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 君
(潘希珍1917-2006)
張默芸
琦君，原名潘希真，
一
琦君以撰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而她現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總是與臺灣散文連在一起。從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說合集《琴心》算起，先後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水是故鄉甜》、《母心似天空》、《此處有仙桃》、《燈景舊情懷》、《玻璃筆》、《琦君說童年》、《琦君寄小讀者》、《青燈有味似兒時》、《琦君自選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寫的大量散文中，盡情地抒發十分真摯熱烈的感情，這裏有對故鄉山水和童年生活詩一樣的回憶，有對父母師長摯友深沉的懷念，有對在臺灣生活的叙寫，又有對異國旅遊的觀感，此外是讀書心得，創作雜談，以及專給小讀者寫的小散文，但寫的最好最多的，是懷鄉思親的散文。正如《烟愁》後記中寫的：“每回我寫到我的父母家人與師友，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忘不了他們對我的關愛，我也珍惜自己對他們的這一份情。像樹木花草似的，誰能沒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忘掉童年，忘掉故鄉，我若能不再哭，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然而，這怎麽可能呢？”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她的根扎在故鄉，扎在祖國。雖然年紀大了，常常丟三落四，可是故鄉的景、事、人却永遠印在心裏，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斷的故鄉之情，理還亂的親友之思，以它的真摯、深沉、執著和熱烈，構
有人說琦君不善於寫遊記，這種說法不確切。遊記有各種寫法，有的偏重於寫景，有的偏重於記事，有的偏重於述懷。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無疑偏重於述懷的，但常常與記事寫景結合在一起。她的《西湖憶舊》、《故鄉的江心寺》、《何時歸看浙江潮》，雖是追憶而寫的，實是絕好的遊記。這些地方，她離開了許多年，却寫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說明她愛之切，憶之深。在她筆下，“西湖似明眸皓齒的佳人，令人滿懷喜悅，古寺名塔似遺世獨立的高人逸士，引人發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時風光無限，湖山有幸，靈秀獨鐘”、“令人留連忘返”，“若把西湖秀麗景物移到臺灣，都成奇景”。對於“占世界風景最佳四大學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學，因爲有“千變萬化的錢塘江水”，“我愛之勝於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紅霞中透出，把薄霧染成了粉紅色的輕紗，籠罩著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紗帳裏孩子夢中帶笑的臉……我們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揀石子，
琦君忘不了故鄉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鄉人，忘不了親愛的父母、尊敬的老師、異姓姐妹，甚至長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滿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鑄到每一篇作品裏。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寫一個人，她是一篇文章一個重點，通過許多篇章，集中許多重點，寫活一個真人。這種效果，表現在寫母親時最爲成功。如《母親新婚時》，寫母親的愛情和婚姻，她與丈夫雖是“親上加親”，愛情却發生在婚後，突出母親的嬌羞、溫柔和順從。《母親那個時代》，寫她一天到晚爲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愛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勞和容忍；《母親的偏方》，叙母親能用各種偏方治病，簡直是一位“全科醫生”，而這一切都是從外祖父那兒零零碎碎學來的，說明母親的聰明幹練；《母親的手藝》表現母親的多才多藝；《母親母親》述母親對女兒既嚴曆又溫和的教育方法；《髻》寫母親的幽怨，因爲做官的丈夫把本應給她的愛轉移到姨太太那兒去了；《毛衣》寫母親對女兒的慈愛。《母親的教導》寫母親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導自己的女兒。除了這些專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寫別人的同時，也給母親一些側寫。如寫母親待長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幫阿榮伯成了家，幷讓他們夫妻雙雙住進潘家（《阿榮伯》）；她也善待奶媽，把一對金手鐲分贈給奶媽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兒（《一對金手鐲》）；即使對乞丐她也充滿了同情心（《三劃阿王》）。讀者可以從專篇或其他別篇有關的側面描寫中，多角度地發現她勤勞、刻苦、節儉、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和三從四德和舊式婦女的形象，活脫脫地站在我們面前。這種連環畫式的寫法，不啻是對散文藝術的一種創新。對外祖父、老師、阿榮伯的描寫，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鬍鬚》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師，又是義務郎中，對一切人都親切和氣，甚至連螞蟻蟲類都要“保護”，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駡，反而送小偷兩塊銀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歸正。爲了“最蹩脚”的戲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帶外孫女頂風冒雪去“捧場”，“拼命拍手叫好”，最後還給戲班子一塊銀元，“讓他們買壺酒，買斤肉暖暖腸胃，天太冷了。”《紅紗燈》則著重通過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於樂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壞習慣的五叔教育成爲力求上進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響的智慧與熱切心腸，我們也從這些不同的篇章裏，看到了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
