣食之憂、缺書之苦。那裏環境幽靜,藏書豐富,對於廖平,真是如魚得水。他生活簡樸,身穿母親織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飯也捨不得買菜,將公俸膏火省下帖補家用。在學業上卻從不落人之後,兢兢業業,如饑似渴。凡書院所藏,他都精讀三遍;在市上遇上好書,必節衣縮食購置;若遇他人私藏善本,也儘量好語借回,口誦心記,有時還抄錄留存。勤學和善思這一對 “風火輪”,載著廖平迅速地向“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的殿堂挺進。
入尊經書院前,廖平獨愛宋玉子[注]書和唐宋八大家文[注],學的主要是些義理文章。進書院後,張之洞以紀阮兩文達[注]之學相號召,並親撰《書目答問》、《囗軒語》指導諸生,要諸生從目錄學入門,以文字學為根基,由小學通經學,由博而返約。這使從前盡記些“起承轉合”、“之乎也者”的土子們,頓覺耳目一新, “於是穎異之士,如饑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遂沛然若決江河……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這些“穎異之士”中的佼佼者。在進入尊經書院的頭幾年裏,廖平系統攻讀了《說文解字》、《爾雅》等訓詁之書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覺得字字有意,遠勝唐宋文章。於是將心得寫成《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榮波既諸解》、《上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解》等考據文章,載人《蜀秀集》中。遂成為張之洞鍾愛的五大弟子之一,與張祥齡、楊銳、毛瀚豐、彭毓嵩同號 “蜀中五少年”。
不過,廖平並沒有沿著恩師指定的乾嘉考據之學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個思維型腦袋,為學善思,注重獨立思考,由思進而養成好疑的勇氣。通過進一步學習,他逐漸發現考據之學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點,考得枝葉而丟失了義理。認為: “經學自小學始,不當以小學止。”(《經學初程》)在打下小學基礎後,他不甘停留于小學考據。於是取諸子百家之書讀之,又覺義理繁富,別有洞天。廖平為學又從小學上升到明理通經的義理之學。後來他回憶其事說:
予幼篤好宋玉子書及八家文。丙子(1876)從事訓詁文字學,用功甚勤,博覽考據諸書。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泛,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至此一變矣。庚辰(1880)以後,厭棄破碎,專事大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為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經學初程》)
尊經書院時期,對廖平學業影響最大的另一位恩師是王闓運。闓運是當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於詞章,品學皆優。張之洞創辦書院,剛具規模,便於光緒二年(1876)十月離任回京。書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以出人材的工作,則是由王闓運完成的。王於光緒五年(1879)來任山長(院長),當時書院已缺主講兩年,王的到來,對於書院諸生,無異於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諸生喜于得師,勇於改轍,宵興旦輟,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後,他與“五少年”之一的張祥齡常常向王闓運執經問藝,每至夜深。初時,闓遠見廖平粗衣布鞋,土裏土氣,不善言辭,對他不甚重視。後見他為學勤奮,見解深刻,於是刮目相看,成為至交。春秋佳時,師徒數人常郊遊覽勝,風流倜儻;若或學業有成,更是師徒同樂。這些都常見於王閣運那臉炙人口的《湘綺樓日記》之中。光緒五年六月,廖平與同學八人從闓運出遊,《日記》中曰:“從曾園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聽雞鳴。”同年九月,廖平等報考舉人,《日記》說:“今夜放榜,與季平坐談至三更,季平醉去,餘就寢。半覺聞炮聲,起披衣,未一刻,報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皆餘所決可望者。…頃之,季平等入謝,已雞鳴矣。談久,乃還寢。”幾天後,王率新科舉子出南門,訪百花潭,公宴於二仙庵。諸生題名志喜,王題詩其後:“澄潭積寒碧,修竹悅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雲林。”文章風流,極一時之盛。
王闓運前前後後在尊經書院執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離受學7年。7年中,王對廖平厚愛獨多,廖平在學業上也受王影響至深。王闓運為學主今文師說,廖平也從今學入手,並終身保持以今文學為主要歸墟;王當時主治《春秋》學,認為“《春秋》擬《易》而作,聖人之極功,終身研之而不能盡”(《王香綺年譜》),廖平也從《春秋》著手,一生以《春秋》學著作最多;王以禮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禮制區別今古同異,後來劉師培稱讚廖平“明於《春秋》,善說禮制”的兩大特點,幾乎都來源於王闓運的影響,當然廖平並不亦步亦趨,恪守師法,唯老師馬首是瞻。當時王主治《春秋公羊》學,撰《公羊春秋箋》;廖平則專攻《春秋谷梁傳》,屬稿《谷梁春秋古義疏》。他思維明敏,時有新論,從不蹈襲舊說,無論出自前賢古人,或是近人恩師,只要有未契於心者,他都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不僅讓嚴謹的古文經信奉者張之洞大為惱火,屢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相戒;就是為學比較靈活圓通的王闓運也不無擔憂。王闓運在離川與友人書中說:“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廖(平)劉(子雄)明慧,深淺不同。而兼併輕躁,因時箴之、以進大道,則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說廖平“每變愈上,不能自止,蓋其意在勝湘潭。”廖平本人對這種諸難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實,非求勝人,但不能調青不能勝藍也。”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當仁者不讓于師,廖平可謂兼有之矣!
