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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華》白舒榮撰(1995)

於梨華(1931-) 

白舒榮

 

  第四支古老遙遠的《蘇武牧羊》使他尖銳的憶起他小時,母親在燈下一面縫衣服,一面哼‘……北海邊,雪地又冰天……夢想舊家山……’,他坐在一邊,一面聽,一面做功課的情景。突然,手指擋不住,掌心裏不住的眼淚匆促地奔流下來。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在崇美風氣盛行的臺灣,很多青年人把留美當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計,遠涉重洋,背井離鄉,踏足美國。這些留美的中國學生群,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和苦惱:學習的艱苦搏鬥和學成後無所歸依的悵惘寂寞。中國大陸的政權改變了,臺灣局面太小,美國又不是自己的祖國,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除了名利之外,別無所得。因此,他們往往懷著强烈的“思鄉病”,覺得個人在異鄉就像浮萍一樣,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華人著名女作家於梨華,把這類鄉愁病者稱作“沒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寫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聲文壇。

  “文化大革命”之後,渡過解凍的太平洋,“沒有根的一代”中,尋“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於梨華,這位根在祖國的遠方飛鴻,也曾多次來歸。她那用積蘊的懷鄉情絲編織成的精美作品,日漸爲我們所熟悉、嘆服。

  於梨華與同根生,同膚發,幷傳統的我們是同胞姐妹,和我們這樣近;天蒼蒼,海茫茫,生活在地球兩面,却又如此遙遠。但從其大致的經歷和主要作品,猶可看出她的爲人。

  一

  1953年初,一個黑頭發,黃膚色的中國姑娘,告別了相依爲命的父母和溫暖的家庭。她像一隻小鳥,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時候了。一點點離愁,沉甸甸的兩箱衣服,到“黃金國”獨自“打天下”的雄心……這是她當時的全部財産。

  坐在飛機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麽命運呢?身在海輪,又有一種脚踏實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靜,忽而咆哮,喜怒無常,但畢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點安全感。香港、橫濱、東京、檀香山……異地異國新奇的風光,在她對未來前途的一則喜,一則憂的思慮中,恍恍惚惚掠過。

  目的地是三藩市(舊金山),寄居處是相識而不相親,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個猶太人的家。她進了三藩市的初級大學選修英文聽讀、英文會話、速記、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學洛杉礬分校研究院。本來她一心要進美國文學系,却因爲英文不過關,成了新聞系研究院的學員。

  在新聞系她遇上了一個對手,有個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學,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園》的英文小說,得過米高梅第二獎;那個東洋女很看不起這個中國女孩子,經常修改她寫的新聞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輸的她,怎能甘拜下風。“她能寫,我爲什麽不能寫?”她下决心要參加米高梅文學創作獎的競選。所謂米高梅文學創作獎,是好萊塢的米高梅公司老闆之一,山姆·高德溫先生,爲提携青年有才氣的作家,在加州大學洛杉礬分校設立的。凡是分校學生都可參加競選,作品不論詩歌、電視劇、電影劇、還是短篇小說,只要是創作性的都可以。

  她沒有告訴任何人,私下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內容是叙述一個年輕女孩,從漢口到重慶去尋找幾年前拋家出走的父親。在重慶郊區,她假作應徵的女僕,進入她父親及另一個妻子的家,逐漸讓父親認出她的真實身分,進一步動之以情,當父親偕她返回漢口家中時,她的母親在憂傷擔心中已過世了。

  這篇題名《揚子江頭幾多愁》的小說,與八十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競選1956年的米高梅文學獎。競選揭曉,衆多的外國對手,都驚得目瞪口呆。當高德溫先生親自授給這個中國姑娘首獎的獎金和金牌時,於梨華這個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藝界的重視。

                 

  祖國的江南,山清水秀,風光旖旎,人才薈萃。浙江鎮海縣是於梨華的祖籍。193215陰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之家。她父親在光華大學教書,曾經留學法國,在光華教化學和法文。如果不是因爲時局不寧,她全家不會遷回祖籍,她的父親不會失業,用不著帶著兒子到幾十裏的親戚家告貸,兒子得了重病也不至於死亡。

  一家人要吃飯,要活命,剩下的四個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親四處奔走,終於由熟人介紹,在福建南平縣一家造紙廠,找到了一個廠長的職務。

  社會動亂,人似轉蓬,忽而西東,她的少女時代也像無根的浮萍。在南平中學剛剛開始初中生活,福建的局勢又緊張起來。父親先動身到湖南衡陽一個私家紙廠當主管,第二年接去了全家人。

  還未及彈去旅途的灰塵認識衡陽的市容,就碰上日本兵第四次進攻長沙。衡陽風聲鶴唳,工廠、企業紛紛沿湘桂綫撤退。

  一家人擠在火車頂篷上,經歷了不少驚險,狼狽地到達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頭上嗡嗡的敵機,街上轟轟的炸彈聲,美麗的七星岩不再是遊人留戀的勝景,却成了難民們的避彈所。她父親工作的紙廠在柳州不得已宣告解散。帶著一年的遣散費和一大堆行李,全家七口,栖栖惶惶困守在柳州旅館。父親想盡辦法讓她母親領著四個弟弟先行到貴陽。剩下父親和她,一直挨到日寇兵臨城下,才用最昂貴的價錢,買到兩張木炭車的站票,行李上了另一輛車,結果半路“失踪”。父女倆空身找到母親住的不能再小的旅館,一家人痛哭不已。