國內有些評論文章，隻字不提琦君父親寫的散文，只是在別的文章中提及父親對母親的無情。其實琦君也很愛父親，專文有《父親》、《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烟管》，在其他寫母親或母親、父親、姨娘三角微妙關係以及父親對“我”的摯愛之類散文中，父親的形象也是親切鮮明的，如《小梅花》、《楊梅》、《酒杯》、《鮮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過兒童的視角，將父親弃官退隱後的心態，以及對種田人純真的友誼（《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烟管》），晚年對母親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楊梅》），以及對“我”的摯愛（《喜宴》），寫得那麽細膩，那樣鮮活，那樣生動。而《父親》的構思尤其獨特。文章一開始，作家就爲父親造型：“每回聽到馬弁們一聲吆喝：‘師長回府啦’”孩子們遠遠偷看到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父親。“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親近。待父親因反對軍閥內戰而自動退隱閑居以後，父親不再穿軍裝而著一身藍色長衫，不像顯赫的軍官而像詩人學者時，“我”就感覺親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後，父親從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遠遠的“偷看”到“靠在他懷裏”，爲痛悼哥哥而與父親相對痛哭。在這裏可看出作家組合素材的高超：從形式上實質距離的拉近到感情距離的拉近，承接得天衣無縫，同時也借此將父親的顯赫、威武、悲愁、慈愛一一展出，既樹起父親的高大形象，又寫出父親豐富的內心感情。
在寫人的單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對金手鐲》當成小說，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爲它有鮮活的人物形象，嚴謹的結構。事實上琦君寫人的散文，都小說化了，如《父親》、《髻》、《紅紗燈》等。所以這也是一篇小說化了的散文杰作。因爲它是絕對真實的。琦君是獨女，母親愛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與他人？據說是因爲她一頭濃發，聽人說送與奶媽撫養才會健壯成長，迷信的母親就讓她與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歲半後，她被母親接回，母親拿出一對金手鐲，一隻套在阿月手上，一隻套在她手上。七歲時，這一對小姐妹又見面了，一樣童稚，一片天真，幷不感到她們有什麽不同之處。可是十八年後，當她們再見時，阿月竟當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見了！”如同魯迅的《故鄉》中的閏土喊“老爺”一樣，震顫著作者與讀者的心。“魯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極度悲憫所壓縮成的冷漠，維繫他古典的節制；琦君則以她靜謐的詩詞含蘊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序》）。這一聲喊，一下子拉開了她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點出她們不同身分地位。正因爲琦君“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她對這“大小姐”的喊聲也作了與魯迅別樣的處理，她不許這樣喊，而且當晚，這位官
除了寫人，她的筆也離不開她心愛的小動物。她寫猫（《家有五猫》），寫狗（《寂寞的家狗》）、寫猴（《再見呆呆》），甚至寫老鼠（《人鼠之間》）、小蟲（《靜夜良伴》）等等。她自幼愛小動物，她的處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黃狗》。在所有寫動物的散文中，我認爲《我家龍子》最出色，它不僅表現作家對動物的愛，更突出一顆慈母心。因爲那只猫是兒子雨夜拾回來的“愛寵”、拜托“我’代爲照顧的，於是母子間的情愫得以溝通。而這聾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聾子而叫龍子（這名字還是最不喜歡小動物的父親取的！），也表現做父母的對兒子的期望——望子成龍。結尾處“我抱著龍子，喃喃地對龍子訴說心事…但想想（已經遠行的）兒子，他又何嘗聽得見，聽得懂呢？”那種對兒子的擔心和愛心，是每個母親都有，却不是每個母親所能言傳的。
琦君寫身邊瑣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帳》，全家賴以生息補貼家用的一筆錢，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麽不難過呢？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們懂得如何安貧守拙，更懂在貧與拙中，如何來享受無邊的家庭樂趣”，“豈非‘得大於失’”？又如《財富和愛情》說明夫妻生活中，愛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財富，給讀者多少啓迪！此外如《恩與愛》、《生與死》、《有我與無我》、《有甚閑愁可皺眉》等都是極富哲理與情趣的精品。有些身邊瑣事則寫得富有人情味，如《課子記》，她嫌她先生對兒子太苛，“誰知輪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動火”，寫做爸爸的輔導兒子功課時一下子叫“乖兒子”，一下子駡“笨東西”，聲態笑貌，躍然紙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畫，一出富有詩趣的小喜劇。通篇作品生氣盎然、真實，真是使人神遊而意會的好作品。
琦君給小讀者寫的散文，充滿迷人的色彩，既有淺顯的哲理，又富有兒童情趣，是很適合兒童閱讀的無韵詩篇。如《蒙娜麗沙的微笑》、《魔筆》、《孔雀錯了》、《講幾個笑話聽聽》、《一同來讀詩》等等。
琦君的評論文章，不管是書信式的（《讀〈移植的櫻花〉——給歐陽子的信》），雜感式的（《真·善·美——讀〈世緣瑣記〉雜感》），論文式的（《猶有最高枝》），實際上都是散文佳構，是散文式的評論，中肯、敏銳、暢達、優美，是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貴的是作者在評論別人的作品時，常常把自己擺進去，仿佛與作家娓娓長談，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學究式的評論來，顯得既親切又深刻。
