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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張默芸撰(1995)

林海音

(林含英1918-2001)

張默芸

 

   臺灣和北平是我喜歡的中國的一個省和一個特別市,我以

  能和這兩個地方結不解緣爲榮。

           ——林海音:《兩地·序》

  這是真的。她熱愛它們,她把她對於這兩個地方的愛傾注在每一篇作品裏,熔鑄於每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弄清楚這一點,就比較容易回答“林海音到底是個北平化的臺灣作家呢?抑或是臺灣化的北平作家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了。應該說,她都是。確切地說,她首先是“北平化”的臺灣作家,然後才是“臺灣化的北京作家”。這是因爲,她的創作活動雖然是在臺灣才開始的,但創作準備時期却在北京。臺灣是她的故鄉,而故鄉的人民、景物,自然是她漚歌、描寫的對象。但無論她怎麽“化”,她都是中國作家,這是毫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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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

  然而,這位六十年代就斐聲臺灣文壇的作家,大陸人民却無法讀到她的作品。但一水隔不斷骨肉情,她的作品一本一本地流傳到大陸,很快,她的自傳體小說《城南舊事》被搬上銀幕。於是,1983年春,在她度過金色年華的北京,我們看到了這樣令人歡欣的場面:人們相互傳遞喜訊:根據臺灣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城南舊事》,獲得馬尼拉第二届國際電影節金鷹獎!

  於是,這部影片一下子風靡海內外。小說《城南舊事》也相繼在北京、廣東出版。暢銷海內外的大型文學刊物《海峽》,也於1983年二期,全文刊載了這部情思切切,鄉戀深深的小說。

  從此,大陸人民認識了這位作家,幷希望瞭解她的身世、讀到她所有作品……

  一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臺灣省苗栗縣,父母曾東渡日本經商,林海音於1918318生於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當時臺灣已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其父林煥父不甘在日寇鐵蹄下生活,舉家遷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長大。曾先後就讀於北京城南廠甸小學、北京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任《世界日報》記者。不久與報社同事夏承楹結婚。19488月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故鄉臺灣,任《國語日報》編輯。1953主編《聯合報》副刊,開始文藝創作,幷兼任《文星》雜志編輯和世界新聞學校教員,1967年創辦《純文學雜志》,以後又經營純文學出版社。

  林海音的創作是豐厚的。訖今爲止,已出版十八本書。散文集《窗》(與何凡合作)、《兩地》、《作客美國》、《芸窗夜讀》、《剪影話文壇》《一家之主》、《家住書坊邊》,散文小說合集《冬青樹》,短篇小說集《燭心》、《婚姻的故事》、《城南舊事》、《綠藻與鹹蛋》;長篇小說《春風》、《曉雲》、《孟珠的旅程》,廣播劇集《薇薇的周記》、《林海音自選集》、《林海音童話集》,編選《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此外,還有許多文學評論、散文等,散見於臺灣報刊。

                 

