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畸人廖平
（1852—1932）
推倒一時，開拓萬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虛！
這是近代經學家廖平自署楹聯。「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好大的口氣！他確實以大無畏的氣概，將古往今來經學史上一切界限和籬樊推得乾乾淨淨，開闢了一個沒有門戶之爭、無比廣闊的研究領域；他甚至掃除了學術史上儒家與百家，甚至與釋道的區別，欲建立一個熔三教於一爐、合諸子為一體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經哲學。這樣大的勇氣，這樣大的構想，真是千古一人，曠世宏論！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與願違，雖層變其說也不能自適，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於六次改變自己的學說；他一生尊孔讀經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儒家經學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哀鳴。他——廖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經學畸人。
一、寂寞農家子 苦讀事筆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號四益，繼號五譯，晚號六譯。清咸豐二年（1852）生於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卒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中國古典經學的最後一位大師。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隨著“湖廣填四川”的人流遷入四川，幾經轉折才定居于井研縣鹽井灣。這裏，既無平原沃野之饒，又無川澤舟揖之利，舉目一片荒涼，滿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後，教育缺乏，自明曆清，了無聞人。廖氏家族遷入這裏，也是“四百年間無顯者”（《廖平年譜》，下引，不復出注。）所幸人丁興旺，家族頗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農耕、商販為業。直到清朝末年，才出了個讀書人廖平，一舉成為名儒，光宗耀祖，還給鹽井灣這個俗裏俗氣的小鄉鎮帶來了“研經”灣的雅號。
廖平的父親名複槐，號繼誠，為人正直，識字不多，卻深明大義，常常排難解紛、周人急難，很得鄉親信任。早年為人放牛傭耕，後來年掙月積，在鎮上開了自己的一家磨房，繼又增開了一家糕餅店，操持著“一擔穀子三斤米，一張薄餅一銅錢”的小本經營。夫人雷氏，是個小腳，但為人嫺靜，精於女紅，紡紗績麻，無所不通。除了負責一家大小的穿戴，還出售些剩餘產品以住家需。這對勤勞的夫婦男耕女織，早出晚歸，艱難地哺養著6個兒女，廖平就是他們的第四子。日子雖然清苦，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歲時，連續兩年天旱，收成銳減，廖家磨坊和燒餅鋪也難為無米之炊，只好關門大吉。災荒四起，餓殍遍野，咸豐九年（1859）九月李藍起義自滇入川，鹽工饑民，踴躍加入，川南川西，盡為廝殺之場。井研縣城，被圍得鐵桶一般，70餘日，不得解圍。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據守山寨；貧苦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親一肩挑了家當，帶領一家外出逃難；母親背負老五，懷抱廖平，一路驚驚惶惶，躲躲藏藏，最後來到仁壽縣大願寨，砍樹割茅，造棚棲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於對富豪之家張燈結綵的羡慕，自作燈籠，不慎失火，一爿茅屋化為烏有。生活異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調湘軍入川，起義軍退出井研，兵火暫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與餅店早已蕩然無存。廖平一家從瓦礫場中拾來殘磚短椽，壘屋棲身。複東借西貸，得30吊錢。免強重理舊業。廖平父親吃苦耐勞，母親又善於持家，三個哥哥也都長成精壯小夥，在廖父的督領之下，這個流離失所的家庭，居然又紅紅火火地開張起來。廖平因年幼幫不上忙，被送往師塾念書。這也許完全出於父親需要一個能寫會算的帳
廖平祖上既非書香，為人也不明敏。他天資平平，記憶殊差，每天背課之時，他總是結結巴巴，面紅耳赤，十分尷尬。在科舉填括的時代裏，記誦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許多讀書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領，可是，這個全家勒緊了褲腰帶送來念書的小學生卻在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為失望，於是令其退學。看見別的孩子高高興興上學，廖平自然不會甘心。一天，他拿了釣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誠地發願說：“如我將來讀書有成，祖宗當保佑我約得兩尾鯉魚。”出門垂釣溪澗，果然釣得兩尾紅朴樸的大鯉魚，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裏人也興奮異常。廖父望著還撲騰撲騰彈動的紅鯉魚，認為祖宗真的顯靈，孺子可教，於是烹魚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牽了廖平再投塾師，請免其記誦。從此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為富有特色的經學家，原因也在於此。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複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經學初程》）這個釣魚得魚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從棄學中拯救出來，同時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學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轉機，因此他後來為學有成後，還深情地題其室日“雙鯉堂”，以志紀念。