對於別國的風土人情，社會風貌，作者既贊揚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國人的親情》；也抨擊其醜惡的，如《驚心動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創作的輝煌成就照耀臺灣文壇，而小說和詞方面的成就却少爲人稱道，這是不公平的。確切地說，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說家和詞人。小說結集爲《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傷》、《錢塘江畔》、《繕校室八小時》、《琴心》（散文小說合集），以及中篇小說《桔子紅了》。詞作散見於散丈集中，此外還專門寫有一本研究古人詞作的學術著作《詞人之舟》。
琦君的小說，可分前期和後期。前期小說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工的愛情故事，且多爲憶舊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個美麗聰明的姑娘，可是貧窮使她淪爲丫頭，三叔和肫肝叔都愛她，阿玉却只愛三叔，肫肝叔自己認爲配不上阿玉，就自動退出情場——作者把這些實事搬上稿紙時，就去掉肫肝叔這個人物，集中寫阿玉和三叔的愛情以及小春的友誼。有人說這“有點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實與“那一套”完全兩樣，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壞阿玉與三叔的愛情，最後把她賣給船工，阿玉作爲船家婦貧窮飄蕩一世，連封信都無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過家庭這個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問題。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因爲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個個寫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鶯自不必說，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寬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們寫得活靈活現，這就難怪“當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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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琦君：《錢塘江畔序·細說從頭》
《莫愁湖》也是憶舊故事，“小說中的姑父姑母實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愛情故事却純屬虛構”。雖是虛構,却使讀者深信不疑。這正是作家的藝術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舊式婚姻，有幾對是幸福的？何况這一對夫妻無論在外貌、性格、文化教養諸方面都相距甚遠，在這種情况下，風度翩翩而又才華橫溢的姑父碰上美麗聰明的劉舜華，自然一見鍾情，但舊禮教約束著他們，他們的戀愛只能以悲劇告終。姑姑生氣時沒收了姑夫給舜華的信，清醒時又要求“我”陪舜華去看姑父，足見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遲疑不决，使一對有情人未能見上最後一面。雖然“我”的猶豫不决以及顧前顧後的心理狀態，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邏輯發展的，但難道不可以找出一個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個比較光明的結尾——讓姑父在見到他心愛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愛》相比較，來探討什麽是“完整的愛”，我認爲《完整的愛》幷不完整，《琴心》中的愛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帶有一種詩意的美，光潔而親切，雖有點巧合，却給人不少的溫情！《完整的愛》中幼之的痴情，慧兒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覺悟和改過，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親的開始以母愛克制兒女之情，還可以理解，但慧兒悔過之後，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說：“這樣似乎愛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爲什麽說“完整”？只有召回幼之，愛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這個題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蘿蘭的芬芳》都是兄弟倆同愛一個女人，但菁姐婚後最後被哥哥椿所拋弃，却原諒了椿。無疑，她仍然愛著椿，這種情愛的美，一經觸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個完整不缺的心去愛，去被愛”。在這裏，作家又强調了“愛的完整”。《紫蘿蘭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來，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終擺脫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愛，紫蘿蘭的芬芳終於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說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麗的愛情詩。
《長相憶》和《探病記》內容大同小異，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結構也大異。前者以送別開始，送走後回家結束，中間描述事情的發生、發展，文筆清秀婉麗。後者以女主人公滿腔熱情而來開始，張惶凄凉出走結束，中間也描述事件的發生發展，文筆始爲歡快，後轉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來說，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愛，