  林海音從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滿鄉戀、哲理、親情,浸潤著人們的心。那北京風貌、臺灣民情、異國景物,以及天倫之樂、同鄉之親、師生之誼,讀書心得,偶聞雜感,都令人興起縷縷情思。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對祖國母親的摯愛,對第二故鄉北京的懷念。“我漫寫北平,是爲了我多麽想念她,寫一寫我對那地方的情感,情感發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會好些。”(《陳穀子·爛芝麻》)她把滿腔思戀,傾訴於對昔日親朋好友的懷念中,表現在北京特有的名勝古迹、風土人情、市場變化的描繪上。至於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筆下,展現的是一幅幅彩色鮮明的圖畫:明媚的春,歡樂的夏,紅葉滿山的秋,鵝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傾瀉我所有的感情,春來秋去,我是多麽熟悉那裏的季節啊!”“然而這一切,在這裏何處去尋呢?像今夜細雨滴答,更增我苦戀北平!”(《苦念北平》)。作者的綿綿情思,真是“訴不盡,理還亂”!此外對天安門、故宮、景山公園、文津街、虎坊橋、天橋、地壇等地的深情描繪,都灑下了作者相思的淚。因爲“那裏我住得太久了,像樹生根一樣。”人同樹,沒有根是無法生存的。這也是她雖然長住臺灣,但她這個人,她的作品却“有濃厚的北平味兒,”“甚至比北平人還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愛她的故鄉臺灣。那裏到處可見的相思樹、香花,臺北的溫泉,獅子山的美景,媽祖生日的熱烈氣氛,高山族少女的戀愛生活……都再現在她的篇章中,傾注著她的溫情。而對故鄉的英雄,則更是無限崇敬,如《霧社英魂祭》,洋洋數千言,從霧社山民的祖先寫到今日霧社的莊嚴美麗,從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寫到日寇入侵後的悲慘命運,又從山民的奮起反抗寫到殖民地者的殘酷鎮壓,更從英雄的頑强戰鬥寫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麽漫長的歲月,描寫了那樣壯闊的畫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題深刻,筆勢縱橫而綫索明晰,處處圍繞著烈士精神與山河同在這個凝聚點取材,將叙述、描寫。議論、抒情熔於一爐,從而使這篇祭文成爲一首緬懷英烈的頌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則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門”則是“無情的東西”(《門》);作者通過對“門”的有關成語的種種解釋,闡述自己獨到的見解,寫得別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勢的可憎(《狗》),至於錢,也不是萬能的東西,因爲它買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錢》)。只有春,才是充滿希望的,“兒童,春天,希望,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春》)。這些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對人生深入觀察的結晶。

  林海音叙寫夫妻情、母子愛、師生誼之類的散文,充滿一種真摯。親切的情趣美。如妻子爲盡婦責,好心地把丈夫書桌上亂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氣,妻子據理力爭,丈夫只好認輸:“算你贏,還不行嗎?”結尾多麽風趣而親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爲了讓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讓她進厨房,他帶領孩子們做飯炒菜,把他對妻子的體貼,以及他不會做家務事而鬧出的各種笑話,渲染得滿紙生輝。作者還常選用一些生活細節來突出這種情趣,如“醜小鴨”們“偵察出父母因熬夜寫作而偷吃東西”的物證後,四張小臉沖著“我”要求“賠”的笑劇(《鴨的喜劇》);爲幫助學生默默改錯誤,以不損傷學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學生一個一個走到操場,讓偷球者自己去還球,小偷不敢還;後又用學生老師一個一個走出教室又一個一個走進來,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處,雖然老師明知是誰,也不點破,這一組細節描寫,顯得新穎別致,更體現老師一片愛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這樣描寫,妙趣橫生,充滿詩情畫意,折射出作者熱愛生活的底蘊。

  優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構思的結果,林海音散文構思的特點,是形散神不散。爲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設,却又不露痕迹。如《貝多芬的力》,作者既寫貝多芬父親的酗酒和母親的早喪,又寫他負擔全家生活和培育兩個弟弟的艱難,也寫他失戀的痛苦,耳聾的打擊,以及他立了遺囑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響樂》才在貧病中逝世。全文緊緊圍繞著這位杰出人物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把許多有關的片斷彙集於“力”這個焦點上,從而使這篇散文凝煉、濃烈,幷以它思想的光輝而使讀者受到啓迪。《辛酸餐館淚》。《日落百老匯》、《詩的婚禮,詩的歲月》也體觀這種構思的特點。有些篇章,用對比突出主題,如《五十兩黃金·一塊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筆調,將一個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寫出來,讓讀者得到豐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說則爲我們展開更爲廣闊的生活畫面,幷以反映我國特殊歷史時代的真實面貌而得到人們的贊揚。