轉瞬之間，廖平已長成十四五歲的少年。這時，廖家娶了兩個媳婦，添丁加口，廖平又在鎮上開了家茶館。為了平均勞作，廖平再次停學，手持茶壺在茶館裏跑堂。一天，廖平摻茶時不小心將水濺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憑這位斯斯文文的小茶倌怎樣認錯、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饒不依，羞辱謾駡，糾纏不休。慚愧、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餒在其中也；學也，祿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記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意識到一個平民子弟，要改變命運，出人頭地，必須發憤讀書、一舉成名。於是在招牌上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憤然離去。家人得知，四出尋找，結果在一座破廟中找到了他，人們發現他兀自一人在那裏捧書苦讀。諸兄大為感動，一起勸廖父讓他重修學業。此後諸兄自動延長勞動時間，以代替廖平。母親則在每餐應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積少成多，以供“束修”。親人們無私的奉獻，令廖平感動不已，為學更加勤奮。為了避免人事的煩擾，他把被蓋搬入廟中，象個苦行僧一樣，孤館清燈，四季不倦。為防惰心，他常將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課桌。一次，廟僧饋贈玉米餅，外搭一碟紅糖，廖平目不離書，且蘸且食。吃完後，和尚出來收拾盤碟，見他滿嘴墨汙，一盤紅糖卻絲毫未動，而墨盤卻被他醮食得幹於淨淨了。16歲時，娶妻李氏，逢年過節，小夫妻回娘家，夫人小腳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開一段距離後，取出書籍閱讀，等夫人趕到，再如法炮製。其意其專，一至於此！
鹽井彎鄉窮地僻，缺乏書籍，借讀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羅放佚，克服缺書少紙的困難。他在廟中讀書時，常有一些老人來廟裏焚化字紙，以“積陰德”。廖平常上前幫忙，若發現有可讀之書、可用之紙，他就揀出留下。就這樣時時處處，點點滴滴，日積月累，使他在四書五經之外，又增加了許多旁的內容。後來在關鍵時刻，這種旁門學問還幫了他的大忙。
二、執禮尊經兩師長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季節裏，廖平同一隊隊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夢的莘莘學子，擔著行囊趕考來了。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參加院試，考秀才來了。以廖平的學識而論，早該中秀才了。然而考試場中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應考準備是否對路、精神狀態和臨場發揮的好壞以及考官的賞識與否，都對金榜題名有著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項運轉失靈，都會使考試功敗垂成。因而歷史上有許多飽學之士常常是科舉場屋的失敗者。加之科舉考試自明朝定為八股文取士以來，形式僵化，死記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討厭的。因此，兩年前的初次考試，已使他嘗到了失敗的滋味，於今憶起還惴惴不安。不過，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換了務實學的張之洞。張氏其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的洋務派首領，不過那是後話，他此時正以新任學政的身份蒞臨四川主考。廖平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們，有位道台父親、狀元哥哥，自己也是
光緒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參加科試，廖平又雜以文字學知識，大蒙張之洞矜賞，被選調尊經書院學習，享受公費待遇。尊經書院，是今四川大學的前身，由張之洞組建于光緒元年。這是一所對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業起過重要作用的高等學府，論者常把它與文翁石室相提並論。四川自西漢文翁創辦石室以興郡學以來，人文蔚然，素有人傑地靈之譽。兩漢辭賦，唐宋文章，天文曆法，大易玄機，蜀學常常卓出震響，飲譽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學人除時文制藝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處西南一隅，消息閉塞，風氣不開，於是士風日下，蜀學一蹶不振。張之洞督學四川，創辦尊經書院，雖難免封建官僚標榜風雅的私心，但從客觀效果看，也確實起到了作新人材。改變風氣，重振蜀學的作用。張之洞在《創建尊經書院記》中述其辦學宗旨曰：“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也…… 輾轉流衍，再傳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張之洞為書院訂章程，立制度，購圖書，延名師，嚴嚴整整，蔚為壯觀。還從各府縣學抽調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書院頓時成為全蜀矚目的高等學府。廖平就是這個學府中第一批高材生。事隔60年後，龔西台說：“清朝二百餘年，大江南北，學者如林，四川獨無一人列入著作之林，可謂大恥。自尊經設立，人材輩出，