在《失落的夢》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這種犧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過慧的心理描寫，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憐憫、同情、關懷種種情緒，細膩地顯現在讀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側面。慧甚至認爲，她的犧牲也幷不無代價的，因爲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偉大的藝術品”——“你們志趣相同，你們的前途將因合作而更有希望”。這是一種升華了的愛的犧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裏，西方精神偏重爭奪，東方精神偏重成全，這種寧願犧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質，無疑是應該贊揚的。至於另外兩個人物，如果出於一般作家之手，他們一定成爲指責對象，而在琦君筆下，他們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氣可掬，除了藝術，什麽都不懂”，可是對於美，却十分敏感。朱麗先是崇拜藝術，由崇拜藝術到熱愛教她的老師，這也許是他們越軌的基因？但仲明作爲一個有婦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兩個女人的痛苦，這就應該受到譴責。倒是朱麗，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婦之夫，事後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願退出情場，甚至願意交出孩子，她的行爲和心靈也是美的。
如果說《失落的夢》中慧的“愛的犧牲”是升華了的，那麽中篇小說《桔子紅了》裏秀芬那種“默默認命的受苦與犧牲”（琦君：《關於〈桔子紅了〉》）則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愛的犧牲。小說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說得好：“人世間許多事情是無可奈何的。”他與秀芬原是小學同學，再見到秀芬時，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準備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與秀芬雖然心心相印、真誠相愛，也不得不分離。秀芬的命運更可憐可嘆，這不僅因爲地家境貧寒，父死母改嫁，又爲哥嫂所不容，更因爲“克死”未婚夫而只能賣給大戶人家做偏房，十八歲的她却嫁給五十多歲的“老爺”做傳宗接代的工具，幷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這個家庭的地位，結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産褥熱而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她犧牲了一切，却什麽也沒得到，人世間有比這更凄慘的麽？
這篇小說構思的獨特性，在於通過身爲侄女秀娟的視角和感覺，揭示民國初年一個舊式家庭的悲劇。因爲是秀娟的耳聞目睹心受，讀來倍覺真實和親切。小說通過語言行動刻畫人物，而對比手法的運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如三從四德式的賢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陰毒狡詐的交際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聰慧又極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舊的官老爺伯父，善良多情而又無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個圓滿結果的《快樂聖誕》，作者也通過小慧的嘴宣揚“愛是犧牲而不應當是自私”。她使葉阿姨犧牲對父親的愛，促成她父母親複婚，幷撮合了葉阿姨與韓叔叔的婚事，結果皆大歡喜。
有人指責琦君的小說“寫作圈子實在太狹小了”、“在故事裏都是那一個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殘缺的愛。《紫羅蘭的芬芳》中的愛，《完整的愛》中的愛，《情明劫》中的愛,《菁姐》中的愛,不都是同樣的形式嗎？”①如果這只是指她前期小說而言，還有一定道理，因爲她前期小說常在愛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揚愛的完整、愛的犧牲，幾乎每篇小說，都籠罩著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後期小說，則根據生活的體驗，題材不斷更新，寫作圈子不斷擴大，如收集在《繕校室八小時》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對這個圈子裏的人和事很熟悉。她還訪問過監獄，搜集小說素材。“當時我也只試試，一個女性作者，除了身邊的瑣事、兒女情長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繪社會萬象、人生百態？”無疑，作家的試驗是成功的。就取材來說，《鐘》的取材有時代意義，如果海峽兩岸和睦相處，金推事就不會死於非命。然而工作耗盡了他的精力，對老妻、對家鄉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終於，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訊時，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絕路。人們在讀完這篇小說之後，能不撫卷長思：作爲炎黃子孫，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僅就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選材方面獨具的藝術匠心。在藝術構思上，琦君小說也新穎獨創，不落陳套，如《生與死》，身患絕症的警官趙啓文，勇敢地救活了臥軌自殺的假釋走私犯孫雨生。趙啓文最後雖被病魔奪去了生命，而他的諄諄教誨和崇高精神却使孫雨生重新做人，幷像親兒子一樣奉養趙的瞎眼母親；《死因》構思的新穎獨創在於她善於選取角度。作者從法醫這個角度來探討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這就顯得別具一格、真實、深刻，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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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藥婆：《琦君的〈菁姐〉》
琦君的小說情節凝煉集中，她善於從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斷中，鮮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義，深刻地反映出社會生活本質，如《電氣冰箱》，作者把四戶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斷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孫錢兩家不同的生活狀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結果是清廉能幹的孫志義受到上級嘉獎，知法犯法的錢守禮受到法律制裁，對比鮮明，