  林海音特別關心中國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她大部分小說,不管是以北京爲背景還是以臺灣爲背景,處於中心位置的,始終是婦女問題。她的許多反映舊中國婦女命運的作品,既是探討中國婦女問題的記錄,也是寄托鄉愁的一種表現形式。如自傳體小說《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給我無限回憶”。深深的鄉愁也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舊事》就是通過宋媽、蘭姨娘、秀貞和爸媽等人物命運的描寫,表現作者對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寫大陸來台婦女和臺灣婦女的生活際遇,是她探索中國婦女問題的繼續。她們不是忙於事業而失去家庭的溫暖(《春風》),就是爲養家活口淪爲受人淩辱的戲子(《風雪夜歸人》);不是爲掙錢送妹妹讀書而只好賣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學失業的痛苦、寂寥中被變態的戀情吞噬(《曉雲》)。而秀惠的自殺身亡,又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臺灣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玫瑰》)……總之,林海音筆下的婦女,不論貧富貴賤,年齡大小,文化高低,籍貫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現了二十年代舊中國婦女和五六十年代臺灣婦女的苦難生活,也寫了她們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樓自殺來抗議養母和社會對她的坑害。但大多數婦女的“控訴和抗議是溫和與微弱的”(葉石濤語),林海音爲被侮辱被損害者鳴不平,却找不到出路。這又一次證明,婦女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除了描寫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外,林海音的小說,還反映大陸赴台人員的寂寞、對大陸親人的思念(《晚晴》)和謀生的艱難(《蟹殼黃》),以及臺灣城市貧民不幸的命運(《鳥仔卦》),臺灣菜農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龍的心願(《要喝水嗎?》)。而《蘿蔔幹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說,則是兒童生活的寫實。

  林海音還寫了不少童話,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林海音童話集》,一本爲故事篇,有《請到我的家鄉來》、《遲到》、《三盞燈》、《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橋》、《駱駝隊來了》、《察家老屋》、《童年樂事》;另一本爲動物篇,內有《我們都長大了》、《小快樂回家》、《六趾兒》、《井底蛙》、《不怕冷的鳥——企鵝》。不管是故事箱或動物篇,都充滿兒童情趣。作者將淺顯的哲理、深刻的主題用小讀者樂於接受的形式來表現,都使小讀者愛不釋手,百讀不厭,是寓教於樂的精品。

  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語)林海音致力於寫人,寫人的命運,靈魂,性格,井通過“最具體的個人”的複雜性格,折射出社會的風貌,勾勒出整個時代的面影,這是她作品深受讀者歡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寫了許多婚姻故事,却沒有一個是雷同的,就是因爲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個具體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環境的印記,人物自己的個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劇的《燭》中的大婦,明明反對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贊同;心裏對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顯得雍容大度。她的獨特性格和複雜感情明顯地帶有時代的標記,環境的烙印,因爲中國社會長期受著封建主義的統治,“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鎖一樣禁錮著婦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爲中心的宗法社會裏,男人娶妾,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大婦的美德,是對丈夫的順從,對小妾的忍讓和寬容。但被弃的痛苦,對愛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於默默忍受這難堪的境遇。於是她采取“裝病”這個反抗形式,以懲罰丈夫的變心和小妾的得寵。而這種反抗絲毫無損於丈夫和小妾的恩愛纏綿,自己倒由假癱變成真癱。她渴望丈夫的愛,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關懷。無疑地,她是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亞德,是大陸去台人員,在孤獨無聊中打發難熬的歲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陸的妻子兒女,托人打聽,才知妻子已經病逝,女兒又很難來台,他只得把滿腔深情,移於被海員丈夫拋弃的臺灣婦女。姚亞德的鄉戀和思親,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願望,是由於國未統一,家難團聚這一具體社會環境造成的。作者通過“這一個”姚亞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陸去台人員的“一般”心願。《玫瑰》中的秀蕙,原是個品學兼優的中學生,愛唱歌,愛生活,可是她却是一個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裏的養女。由於作者把她放在笑貧不笑娼、觀光事業畸形發展的當代臺灣這個社會環境中來刻劃,詳盡地寫了她的掙扎和奮鬥,却仍然逃脫不了當歌女任人蹂躪的命運,才十七歲就自殺身亡。作者在描寫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的同時,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後來被歌廳老闆改名爲玫瑰的少女)純潔、上進、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徵,使讀者通過秀蕙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對促成她悲劇命運的社會環境的認識。