在尊經書院裏，廖平再無衣食之憂、缺書之苦。那裏環境幽靜，藏書豐富，對於廖平，真是如魚得水。他生活簡樸，身穿母親織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飯也捨不得買菜，將公俸膏火省下帖補家用。在學業上卻從不落人之後，兢兢業業，如饑似渴。凡書院所藏，他都精讀三遍；在市上遇上好書，必節衣縮食購置；若遇他人私藏善本，也儘量好語借回，口誦心記，有時還抄錄留存。勤學和善思這一對 “風火輪”，載著廖平迅速地向“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的殿堂挺進。
入尊經書院前，廖平獨愛宋玉子[注]書和唐宋八大家文[注]，學的主要是些義理文章。進書院後，張之洞以紀阮兩文達[注]之學相號召，並親撰《書目答問》、《囗軒語》指導諸生，要諸生從目錄學入門，以文字學為根基，由小學通經學，由博而返約。這使從前盡記些“起承轉合”、“之乎也者”的土子們，頓覺耳目一新， “於是穎異之士，如饑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遂沛然若決江河……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這些“穎異之士”中的佼佼者。在進入尊經書院的頭幾年裏，廖平系統攻讀了《說文解字》、《爾雅》等訓詁之書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覺得字字有意，遠勝唐宋文章。於是將心得寫成《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榮波既諸解》、《上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解》等考據文章，載人《蜀秀集》中。遂成為張之洞鍾愛的五大弟子之一，與張祥齡、楊銳、毛瀚豐、彭毓嵩同號 “蜀中五少年”。
不過，廖平並沒有沿著恩師指定的乾嘉考據之學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個思維型腦袋，為學善思，注重獨立思考，由思進而養成好疑的勇氣。通過進一步學習，他逐漸發現考據之學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點，考得枝葉而丟失了義理。認為： “經學自小學始，不當以小學止。”（《經學初程》）在打下小學基礎後，他不甘停留于小學考據。於是取諸子百家之書讀之，又覺義理繁富，別有洞天。廖平為學又從小學上升到明理通經的義理之學。後來他回憶其事說：
予幼篤好宋玉子書及八家文。丙子（1876）從事訓詁文字學，用功甚勤，博覽考據諸書。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泛，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至此一變矣。庚辰（1880）以後，厭棄破碎，專事大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為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經學初程》）
尊經書院時期，對廖平學業影響最大的另一位恩師是王闓運。闓運是當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於詞章，品學皆優。張之洞創辦書院，剛具規模，便於光緒二年（1876）十月離任回京。書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以出人材的工作，則是由王闓運完成的。王於光緒五年（1879）來任山長（院長），當時書院已缺主講兩年，王的到來，對於書院諸生，無異於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諸生喜于得師，勇於改轍，宵興旦輟，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後，他與“五少年”之一的張祥齡常常向王闓運執經問藝，每至夜深。初時，闓遠見廖平粗衣布鞋，土裏土氣，不善言辭，對他不甚重視。後見他為學勤奮，見解深刻，於是刮目相看，成為至交。春秋佳時，師徒數人常郊遊覽勝，風流倜儻；若或學業有成，更是師徒同樂。這些都常見於王閣運那臉炙人口的《湘綺樓日記》之中。光緒五年六月，廖平與同學八人從闓運出遊，《日記》中曰：“從曾園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聽雞鳴。”同年九月，廖平等報考舉人，《日記》說：“今夜放榜，與季平坐談至三更，季平醉去，餘就寢。半覺聞炮聲，起披衣，未一刻，報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皆餘所決可望者。…頃之，季平等入謝，已雞鳴矣。談久，乃還寢。”幾天後，王率新科舉子出南門，訪百花潭，公宴於二仙庵。諸生題名志喜，王題詩其後：“澄潭積寒碧，修竹悅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雲林。”文章風流，極一時之盛。