三、推倒一時 開拓萬古
光緒十二年(1886),王闓運攜眷離蓉,結束了他總領巴蜀風騷的生涯。廖平也學成高院,主講于井研來鳳書院。這年廖平《今古學考》出版,開始其經學一變。在書中,廖平以禮制區分經今古文學,認為古文學是孔子早年“從周”之學,今文學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學。其善別今古,被譽為“魏晉以來,未之有也”。書出之後,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同聲稱讚。他經學功底深厚,門徑明晰,一代經學大師的形象已呼之欲出。這年,廖平還擬定《十八經注疏凡例》,欲建立一個有別于傳統《十三經注疏》的“蜀學”體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義疏》11卷,以《王制》為綱領,專門發明漢人古義,使千載墜緒得以發揚光大,成為一部足以取代晉人范甯《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於十二經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無書,廖平此書正可填補空白。廖平對此書也頗為自負,相傳張之洞為山西巡撫,廖平曾去探望,席間論及學問,自矜曰:“倘使《谷梁》書成,不羨山西巡撫!”為張所壯。少年得志,遂發宏願,除了要遍注十三經外,還欲將《大戴禮記》、《國語》升格,將《王制》、《大學》、《中庸》獨立,合成十八經,統統新注新疏。可惜這個計畫後來沒有實現。
他生性沉靜善思,好立新說。當人們還津津樂道其舊說時,他已改轍更說,放棄甚至反駁了自己的舊說。廖平在光緒十二年剛剛完成一變,次年就開始了他的經學二變,從平分今古轉而為尊今抑古,認為古文經是劉歆等人篡亂的偽學,只有今文經學才是孔子真傳。僅隔三年,他已分別寫成了《知聖篇》、《辟劉篇》兩部書稿。光緒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進士。當授知縣,以親在蜀,請為龍
康有為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的首領。可是此時此際,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講于廣州長興學舍。他博聞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說經,早先本崇奉古文經,酷愛《周禮》,當時正取材《周禮》作《政學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後塵,從《周禮》中找出救國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禮》這部先秦舊典,儘是設官分職的宏規大矩,卻沒有一星半點微言大義,於是穿鑿殊難,附會不易。因此他的《政學通考》,雖屬稿有時卻迄未完成。光緒十四五年間,他從沈子豐處得讀廖平《今古學者》,十分佩服,“引為知己”。聽說廖平市遊羊城,遂要約黃季度一同來廣雅書院訪問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熱,綢鳴蟬噪,令人心悶。然而這三個年輕人卻並不覺得,他們手搖摺扇,口談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廣雅書院的林蔭小道上,人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處,取來《知聖篇》、《辟劉篇》兩書稿本相贈。這兩本書立論實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蘇州時,他曾以其中個別問題問于俞樾,見這位博學的古學大師也不能置對,於是始自堅新說。及至廣州,見康有為是個知己,才將全稿出示於他。不料康有為也不能接受,“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責廖平“好名騖外,輕變前說”,禁告他“急當焚毀,否則入籍”!廖平谷以面議後“再決行止”。廖平回訪康有力于廣州安徽城南會館,反復曉以“秦焚書未亡六經”,證明今經為全,後出古經為偽,結果“兩心相協,談論移晷”(《經話甲編》卷2)。康有為見抑古之說便於推倒陳規陋習,掃清改革道路;尊今說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論,於是翻然頓悟,“乃盡棄其舊說”,改崇今文,棄《周禮》而治《公羊》,於是成為近代《公羊》學大師。熟知這一公案的康氏弟子梁啟超說:“有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並研(廖平),不可誣也”(《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即其證明。