  林海音還常常運用我國傳統的“白描”手法,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來刻劃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說《初戀》,就是通過女主人公的語言行動,表現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喪母,爲了照顧年老的父親和年少的妹妹,錯過豆蔻年華。於是父親特意從大學帶回一個助教來家過暑假,希望他成爲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對這位儀錶堂堂的青年一見鍾情。可是他愛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組細節描寫,凸出她怎樣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淵:他約她出來談話,她激動得“心都要跳出來了”,但完全意外的結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將肩頭靠在大樹上”却仍然答應他的要求,勸父親允許他向小妹求婚,她認爲她的退讓給心愛的人帶來幸福,自己雖痛苦,却值得,這是一個多麽美麗、純潔的靈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舊事》中幾個人物性格的刻劃,如宋媽、小英子、父親等也是通過他們的語言行動來表現的。特別是瘋女秀貞對戀人的痴情和對女兒的慈愛,全是通過她時而痴呆時而清醒的語言行動來突出的。長篇小說《曉雲》女主人性格的刻劃,也是通過她的語言行動來表現的。在臺灣,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計想找個留洋的丈夫,以便跟著喝洋水。而曉雲却不理睬已經留洋而且品貌才學兼優的俞文淵的苦苦追求,這就說明她不是一個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個有婦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懷了孕而不能結婚的悲劇。之所以如此,既有社會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個不重視傳統道德的社會裏,自幼又那麽尷尬地度過少年時期,這就造成了她敏感、內向、孤僻、鬱悶的性格,這就難怪她與躊躇滿志喜好高談闊論的俞文淵談不到一塊,而愛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樣敏感、內向、鬱悶的梁思敏。作者通過她的語言行動,叙寫了她種種掙扎,袒露了她的欲罷不能,才使讀者感到她幷非輕浮少女。是臺灣社會另一類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運用對比手法來塑造人物,以顯示人物自身的獨特性。同是通過母愛表現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徵,《我們的爸》以母親的離婚再嫁來表現她的明智、堅强和對子女的愛心,《母親的秘密》却以拒絕愛情、犧牲自己的幸福來突出母親溫柔內向的性格和對兒女的慈愛。這種題材類似寫法却不同的隔篇對比,人物形象各具異彩。至於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運用對比刻劃形象,更是具體突出。《風雪夜歸人》對女主人公李明芳當演員前後的境遇、思想性格則以縱綫表達方式加以對比,使讀者能觸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絡,看出其前後的變化及形成這種變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學生時代天真純樸的性格和對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來臺灣後爲生活所迫不得不當明星的苦惱和傷感:面對劇場老闆和達官貴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業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貧苦和社會的黑暗。林海音中長篇小說中的對比手法,運用得更加圓熟,既有情節綫索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全面對比,也有人物之間某個特徵的局部對比。如長篇小說《春風》,就有兩條情節綫索,一條圍繞靜文的性格命運,一條圍繞著秀雲的性格命運,這兩條綫索自始至終都在强烈的對比中開掘著。靜文家境貧寒,秀雲則富有;靜文用半工半讀完成自己的學業,秀雲則依靠父親的供養順利讀完大學。靜文畢業後即投入工作,幷用自己的工資建立家庭,供應丈夫曹宇平讀書,秀雲畢業後却隨夫馮啓光出國,不是爲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隨件”;靜文成爲模範校長而受到人們的尊敬,秀雲則被稱爲模範妻子而被丈夫寵愛;靜文有强烈的事業心而希望夫妻“雙軌幷進”,結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爲別人的丈夫,夫妻關係名存實亡,秀雲則把自己溶於丈夫的事業,而使家庭生活美滿。這是兩條情節綫索的對比,也是靜文與秀雲兩個人物間的全面對比。至於人物之間的某些特徵的局部對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靜文的嚴肅、認真、勤奮和秀雲的活潑、隨和、懶散;靜文的堅强、進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於現狀;靜文的開朗、積極和立美的憂鬱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寫,也常常用對比來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徵,如靜文的小巧清瘦,秀雲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夫人)的嬌弱柔美等。通過靜文與不同人物的不同側面的對比,她的立體形象就活現在讀者面前,而且血肉豐滿,令人難忘。