王闓運前前後後在尊經書院執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離受學7年。7年中，王對廖平厚愛獨多，廖平在學業上也受王影響至深。王闓運為學主今文師說，廖平也從今學入手，並終身保持以今文學為主要歸墟；王當時主治《春秋》學，認為“《春秋》擬《易》而作，聖人之極功，終身研之而不能盡”（《王香綺年譜》），廖平也從《春秋》著手，一生以《春秋》學著作最多；王以禮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禮制區別今古同異，後來劉師培稱讚廖平“明於《春秋》，善說禮制”的兩大特點，幾乎都來源於王闓運的影響，當然廖平並不亦步亦趨，恪守師法，唯老師馬首是瞻。當時王主治《春秋公羊》學，撰《公羊春秋箋》；廖平則專攻《春秋谷梁傳》，屬稿《谷梁春秋古義疏》。他思維明敏，時有新論，從不蹈襲舊說，無論出自前賢古人，或是近人恩師，只要有未契於心者，他都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不僅讓嚴謹的古文經信奉者張之洞大為惱火，屢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相戒；就是為學比較靈活圓通的王闓運也不無擔憂。王闓運在離川與友人書中說：“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廖（平）劉（子雄）明慧，深淺不同。而兼併輕躁，因時箴之、以進大道，則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說廖平“每變愈上，不能自止，蓋其意在勝湘潭。”廖平本人對這種諸難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實，非求勝人，但不能調青不能勝藍也。”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當仁者不讓于師，廖平可謂兼有之矣！
三、推倒一時 開拓萬古
光緒十二年（1886），王闓運攜眷離蓉，結束了他總領巴蜀風騷的生涯。廖平也學成高院，主講于井研來鳳書院。這年廖平《今古學考》出版，開始其經學一變。在書中，廖平以禮制區分經今古文學，認為古文學是孔子早年“從周”之學，今文學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學。其善別今古，被譽為“魏晉以來，未之有也”。書出之後，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同聲稱讚。他經學功底深厚，門徑明晰，一代經學大師的形象已呼之欲出。這年，廖平還擬定《十八經注疏凡例》，欲建立一個有別于傳統《十三經注疏》的“蜀學”體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義疏》11卷，以《王制》為綱領，專門發明漢人古義，使千載墜緒得以發揚光大，成為一部足以取代晉人范甯《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於十二經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無書，廖平此書正可填補空白。廖平對此書也頗為自負，相傳張之洞為山西巡撫，廖平曾去探望，席間論及學問，自矜曰：“倘使《谷梁》書成，不羨山西巡撫！”為張所壯。少年得志，遂發宏願，除了要遍注十三經外，還欲將《大戴禮記》、《國語》升格，將《王制》、《大學》、《中庸》獨立，合成十八經，統統新注新疏。可惜這個計畫後來沒有實現。
他生性沉靜善思，好立新說。當人們還津津樂道其舊說時，他已改轍更說，放棄甚至反駁了自己的舊說。廖平在光緒十二年剛剛完成一變，次年就開始了他的經學二變，從平分今古轉而為尊今抑古，認為古文經是劉歆等人篡亂的偽學，只有今文經學才是孔子真傳。僅隔三年，他已分別寫成了《知聖篇》、《辟劉篇》兩部書稿。光緒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進士。當授知縣，以親在蜀，請為龍
康有為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的首領。可是此時此際，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講于廣州長興學舍。他博聞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說經，早先本崇奉古文經，酷愛《周禮》，當時正取材《周禮》作《政學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後塵，從《周禮》中找出救國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禮》這部先秦舊典，儘是設官分職的宏規大矩，卻沒有一星半點微言大義，於是穿鑿殊難，附會不易。因此他的《政學通考》，雖屬稿有時卻迄未完成。光緒十四五年間，他從沈子豐處得讀廖平《今古學者》，十分佩服，“引為知己”。聽說廖平市遊羊城，遂要約黃季度一同來廣雅書院訪問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熱，綢鳴蟬噪，令人心悶。然而這三個年輕人卻並不覺得，他們手搖摺扇，口談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廣雅書院的林蔭小道上，人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處，取來《知聖篇》、《辟劉篇》兩書稿本相贈。這兩本書立論實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蘇州時，他曾以其中個別問題問于俞樾，見這位博學的古學大師也不能置對，於是始自堅新說。及至廣州，見康有為是個知己，才將全稿出示於他。不料康有為也不能接受，“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責廖平“好名騖外，輕變前說”，禁告他“急當焚毀，否則入籍”！廖平谷以面議後“再決行止”。廖平回訪康有力于廣州安徽城南會館，反復曉以“秦焚書未亡六經”，證明今經為全，後出古經為偽，結果“兩心相協，談論移晷”（《經話甲編》卷2）。康有為見抑古之說便於推倒陳規陋習，掃清改革道路；尊今說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論，於是翻然頓悟，“乃盡棄其舊說”，改崇今文，棄《周禮》而治《公羊》，於是成為近代《公羊》學大師。熟知這一公案的康氏弟子梁啟超說：“有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並研（廖平），不可誣也”（《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即其證明。