廖平離開羊城至武漢,再轉江輪四川。康有為則將半部《政學通考》的殘稿鎖進抽屜,在《辟劉篇》的指引下,督課陳千秋、梁啟超眾位弟子,日夜網羅材料,運用目錄、版本、校勘等知識,以及大膽假設、穿鑿附會的技巧,在廖平還盤桓於入川途中之時,一部循《辟劉》旨意寫成的《新學偽經考》已倚馬成書,洋洋灑灑 40萬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動”!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聖篇》旨意寫成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問世。數年彈指過,而廖平的兩本書卻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辟劉篇》才改訂後以《古學考》之名正式出版;至於《知聖篇》,則因“借讀者眾”,聯手本都佚失了,後來還是根據廣雅書院傳出本的轉抄本,訂正後於光緒三十年(1904)刊出。對此,知情者徑謂康有為“剽竊”(章太炎),“康學出於廖”(皮錫瑞);不知情者單從他們著作出版的先後考察,反認為康有為是獨創(錢玄同、張西堂)。因而成為學術史一大公案。
“二變”既成,廖平將拾級而上,更尋新的進境了。當時,“兩考”風靡一時,尊今抑古之說,遍及大江南北。維新人士更以“兩考”為理論依據,沖決歷朝陋習,力倡變法維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錫瑞、顧頡剛、錢穆等數人知道廖康公案的實情外,廖平的發明權卻少有人知。況且,廖平書僅以讀書心得的形式著為經話,卻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實證,可是,康有為卻以天縱之才,借門徒之力,糾合各類材料,運用各種手段,洋洋灑灑,滔滔雄辯,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之勢。廖平讀了也敬從心起,屢稱其“巍然大國,逼壓彈丸”。相形見絀,容不得廖平不考慮“別構營圖”,另起爐灶了。於是廖平又進入了學術三變時期。
“三變”講小大之學,小指小統,大指大統。《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於制為小;《周禮》土圭三萬里,於制為大。“二變”尊今抑古時,凡《周禮》與《王制》制度不同處,廖平皆指為劉歆偽纂,作《周禮刪劉》。後讀《大戴禮記》、《管子》諸書,《周禮》制度皆能符證。概斥《周禮》大制度為偽,於心不安。他認為:“《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受其害;合之兩傷,甚於洪水猛獸。”(《四變記》)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前人企圖將兩者牽合起來,常常此牽彼掣,進退失據。戊戌(1898)年廖平主講于資中藝風書院,一日讀《詩·商頌·長髮》“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認為 “球”即地球,“共”即“貢”。又聯想到《尚書·顧命》“天球河圖”之說,緯書解“河圖”為九州地圖,於是悟“天球”為天圖,“小球大球”為地圖,先“小” 後“大”,即由內推外之意(《五變記》)。於是認為經學中原有大、小兩種制度,小制度即小統,是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主治中國;大制度即大統,是以《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主治世界。遂將大統學說寫成《地球新義》。
“小大之學”不講古文真偽的問題,甚至還把古學抬到高於今學的地位,這難免有阿附古文經學之嫌,因而梁啟超說他是“受張之洞賄逼,複著書自駁”(《清代學術概論》)的結果。“小大之學”又以戊戌年為起點,又有逃避戊戌政變危機之嫌,於是梁啟超又說“戊戌懼禍支離之也”,並說“其人故不足道”。後之人多習焉不察,即如範文瀾、新《辭海》之論,都無不受其蠱惑。其實這些說法是大成問題的。
誠然,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曾讓宋育仁捎話給廖平:“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解鈴繫鈴,惟在自悟。”並責令他改訂經學條例,不許再講今古學及《王制》,不許再攻駁《周禮》,廖平“為之忘寢餐者累月”!張之洞捎話有之,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告戒廖平一樣;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他並未因此改變觀點。這從以下兩個事實即可證明:一是他在給宋育仁的信中,表達了對恩師張之洞的強烈不滿:“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並解經而全新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圍以一途?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解開罪之所由。”當年尊經書院時期,曾讓廖平心悅誠眼的張之洞給他規劃的朴學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現在以這樣抵觸的情緒,要他完成改輒易張、別創新論這一艱巨工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雖然他在給張之洞書中陳辭委婉,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改變什麼,即以對康有為“兩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聖篇》和《辟劉篇》二稿論,廖平不僅沒有改變基本觀點,反而多處援引康說來證成己見。那麼,張之洞捎話對他廖平學術的影響力亦可知矣。