  進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靈魂探索,運用多種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藝術手法。林海音的許多小說,常常通過“想”、“回憶”、意識流動來叙述故事,表現人物的命運與性格。如《燭芯》,作者以過去和現在交錯出現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從抗戰前在故鄉天津的生活,一直寫到現在臺灣的新家,其時空跳躍之大,意識流動之活躍,在她的短篇小說裏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別想起二十五年前她與前夫志雄的大別,想起她怎樣爲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産,住院也沒保住孩子的嚴重後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戰夫人;想起來台後他們夫妻三人尷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離婚,和俊杰的再婚……通過元芳的意識流動,以及她的沉思與回憶,將大陸的生活與現在的生活連貫起來,幷用颱風之夜搖曳不定的燭光點綴場面的交換一一展現,顯得真切、細膩、深情。

  在某些篇章裏,作者則不采用內心獨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動作、語言、心理活動三者熔成一片,因爲想和做、言和行總是密切相關的。如作者早期小說《遲開的杜鵑》中的亞芳,四十多歲還未婚,當表妹爲她介紹男友而請她吃飯時,她這頓飯吃得“不知肉味”,表妹問她爲何吃得那樣少?作者緊接著寫道:

  亞芳用手按住心口,眉頭一皺:“這兩天胃不舒服。”其實她的胃何嘗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單人床上痛哭一場”;因爲眼前這男子,正是她少女時代在大陸拒絕過多次的人啊!這裏,表面看來,是神情動作語言的精工細刻,實際上却是逼真細膩的心理描寫。通過這些描寫,讀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對當年在祖國北方讀書和工作生活的留戀,對來台後飄泊凄苦的無奈,以及此刻急於找個歸宿的心態。

  有時,每個動作都是說話,每句話都是動作,每句話,每個動作又都是心理活動的印證。如孟珠與許午田相愛後的每一舉動、每一段對話,每一縷思念,都暗示兩人心理的進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沒有語言,而且動作很少的場合,心緒的波動也引起讀者的强烈共鳴:

   他握住我的手,望著我的臉,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有多少?

              ——《愛情象把扇子》

  還有什麽描寫,能如此傳神地突出一對戀人定情時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創作的豐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爲海內外讀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這個時期,西方現代派文學風靡臺灣文壇,當臺灣現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稱只要“橫的移植”,不要“縱的繼承”的時候,林海音却堅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實在難能可貴。

  魯迅先生說:“我主張雜入靜物,風景,各地方風俗,街頭風景……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爲世界的,即爲別國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說正是借助於有地方特色的風俗、人情世態,地方風景的精心描繪,從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藝術魅力,而爲世界矚目。如八大處的雄偉,白雲觀的熱鬧,護國寺的廟會,香山的紅葉,臥佛寺一丈多長的臥佛等等,寫的是北京的景,抒發的是熱愛祖國的民族情(《騎小驢兒上西山》);至於對北京中秋節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團圓月餅的禮俗(《婚姻的故事》),臺灣媽祖生日的熱烈慶賀、端午節劃龍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戀愛生活(《臺灣民俗雜輯》)等描寫,也鮮活地表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畫圖和情趣。

  林海音不僅刻意描繪出動人的風景風俗畫,還常常把時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現出這些地方特定的歷史年代的真實面貌。如《城南舊事》中群衆觀看革命學生和盜賊“出紅差”場面的描寫,既突出北伐失敗後反動派對革命青年的殘酷鎮壓,也顯現了社會的混亂。《殉》把“仍然留在時代那一邊沒有跳過來”的婦女所遭遇的包辦婚姻和“沖喜”舊俗,寫得凄凄慘慘;至於臺灣三世、四世同堂的“養女世家,以及養女被侮辱、被摧殘的悲苦命運(《玫瑰》),又從另一角度揭露了臺灣畸形發展的觀光事業的真相。林海音小說中所寫的每一件事,每一情節甚至細節,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無不打上民族的、時代的和社會的印記。