廖平離開羊城至武漢，再轉江輪四川。康有為則將半部《政學通考》的殘稿鎖進抽屜，在《辟劉篇》的指引下，督課陳千秋、梁啟超眾位弟子，日夜網羅材料，運用目錄、版本、校勘等知識，以及大膽假設、穿鑿附會的技巧，在廖平還盤桓於入川途中之時，一部循《辟劉》旨意寫成的《新學偽經考》已倚馬成書，洋洋灑灑 40萬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動”！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聖篇》旨意寫成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問世。數年彈指過，而廖平的兩本書卻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辟劉篇》才改訂後以《古學考》之名正式出版；至於《知聖篇》，則因“借讀者眾”，聯手本都佚失了，後來還是根據廣雅書院傳出本的轉抄本，訂正後於光緒三十年（1904）刊出。對此，知情者徑謂康有為“剽竊”（章太炎），“康學出於廖”（皮錫瑞）；不知情者單從他們著作出版的先後考察，反認為康有為是獨創（錢玄同、張西堂）。因而成為學術史一大公案。
“二變”既成，廖平將拾級而上，更尋新的進境了。當時，“兩考”風靡一時，尊今抑古之說，遍及大江南北。維新人士更以“兩考”為理論依據，沖決歷朝陋習，力倡變法維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錫瑞、顧頡剛、錢穆等數人知道廖康公案的實情外，廖平的發明權卻少有人知。況且，廖平書僅以讀書心得的形式著為經話，卻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實證，可是，康有為卻以天縱之才，借門徒之力，糾合各類材料，運用各種手段，洋洋灑灑，滔滔雄辯，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之勢。廖平讀了也敬從心起，屢稱其“巍然大國，逼壓彈丸”。相形見絀，容不得廖平不考慮“別構營圖”，另起爐灶了。於是廖平又進入了學術三變時期。
“三變”講小大之學，小指小統，大指大統。《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於制為小；《周禮》土圭三萬里，於制為大。“二變”尊今抑古時，凡《周禮》與《王制》制度不同處，廖平皆指為劉歆偽纂，作《周禮刪劉》。後讀《大戴禮記》、《管子》諸書，《周禮》制度皆能符證。概斥《周禮》大制度為偽，於心不安。他認為：“《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受其害；合之兩傷，甚於洪水猛獸。”（《四變記》）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前人企圖將兩者牽合起來，常常此牽彼掣，進退失據。戊戌（1898）年廖平主講于資中藝風書院，一日讀《詩·商頌·長髮》“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認為 “球”即地球，“共”即“貢”。又聯想到《尚書·顧命》“天球河圖”之說，緯書解“河圖”為九州地圖，於是悟“天球”為天圖，“小球大球”為地圖，先“小” 後“大”，即由內推外之意（《五變記》）。於是認為經學中原有大、小兩種制度，小制度即小統，是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主治中國；大制度即大統，是以《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主治世界。遂將大統學說寫成《地球新義》。
“小大之學”不講古文真偽的問題，甚至還把古學抬到高於今學的地位，這難免有阿附古文經學之嫌，因而梁啟超說他是“受張之洞賄逼，複著書自駁”（《清代學術概論》）的結果。“小大之學”又以戊戌年為起點，又有逃避戊戌政變危機之嫌，於是梁啟超又說“戊戌懼禍支離之也”，並說“其人故不足道”。後之人多習焉不察，即如範文瀾、新《辭海》之論，都無不受其蠱惑。其實這些說法是大成問題的。
誠然，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曾讓宋育仁捎話給廖平：“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解鈴繫鈴，惟在自悟。”並責令他改訂經學條例，不許再講今古學及《王制》，不許再攻駁《周禮》，廖平“為之忘寢餐者累月”！張之洞捎話有之，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告戒廖平一樣；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他並未因此改變觀點。這從以下兩個事實即可證明：一是他在給宋育仁的信中，表達了對恩師張之洞的強烈不滿：“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並解經而全新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圍以一途？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解開罪之所由。”當年尊經書院時期，曾讓廖平心悅誠眼的張之洞給他規劃的朴學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現在以這樣抵觸的情緒，要他完成改輒易張、別創新論這一艱巨工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雖然他在給張之洞書中陳辭委婉，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改變什麼，即以對康有為“兩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聖篇》和《辟劉篇》二稿論，廖平不僅沒有改變基本觀點，反而多處援引康說來證成己見。那麼，張之洞捎話對他廖平學術的影響力亦可知矣。