三
在臺灣女作家圈子裏，琦君以古典文學根基深厚而聞名海內外，特別是散文，不是從著名的文人墨客的傳聞軼事的叙述中探討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寫時也夾古詩詞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說的題目，本身就是詩詞名句，甚至在與友人暢談時，古詩詞也常常脫口而出，滿室生輝。她喜歡詩，更欣賞詞，她“對詞的偏愛，是因爲比詩更精美。”她說，“從詩裏可以獲得兩種好處，一是對社會情態的瞭解，一是同時也領會了其文學的表現方法。但詞的作用更有發揮的餘地，近於語體，不受拘限。”①因此她常有詞作。或寫鄉愁,愁得人比黃花還瘦,是活用李清照詞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飄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鄉而作的《清平樂·紅梅》和《减字木蘭花·梨花》；或寫遊記，繪景有色，描遊人神態更絕，如《蝶戀花·遊碧潭》；三曲《金縷曲》，各具風采。《金縷曲·送別孟瑤》、《金縷曲·贈秀亞》，作者巧妙地把對方的著作一一入詞，更覺親切風趣；另一《金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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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芳蓉：《琦君訪問記——那顆歌唱的心靈》
四
形成獨特風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標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讀者見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們一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們就會判斷這是蘇東坡所作，一讀一楊柳岸曉鳳殘月”，就認爲是柳永所爲。我們也可以從“等國奉比，又惹輕愁起”，看出是琦君筆法。琦君散文的獨特性，是“無論寫人、寫事、寫物，都在平常無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樸素中見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濃妝艶抹的豪華貴婦，也不是粗服亂頭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①。她的小說，又以宣揚愛的完整、愛的犧牲和反映臺灣司法界特殊生活而與別家大異，她的詞，更以情深意切取勝。總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獨特風格是跟她獨特的藝術思考和藝術追求分不開的——那是對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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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鄭明娳：《
無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實的。她的寫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筆，寫真實之情”。真實是文學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當成她的自傳來讀；她的詞，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說，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實上升華爲藝術上的真實。至於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證明。我們還可以特別舉出《百合羹》和《岳母》兩篇小說來說明這一點。前者的阿翁不願孝順的兒媳再嫁，後者的岳母不願女婿再娶，但作者把這兩個素材寫成小說後，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發展都有了變化。《百合羹》中的阿翁，萬分體諒兒媳，主動說合，盼望她能與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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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琦君：《錢塘江畔序·細說從頭》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藝術美。正如宋代黃庭堅所說：“文章的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這類佳作，常在人們司空見慣，不以爲意的尋常事物中寫出獨特的見解和新意，這種藝術，常常表現日常生活，常見事物，人之常情等尋常題材，善於從中發掘幷表現出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在人們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寫出獨特的感受和體驗，寫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琦君的作品，特別是散文，正是這樣的佳作。如《小玩意》寫小女兒憨態可掬，興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給母親帶來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寫得多麽純真、動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兩篇內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樣寫出對故鄉、對童年生活無盡的思戀；《想念荷花》更是將詩情畫意溶於一體的精品，我們甚至可以聞到荷花的芬芳，聽到采蓮的歌聲，看到父親
如果要求全責備，即使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作家，我們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處。對琦君來說，也許她離開大陸太久，對海峽這一邊人民生活不够瞭解，某些作品，在內容上有些偏差；在藝術方面，個別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餘。
琦君在創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願這顆璀璨的文學恒星，永遠照耀臺灣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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