至於“戊戌懼禍”之說又怎樣呢?如前所述,廖平將新悟出的“大統”之說寫成《地球新義》,其書屬稿遠在政變之前。據《廖平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廖平在資州知州鳳全宴上,得聞北京政變的電訊,知其同學楊稅、劉光第被害,悲不自勝,俯首伏案。隨即有門人從重慶捎信說朝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學出於廖,要他焚毀所著有關各書。於是門弟子一齊舉火,將新書《地球新義》也一道燒掉了。可見,大統之學成於政變之前,當時維新派正步步高升,節節得意,根本無禍可懼!況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議,平生同情變法,一生行跡言論,未曾改變。由此可見,所謂“賄逼”、“懼禍”之說,皆誣枉不實之詞[注]!
“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廖平自己為學日益更新和精進不已。早在張之洞捎話前十年(即光緒十二年)作《經學初程》已聲稱:“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甚至說:“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至二十年不變,便是棄材!”他光緒九年(1883)完成“一變”,光緒十三年(1887)開始“二變”,至戊戌之年(1898)已歷時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變”的期限了。況又有康有為“兩考”的“逼壓”。無論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形勢,都逗得廖平必須做新的學問,進行新的探索了。
廖平的經學思想,不僅在張之洞在世時歷經一變、二變、三變,而且在張之洞作古之後,還發生了四變、五變、六變。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民國六年(1917)是廖平經學四變時期。這時廖平避開經學史上聚訟已久的今古文問題,專門分辨天學和人學。認為孔學之中,不僅有治中國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學(即。人學”),而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來世界的“天學”。從此後,廖平治學,不分家法,不講今古,甚至打破經學、子學與乎宗教神學的界限,欲建立無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經哲學”體系。於是乎,以前被儒學斥責的“詭怪不經之書”,道家釋氏之典,無一不是孔學中天學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聖,古今一人。
民國七年(1918)是廖平經學開始五變時期。這時他為了尊大孔子的絕對權威,認為不僅六經都是孔子所翻所作,連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書所稱“孔氏古文”者是也(《文學源流考》)。
民國八年(1919),廖平65歲,在成都作四川國立專門學校校長。此時的他,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兒孫滿堂,過著一種“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游於藝”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場突然降臨的病魔——中風,打破了廖平恬靜的生活。從此,他“言語蹇澀,右手右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矣”。為他的日常生活和學術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幸好腦子尚靈、思維朗切,他仍然咬緊牙關用左手一筆一劃地從頭練習寫字;口齒不清,他就讓長孫廖宗澤板書和翻譯…… 至今尚留下許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書上還留有他手書的遺跡,那蒼涼勁拙的斑斑墨蹟。於今讀來,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國十一年,廖平辭去校長任,繼而回井研,平安地度過了八年的鄉賢聞人生活。久病成良醫。在廖平患中風後的歲月裏,他轉而習醫,有醫學著作20餘種。他以經學治醫,著重闡發醫理病理,是一位獨具特色的中醫學理論家。他又援醫入儒,嘗自題楹聯曰:“黃帝六相說詩易,雷公八篇配春秋。”這就是經學的第六變。廖平在第五變時,曾將儒學六經分成天學三經(即《詩》、《易》、《樂》)和人學三經(即《禮》、《春秋》、《尚書》),其六變就是運用《黃帝內經》“五運六氣”的理論來闡發《詩》《易》的天學哲理,運用《雷公》經來解《春秋》的人學思想(柏毓東《六變記》)。於是乎,孔經哲學從兼包諸子、宗教神學等思想資料,進而包容了屬於醫學方技的資料。真是廣大悉備,無所不有!