至於“戊戌懼禍”之說又怎樣呢？如前所述，廖平將新悟出的“大統”之說寫成《地球新義》，其書屬稿遠在政變之前。據《廖平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廖平在資州知州鳳全宴上，得聞北京政變的電訊，知其同學楊稅、劉光第被害，悲不自勝，俯首伏案。隨即有門人從重慶捎信說朝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學出於廖，要他焚毀所著有關各書。於是門弟子一齊舉火，將新書《地球新義》也一道燒掉了。可見，大統之學成於政變之前，當時維新派正步步高升，節節得意，根本無禍可懼！況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議，平生同情變法，一生行跡言論，未曾改變。由此可見，所謂“賄逼”、“懼禍”之說，皆誣枉不實之詞[注]！
“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廖平自己為學日益更新和精進不已。早在張之洞捎話前十年（即光緒十二年）作《經學初程》已聲稱：“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甚至說：“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至二十年不變，便是棄材！”他光緒九年（1883）完成“一變”，光緒十三年（1887）開始“二變”，至戊戌之年（1898）已歷時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變”的期限了。況又有康有為“兩考”的“逼壓”。無論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形勢，都逗得廖平必須做新的學問，進行新的探索了。
廖平的經學思想，不僅在張之洞在世時歷經一變、二變、三變，而且在張之洞作古之後，還發生了四變、五變、六變。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民國六年（1917）是廖平經學四變時期。這時廖平避開經學史上聚訟已久的今古文問題，專門分辨天學和人學。認為孔學之中，不僅有治中國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學（即。人學”），而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來世界的“天學”。從此後，廖平治學，不分家法，不講今古，甚至打破經學、子學與乎宗教神學的界限，欲建立無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經哲學”體系。於是乎，以前被儒學斥責的“詭怪不經之書”，道家釋氏之典，無一不是孔學中天學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聖，古今一人。
民國七年（1918）是廖平經學開始五變時期。這時他為了尊大孔子的絕對權威，認為不僅六經都是孔子所翻所作，連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書所稱“孔氏古文”者是也（《文學源流考》）。
民國八年（1919），廖平65歲，在成都作四川國立專門學校校長。此時的他，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兒孫滿堂，過著一種“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游於藝”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場突然降臨的病魔——中風，打破了廖平恬靜的生活。從此，他“言語蹇澀，右手右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矣”。為他的日常生活和學術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幸好腦子尚靈、思維朗切，他仍然咬緊牙關用左手一筆一劃地從頭練習寫字；口齒不清，他就讓長孫廖宗澤板書和翻譯…… 至今尚留下許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書上還留有他手書的遺跡，那蒼涼勁拙的斑斑墨蹟。於今讀來，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國十一年，廖平辭去校長任，繼而回井研，平安地度過了八年的鄉賢聞人生活。久病成良醫。在廖平患中風後的歲月裏，他轉而習醫，有醫學著作20餘種。他以經學治醫，著重闡發醫理病理，是一位獨具特色的中醫學理論家。他又援醫入儒，嘗自題楹聯曰：“黃帝六相說詩易，雷公八篇配春秋。”這就是經學的第六變。廖平在第五變時，曾將儒學六經分成天學三經（即《詩》、《易》、《樂》）和人學三經（即《禮》、《春秋》、《尚書》），其六變就是運用《黃帝內經》“五運六氣”的理論來闡發《詩》《易》的天學哲理，運用《雷公》經來解《春秋》的人學思想（柏毓東《六變記》）。於是乎，孔經哲學從兼包諸子、宗教神學等思想資料，進而包容了屬於醫學方技的資料。真是廣大悉備，無所不有！
民國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來了八十進一的大喜日子，親朋故舊，弟子兒孫，“稱觴賀者踵接”，此情此景，“頗慰老懷”。宴罷客散，便欲赴成都督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體弱，途中病發，卒於樂山。終年81歲。