  在民族化的典型環境中,活躍著民族化的典型人物,這在林海音小說中是相當突出的。如《城南舊事》中的宋媽和秀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中的朱淑芸,《金鯉魚和百襇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鯉魚,《燭》中的大婦和小妾,《晚晴》中的姚亞德等等。至於對中國文學民族傳統手法的繼承和發展,幾見於每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舊事》,就繼承了中國小說結構上的“有頭有尾,疏密相間,似斷實連”的優秀傳統,幷運用我國讀者喜聞樂見的白描手法,通過人物自己的語言行動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題。

  林海音的小說創作,雖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對於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巧,也剔其雜質,取其精華。如短篇小說《燭芯》、長篇小說《曉雲》等,就具有意識流小說的某些特點,但又不完全是意識流的作品。它們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取了現代派某些表現手法創造出來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傳統的叙述描寫和意識流寫法融爲一體,構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現代派色彩的風格,從而使作品的主題更鮮明,人物形象更立體化,這正是林海音創作中精益求精的結果。

  林海音創作的個人風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礎上形成的,那就是:樸素、自然、淡雅。

  一說起樸素、自然、淡雅,人們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語言文字,其實,它主要表現於內容的實質,如作品題材、結構、情節的選擇,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摯自然篤誠,當然也包括語言文字。林海音筆下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沒有刀光劍影的鬥爭,她寫的都是身邊事、兒女情、母子愛、師生誼。這些,都是平淡無奇的,她却能對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處理,寓深意於質樸之中。宋代詩人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散文、小說創作何嘗不是如此。《思冰令人老》寫的是作者在臺灣旱冰場觀看白雪冰團表演時的所想所盼,却落筆於“我們是從有冰雪的地方來,仍當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這篇文章是那樣質樸、單純,內涵豐富、厚實!小說《城南舊事》,寫的不過是宋媽、小偷、瘋女秀貞,蘭姨娘、父親等人的生活命運。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們司空見慣的。林海音却能“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發現出美來”(《羅丹藝術論》)。因此,她透過來媽喪失一雙兒女却仍然善待東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過瘋女的表面看到她本質上的可愛可親可憐;透過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無奈和可敬,因爲太窮,他得讓母親吃飽和讓弟弟讀書;透過蘭姨娘的現在看到她苦難的童年;也透過父親接濟革命青年和導致父親身亡的事實,看到父親的所愛所憎。作者正是從這些人們司空見慣的人和事中,發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這麽美的人,這樣令人難忘的事,這樣令人懷念的地方,都離“我”而去了,作者對祖國故土的思念之情,也就躍然紙上。作品的深刻主題正是通過這些平凡的題材表現出來的,而且正以它的豐富內蘊,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撥動讀者的心弦。大陸去台人員思念鄉土親人,更是極普通極常見的事,《晚晴》通過一個老人寂寞思親和他的朋友——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歸而“投環”自殺的描寫,把盼望祖國統一的灼熱主題,深埋在思親的質樸文字底下,從而引起讀者無盡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鳴。

  這種樸素、淡雅、自然的風格,表現在人物塑造上,更爲突出。她筆下的人物,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筆細雕,她從不用濃墨重彩把人物嵌進油畫裏。