民國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來了八十進一的大喜日子,親朋故舊,弟子兒孫,“稱觴賀者踵接”,此情此景,“頗慰老懷”。宴罷客散,便欲赴成都督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體弱,途中病發,卒於樂山。終年81歲。
廖平一生,自從進士及第自請任教職以來,都以學術教育自任。他先後執教于井研來鳳書院,成都尊經書院,龍安府學,綏定府學,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鳳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和四川省立高等專門學校。桃李滿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黃鎔、蒙文通、杜剛伯等知名經學和史學家,皆出於他的門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斐然,有著作140餘種,先後編為《四益館叢書》、《六譯館叢書》。內容涉及經史、小學、醫藥等領域。真不愧為中國近代最大的一位經學大師,因而贏得人們普遍尊敬。他逝世後,追悼大會在成都舉行,自蔣介石、、戴季陶、孫科以下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敬致挽聯,表達對這位先師的傳人、後生之先師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炎也為他撰墓誌銘,對他一生功業作了熱情的評價。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虛
廖平的經學思想前後歷經六變,他曾自曰:
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廢寢忘餐,動以年數,豁然理解,如有鬼謀天誘,千溪百壑,得所歸宿,舊日腐朽,皆為神奇。
廖平學術前後層變,惚恍不定,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綜觀其學,前三變談今古文問題,尚屬經學範圍;後三講變天人之學,已超出傳統經學的範圍,自雲 “晚年實為哲學、非經學”,章太炎也說:“君之學凡六變,其後三變雜取梵書及醫經、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廖平墓誌銘》)因此,我們這裏也暫不討論,只就其前三變略為評說。
對廖平學術,歷來評價不一。歷史學家重視他的“一變”,因為“一變”區分今古;今文經學喜愛他的“二變”,因為“二變”尊今抑古;古文經學家讚揚他的 “三變”,因為“三變”張大古學。避開經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我們認為廖平的 “一變”、“二變”最為可觀。
廖平“一變”平分今古。經今古之爭起於西漢末,而盛行于東漢時期。當時,兩者之間存在的分歧,諸如經本的有無殘全,禮制的大小異數,師說的分歧異論等等,都清清楚楚,陣營分明。鄭玄遍注群經、雜采眾說,鄭注獨行而諸說盡廢,遂使今古混雜,家法莫辨。後人治經,都不辨今古。這對避免因門戶之見而引起的 “党同門、杜道真”的惡習固然有好處,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比如對今古文經大小異制如何解釋?對今古文學經學如何評價?對兩漢學術史如何編寫?等等,都由於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混雜,界線不明而無從著手。更有甚者,因不知今古文之辨,甚至連後世贗品偽書也無從辨認,東晉梅頤的偽《古文尚書》選得以欺唐騙宋而無人覺悟。至使學界歎為莫大的羞恥!清代乾嘉考據之學[注],重實證,講考據,但都停留在名物訓詁的許鄭之學基礎上;至常州學派,始講家法、別今古,但是由於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論今古,或以流傳地域論今古,或以傳授範圍論今古,都此牽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領。廖平在治《春秋谷梁傳》的時候,發現《谷梁》說制度與《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經師說,亦莫不若合符節。相反,古文經學的制度則與《周禮》相合,而與《王制》絕相背馳。於是認為今古文學分歧的根本在禮制。再驗之許慎《五經異義》,其中所載今古之別二百餘條,也“專載禮制,不載文字”。於是,廖平專就禮制之別考察今古文學,認為,今學禮制在《王制》,古學禮制在《周禮》,著為《今古學考》,綱舉目張,“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糾葛,得以縷析區分,如利剪斷絲、犀角分水,各歸部居,不相雜廁。千載迷案,一朝釋然,其功固大矣、偉矣!因此論者將廖平區別經今古文學的《今古學考》,與清代顧炎武發現古音的《音學五書》、閻若璩駁證偽《古文尚書》的《古文尚書疏證》,同譽為清學的“三大發明”,實非過譽。無論學術崇尚如何,正直的學者都一致肯定這一點,俞樾稱《今古學考》為“不刊之書”;康有為因讀《今古學考》而引廖平為“知己”;劉師培稱讚廖平 “長於《春秋》,善說禮制”,又說“井研廖平,通貫漢師義例,尋源竟委,徑渭分明;批駁鄭玄、杜林、范寧謬說,擊中要害,如泥牆崩塌。實乃深知經學家法義例之傑出人材,魏晉以來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說:“余見並研廖平說經善分別今古文,實惠棟、戴震、淩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餘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確然不易!”俞樾、劉師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學家,學術主張與廖平“絕相反”,可是都一致給予很高的評價,其原因就在於他精熟漢師家法,善分今古之別,度越了前賢倫輩,因而諸賢皆樂於從善服義,翕然稱揚他。
自從廖平區分今古學之後,近代經學方免於依違兩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指