廖平一生，自從進士及第自請任教職以來，都以學術教育自任。他先後執教于井研來鳳書院，成都尊經書院，龍安府學，綏定府學，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鳳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和四川省立高等專門學校。桃李滿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黃鎔、蒙文通、杜剛伯等知名經學和史學家，皆出於他的門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斐然，有著作140餘種，先後編為《四益館叢書》、《六譯館叢書》。內容涉及經史、小學、醫藥等領域。真不愧為中國近代最大的一位經學大師，因而贏得人們普遍尊敬。他逝世後，追悼大會在成都舉行，自蔣介石、、戴季陶、孫科以下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敬致挽聯，表達對這位先師的傳人、後生之先師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炎也為他撰墓誌銘，對他一生功業作了熱情的評價。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虛
廖平的經學思想前後歷經六變，他曾自曰：
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廢寢忘餐，動以年數，豁然理解，如有鬼謀天誘，千溪百壑，得所歸宿，舊日腐朽，皆為神奇。
廖平學術前後層變，惚恍不定，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綜觀其學，前三變談今古文問題，尚屬經學範圍；後三講變天人之學，已超出傳統經學的範圍，自雲 “晚年實為哲學、非經學”，章太炎也說：“君之學凡六變，其後三變雜取梵書及醫經、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廖平墓誌銘》）因此，我們這裏也暫不討論，只就其前三變略為評說。
對廖平學術，歷來評價不一。歷史學家重視他的“一變”，因為“一變”區分今古；今文經學喜愛他的“二變”，因為“二變”尊今抑古；古文經學家讚揚他的 “三變”，因為“三變”張大古學。避開經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我們認為廖平的 “一變”、“二變”最為可觀。
廖平“一變”平分今古。經今古之爭起於西漢末，而盛行于東漢時期。當時，兩者之間存在的分歧，諸如經本的有無殘全，禮制的大小異數，師說的分歧異論等等，都清清楚楚，陣營分明。鄭玄遍注群經、雜采眾說，鄭注獨行而諸說盡廢，遂使今古混雜，家法莫辨。後人治經，都不辨今古。這對避免因門戶之見而引起的 “党同門、杜道真”的惡習固然有好處，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比如對今古文經大小異制如何解釋？對今古文學經學如何評價？對兩漢學術史如何編寫？等等，都由於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混雜，界線不明而無從著手。更有甚者，因不知今古文之辨，甚至連後世贗品偽書也無從辨認，東晉梅頤的偽《古文尚書》選得以欺唐騙宋而無人覺悟。至使學界歎為莫大的羞恥！清代乾嘉考據之學[注]，重實證，講考據，但都停留在名物訓詁的許鄭之學基礎上；至常州學派，始講家法、別今古，但是由於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論今古，或以流傳地域論今古，或以傳授範圍論今古，都此牽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領。廖平在治《春秋谷梁傳》的時候，發現《谷梁》說制度與《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經師說，亦莫不若合符節。相反，古文經學的制度則與《周禮》相合，而與《王制》絕相背馳。於是認為今古文學分歧的根本在禮制。再驗之許慎《五經異義》，其中所載今古之別二百餘條，也“專載禮制，不載文字”。於是，廖平專就禮制之別考察今古文學，認為，今學禮制在《王制》，古學禮制在《周禮》，著為《今古學考》，綱舉目張，“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糾葛，得以縷析區分，如利剪斷絲、犀角分水，各歸部居，不相雜廁。千載迷案，一朝釋然，其功固大矣、偉矣！因此論者將廖平區別經今古文學的《今古學考》，與清代顧炎武發現古音的《音學五書》、閻若璩駁證偽《古文尚書》的《古文尚書疏證》，同譽為清學的“三大發明”，實非過譽。無論學術崇尚如何，正直的學者都一致肯定這一點，俞樾稱《今古學考》為“不刊之書”；康有為因讀《今古學考》而引廖平為“知己”；劉師培稱讚廖平 “長於《春秋》，善說禮制”，又說“井研廖平，通貫漢師義例，尋源竟委，徑渭分明；批駁鄭玄、杜林、范寧謬說，擊中要害，如泥牆崩塌。實乃深知經學家法義例之傑出人材，魏晉以來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說：“余見並研廖平說經善分別今古文，實惠棟、戴震、淩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餘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確然不易！”俞樾、劉師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學家，學術主張與廖平“絕相反”，可是都一致給予很高的評價，其原因就在於他精熟漢師家法，善分今古之別，度越了前賢倫輩，因而諸賢皆樂於從善服義，翕然稱揚他。
自從廖平區分今古學之後，近代經學方免於依違兩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指