  林海音的小說,其情節結構,也有一種“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質樸美。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樣子,作者不過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紙面而已。這種“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的結構藝術,當然是作家深思熟慮、精巧構思的結果。生活是豐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結構上也力求變化多端,給人種種新意。有的以書信體結構情節,突出人物的心靈美,如《蘿蔔幹的滋味》;有的用講故事的方法構小說,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幾代人的不幸婚姻,講得詳略得當,寫得真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現主人公命運的多變,如《燭芯》;有的開門見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順寫(《繼母心》);有的倒叙(《初戀》、《蘭色的畫象》);有的倒述、插述幷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幾個人物分別立傳的結構方式(《我們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臺北行》、《陽光》);有的簡潔明朗,像速寫,如短篇小說《再嫁》、《冬青樹》;有的鋪陳委婉,如長篇小說《曉雲》)。即使都是長篇小說,也因不同題材而采用不同的結構方法,如《城南舊事》通過五個系列故事表現一個主題:故上之戀,別離之憾。《春風》則通過兩個朋友的不同命運爲主次綫索的結構方法,表現由大陸去臺灣的知識分子事業與愛情之間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則采用一種更接近於散文的寫法,因而顯得更爲自然、質樸,幷帶有一種女作家所特有的溫柔細膩的筆觸,將歌女的悲歡,姐妹之情,男女之戀,都在舒徐動人的叙寫中得到最完美的藝術體現,讀來令人思緒萬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質樸自然,還表現在她深摯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怩作態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熱的心、全部的情熔於作品,把自己的愛與恨傾注在人物的際遇中。這種感情首先表現在她對祖國的深情眷戀上。她許多寫北京風土人情的散文和以北京爲背景的小說,都是鄉愁國戀的見證。但在正文中却不露痕迹,而讓這種真摯誠篤的深情,自然流露於字裏行間。而以臺灣爲背景的小說,則讓這種情感涌溢於她筆下人物的思緒中:

   立明切然沒有聽見,他的思緒飄得很遠。他在想幼年去過的西湖和昆明湖。記憶裏,昆明湖好像比較清楚些,石舫和銅牛,一口氣直上排雲殿,居高臨下看湖水,綠蔭深處一隻翠鳥……

                  ——(《春風》)

  安立美之弟安立明就要去美國留學了,可他站在臺灣的大貝湖旁,想的却是杭州的西湖和北京的昆明湖,想得發痴,聽不見近在身旁的外甥女幾次問話。而女主人公靜文,雖然在臺灣功成名就,却總忘不了北京的西山紅葉,忘不了在北京就讀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故鄉的山山水水……《婚姻的故事》寫了幾代人的婚姻,它却是以離開北京結尾的:“我們已經飛到雲層上面來了,綠琉璃瓦的北平城早在視綫中消失了,她深深地埋在雲層下面,我知道她將留給我無限無限的回憶。”作者連用兩個“無限”,那深情,那不舍,都盡在不言中了。事實上她在臺灣寫的散文或小說都表明,她時刻都沒忘記過她的第二故鄉。

  林海音小說中的景物描寫,也處處附麗著她特有的情思,常常把讀者帶入詩一般的境界:

   刮來了一陣白光下的暴雨,雨是斜的。夾雜著風,在太陽底

  下閃著金光。望著天,美麗極了。黃昏的殘霞是深瑰色的,只有舞臺上的女人的化妝才肯搽得那麽濃的紅胭脂。

   颱風前的景象是最美的!

               ——《曉雲》

  真是一幅色彩絢麗的圖畫,而且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幷以內在的哲理引起讀者的沉思:夏曉雲與梁思敏的戀愛,不正是象徵著颱風前的美景,而他們戀愛的結果,不正是暴風後的毀滅麽?

  作者還常常以作品中人物的心境照景,使景物和人物互相襯托,互相照應,以收到一百二鳥的效果。如《殉》中,新寡的方少奶奶,在北海所看到的金色落日,是“徐徐地沉下,沉下”,她的心也“隨著那金輪子墜下去了。”而且她還記得,“那時北海是一片黃昏的蒼茫,水面上閃著一層微弱的光。”這沉下去的落日,蒼茫的黃昏,微弱的光,把一個被接來“沖喜”,却仍然無法挽救丈夫生命的新寡處女的絕望心情,和她凄慘黯淡的前景映照得何等鮮明,影射得何等神似!三十年後,她抱養的愛女小芸就要出嫁了,她感到日子過得太快,女兒走得太急,這時,眼前的景就完全變了樣:“水流得那麽急,金輪子也滾得那麽快。”三十年前的夕陽,在萬念俱灰的新寡方少奶奶眼裏是“沉”,三十年後的夕陽,在捨不得女兒離開自己的方老太太眼裏却是“滾”了;由於作者巧妙地以人物的心境照景,同樣看落日,感受也迥然不同!