廖平經學“二變”尊今抑古,具有社會和學術兩大效益。從社會效益看,在廖平《辟劉篇》、《知聖篇》影響下,出現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其疑古精神導致人們對舊教條、舊觀念的沖決,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導致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進了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古代中世紀的美夢中驚醒過來,以反思的姿態、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現代世界!如果說康有為的 “兩考”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的號角,那麼,廖平“二變”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這對號角激昂的進行曲。從學術上看,“二變”的疑古精神又客觀上幫助人們從沉悶的古經崇拜、聖人崇拜的風氣下解放出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懷疑古文經,到懷疑其他經典,從懷疑儒家經典,到懷疑史部、子部經籍,舉凡從前人們信而不疑,引以為證的一切先秦古書,統統都在被懷疑、被清算之列。從深一層上看,從對文獻資料的懷疑,進而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統進行重新清理。這就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史辯”運動。其間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是,力圖使歷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礎上的嘗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因而成為中國近、當代科學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場影響深遠的辨偽運動,廖平實開其先河。
廖平學經六變,但變中又有不變者,這就是尊孔尊經。為此,他特著《尊孔篇》,明確宣稱:“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又說:“平畢生學說,專以尊孔經為主。”在各種時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國大地的本世紀初葉,還以“尊孔尊經”為學術主旨,未免顯得落後和迂腐。不過,廖平尊孔,並不是尊崇復古倒退的“孔”,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經,並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而是為後世制誥、因時制宜、為時損益的經。這比之保守落後的唯經是崇、唯聖是尊的老學究,無疑高出幹百倍。他欲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改革的立足點,又是那些聲嘶力竭叫嚷在中國全盤西化,甚至引進耶穌天主的崇洋派,無論在學術創見方面,還是在振奮民族自尊心方面,都無可比擬。只是,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他不可能後知百世,預先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制定出濟世良方。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有的博大的孔經哲學,廖平將舊有一切原本與孔學互不相干的思想資料,以及他所接觸的點滴西方詞句統統納入孔學之中,形成所謂小大、天人之學,竭盡穿鑿附會之能事!這在方法上是反科學的,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卻是可嘉的。只惜他接受的畢竟是舊式的經學教育,思想深處的孔子倫理已深入骨髓,難以跳出孔學,站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大背景下來尋求其與現代社會新的契合點,千溪百壑,都欲納入孔學,結果除了將孔學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變成經學怪人而外,既無補於近代社會的改革,也無補于孔學的尊大。同時又由於他受時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方新學說、新理論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現代文化史學者那樣,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傳統文化,也不能象現代新儒家那樣,利用西方理論來對孔學作新的闡釋,因此無論他動機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奮,他不僅未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為人信眼的孔經哲學體系,而連自己也難以自堅其說,一次又一次屢變其說,這一實際,正好說明傳統經學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存在價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學家而被載入了史冊。廖平的遭際也表明,儒學要在現代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吸取人類新的思想資料,結合中國國情,對儒學進行新的闡揚。
主要參考書
1.廖幼平編《廖平年譜》,巴蜀書社出版
2.李耀仙主編《廖平學術論著選》,巴蜀書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與近代經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鐘肇鵬《廖平評傳》,載《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出版
5.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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