廖平經學“二變”尊今抑古，具有社會和學術兩大效益。從社會效益看，在廖平《辟劉篇》、《知聖篇》影響下，出現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其疑古精神導致人們對舊教條、舊觀念的沖決，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導致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進了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古代中世紀的美夢中驚醒過來，以反思的姿態、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現代世界！如果說康有為的 “兩考”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的號角，那麼，廖平“二變”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這對號角激昂的進行曲。從學術上看，“二變”的疑古精神又客觀上幫助人們從沉悶的古經崇拜、聖人崇拜的風氣下解放出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懷疑古文經，到懷疑其他經典，從懷疑儒家經典，到懷疑史部、子部經籍，舉凡從前人們信而不疑，引以為證的一切先秦古書，統統都在被懷疑、被清算之列。從深一層上看，從對文獻資料的懷疑，進而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統進行重新清理。這就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史辯”運動。其間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是，力圖使歷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礎上的嘗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因而成為中國近、當代科學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場影響深遠的辨偽運動，廖平實開其先河。
廖平學經六變，但變中又有不變者，這就是尊孔尊經。為此，他特著《尊孔篇》，明確宣稱：“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又說：“平畢生學說，專以尊孔經為主。”在各種時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國大地的本世紀初葉，還以“尊孔尊經”為學術主旨，未免顯得落後和迂腐。不過，廖平尊孔，並不是尊崇復古倒退的“孔”，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經，並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而是為後世制誥、因時制宜、為時損益的經。這比之保守落後的唯經是崇、唯聖是尊的老學究，無疑高出幹百倍。他欲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改革的立足點，又是那些聲嘶力竭叫嚷在中國全盤西化，甚至引進耶穌天主的崇洋派，無論在學術創見方面，還是在振奮民族自尊心方面，都無可比擬。只是，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他不可能後知百世，預先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制定出濟世良方。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有的博大的孔經哲學，廖平將舊有一切原本與孔學互不相干的思想資料，以及他所接觸的點滴西方詞句統統納入孔學之中，形成所謂小大、天人之學，竭盡穿鑿附會之能事！這在方法上是反科學的，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卻是可嘉的。只惜他接受的畢竟是舊式的經學教育，思想深處的孔子倫理已深入骨髓，難以跳出孔學，站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大背景下來尋求其與現代社會新的契合點，千溪百壑，都欲納入孔學，結果除了將孔學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變成經學怪人而外，既無補於近代社會的改革，也無補于孔學的尊大。同時又由於他受時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方新學說、新理論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現代文化史學者那樣，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傳統文化，也不能象現代新儒家那樣，利用西方理論來對孔學作新的闡釋，因此無論他動機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奮，他不僅未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為人信眼的孔經哲學體系，而連自己也難以自堅其說，一次又一次屢變其說，這一實際，正好說明傳統經學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存在價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學家而被載入了史冊。廖平的遭際也表明，儒學要在現代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吸取人類新的思想資料，結合中國國情，對儒學進行新的闡揚。
主要參考書
1．廖幼平編《廖平年譜》，巴蜀書社出版
2．李耀仙主編《廖平學術論著選》，巴蜀書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與近代經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鐘肇鵬《廖平評傳》，載《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出版
5．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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