  林海音的作品的情真意篤,還因質樸隽永而含情脉脉的語言而更加突出。不管是狀物繪景,還是叙事寫人,她都把自己的滿腔深情,滲透到每一個詞、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上。如對她曾在北京住過的珠市口、新簾子胡同、虎坊橋、西交民巷、梁家園、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長街(《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質樸、詳細而深情的記叙;而對琉璃廠、廠甸、海王村公園(《家住書坊邊》)的摯愛,更涌現筆下:“每看到有人寫北平的琉璃廠——廠甸——海王村公園時,別提我多親切,腦中就會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過全身,那一帶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這附近多年,從孩提時代到成年。不管在陽光下,在寒風中,也無論到什麽地方——出門或回家,幾乎都要先經過這條自清代到民國而續延二百年至今不衰的北京文化名街……”對北京的西山紅葉、北海的白塔,景山公園、中山公園、臺灣的大貝湖畔、日月潭、獅子山、北投等景色的描繪,把作者對祖國和故鄉的思念和熱愛,寫得那麽真切,說是寫景,實是抒情。

  林海音人物的語言,是“可以從別人的談話裏推見說話的人物的”(魯迅語)。如聽到“我暈、我暈哪!”的叫喊,我們就知道這是《燭》中大婦特有的語言。我們甚至通過那發顫的聲音,看到她滿臉的盼望,觸到她那顆渴望愛却又被弃的心。從“綠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兩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氣、水和少量廉價的藥品……將來有一天,每家的屋頂開闢一塊可以曬到太陽的綠藻培養他,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盡、食之不竭了。我們將和綠藻共同生存,繁殖在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的慷慨發言,看到微生物學家肖定謨的雄心大志(《綠藻與鹹蛋》);也從“感謝這一段友誼的散步。它使我認識一個可愛的男人,像你這樣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尋找的對象的標準。有一天也許我們又偶然在街頭上遇,那時我們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樣地互道近况,只是我們現在該分手了,爲的是,你應該回你溫暖的家庭,我應該奔向我光明的將來。”的一段話,看出女主公怎樣理智和向心愛的有婦之夫告別,因爲她很清楚,這種散步不應繼續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堅毅的性格。小學生振亞把自己裝有鶏腿、肉丸的飯盒偷換貧窮同學裝有蘿蔔幹的飯盒而被老師查出時,却請求老師:“老師你不要講出去吧。劉毅軍的家裏實在很窮,他天天吃白飯配蘿蔔幹,所以……”展示出小振亞純潔、美好的心靈(《蘿蔔幹的滋味》),更從“我們看海去”,判定這是天真、聰明的小英子在讀書和說話。、甚至從北京腔、天津衛、山東調、閩南語、客家話等不同的語音語調中,讀出說話人的籍貫,身分、年齡和性格,作品也因此顯示出强烈而鮮明的地方特色。不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語言還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態。如《瓊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後,她想再嫁,說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這句話,把這個深受封建倫理道德熏陶的溫柔少婦的怯弱心理寫活了。她甚至連“改嫁”兩個字都說不出口,可是那個語調,又分明滿含著她對與她同齡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賴和懇求。“你的寶貴青春都爲爸爸犧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學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開朗、明智,對這個一向像朋友一樣的後母充滿同情,這一組對話,既點明她們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們之間特有的情愫。

  文學作品,是時代的投影,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作家心靈的鏡子。林海音將滿腔鄉愁,編織在她的作品裏,幷著重描述了我國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女性人生悲劇,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婦女形象,真實地反映了大陸去台人員寂寞空虛的生活,表現了思親和盼望祖國的主題。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兒童生活的豐富世界和臺灣下層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橋,溝通著海峽兩岸同胞的心;是畫,展現出祖國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島的美麗風景、習俗人情;是詩,吟誦出那埋藏在炎黃子孫心底的愛國深情。因此,我們說,無論她怎麽“化”,她都是中國人民最歡迎的中國作家,道理就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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