  顛沛艱難的生活,能加速一個人的成熟。於梨華說,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錢衡量的朋友的真摯情感,和在危難中損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樣,到了嘉陵江畔的重慶時,我雖然只有十四五歲,却已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能觀察、分析和辨別被世俗裝飾起來的真僞了。”這雙來之不易的銳利眼睛,對她後來成爲作家,發揮過不少作用。

  抗戰勝利前夕,她在距成都不遠的一個小城,終於回到正常的中學生活。父親因被派到臺灣接收糖廠,先飛回上海。母親便帶著兒子們,沿著荒凉的西北道,坐著兩匹瘦馬拖著板車,吱呀呀,慢悠悠,由寶鶏、撞關、洛陽、南京兜到上海,又轉回老家。

  在鎮海縣中和寧波縣中,她讀到高中二年級便遷家臺灣。當時還不太懂政治的於梨華,這一別大陸的含義她哪會想得到呢?

  大陸是她植根的土壤,有她的故鄉和擦不掉的親情、友情。祖國的東南、西南、西北印滿了她還沒有長成的足迹。跑了大半個中國不是遊山觀景,而是爲侵略者的炮火所追趕。苦難的歷程往往比寧靜平淡的生活更能嵌入人的記憶,離別欲見不能的故土,更能啓動人的心扉。去國幾十年,浪迹天涯的於梨華,一直苦戀著多災多難的祖國,實在是少女時代的生活。留給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三

  生活在四面環水的臺灣島別有風味,濁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她和女伴們無憂的笑臉。她們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門,去找她的好朋友——筆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櫚樹——她做人的象徵——輕輕用手撫摸著它,直想大聲對它喊:我長大了,小姑娘要當大學生了,爲我高興吧!

  如果不是因爲英文考試成績不理想,被校長傅斯年的夫人逼迫轉系,她不會離開一心想讀的英文系,去學習她幷不感興趣的歷史。

  告別了大學生活,告別了高大的棕櫚,告別了留戀、期望的父母和朋友們羡慕的目光,她離開了生命旅途中的第二個大站——臺灣島,遠走高飛,長本領,見世面去了。在美國她沒有進入理想的美國文學系,但獲得米高梅文學獎,又得碩士學位,嫁給物理學博士孫至銳——這三件决定一生命運的大喜事,竟然都發生在同一年——1956年,誰能不羡慕她的成功呢!

  自從到美國,至1962年當了三個子女的母親,九年時間過去了,她對此無限感慨:“九年,從一個把夢頂在頭上的大學生,到一個把夢捧在手中的留學生,到一個把夢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婦。但是把夢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個好的、踏實的生活。做夢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迷亻叔亻叔,不知路的方向;踏實的生活平平穩穩,知道自己要什麽,能什麽,做什麽,寫什麽。不,也許不知道自己寫什麽,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寫,這一點是踏實的。”

  她要養育三個孩子,又想寫作,“在忙於家庭瑣事時憎恨著生活的乏味。在伏案工作時愧悚於未盡主婦母親之職。”在矛盾中,她曾寫過三個英文長篇,因文字不够熟練和組織得不够嚴謹,未能成功。

  從1960年起,她開始了擱筆多年的文學創作,追尋記憶中童年的浙東家鄉,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夢回青河》。故事描寫了一個三角戀愛,主題是揭露中國舊式家庭對於婦女的迫害。這篇小說先在臺灣《皇冠》雜志連載,1963年全書出版後又再版六次,不但被臺灣的廣播電臺采用爲小說連播,還被香港邵氏公司購得電影製作權。它所受到的歡迎表明了她的成功,這無疑成爲一種巨大的力量,推動了梨華的不斷攀登的信心。

  她對自己的精神長子,就像一個母親對自己初生的寧馨兒一樣,既愛得熱烈,也不免爲孩子的或是眼睛不够大,或是鼻子不够直,而略感遺憾。

  另一位美籍華人著名女作家聶華苓,有一次在臺北的一家冰店裏,遇見從美國回家小住的於梨華,講到自己對《夢回青河》的意見說:“開場太亂,人物一下子全涌了上來,美雲遇害的兩個場面太戲劇化。但我喜歡書裏的兩個角色:‘定匠’和‘阿姆’。我尤其喜歡‘阿姆’被‘阿爸’抽打之後的那段描寫,把一個舊式女人蒼凉的心情和忍受命運的力量寫得恰到好處,我看的時候非常感動。”

  聶華苓談到的這段情節是這樣的:

  “阿姆自始至終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我模糊地看見她無聲的掙扎及抗拒,她一面躲避著如雨的鶏毛撣子,一面想掙脫阿爸的掌握,先是用脚踢他,但是他人高而躲閃得又快,所以踢不到,後來她就去咬那只揪住她頭髮的手,愈咬,阿爸的手愈揪得緊,撣子也下得愈重,阿姆後頸上的皮因爲頭髮被揪著的關係都裂開了,裂開的縫子流著鮮血……”

  聽了聶華苓的意見,於梨華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兩隻手一會兒捏著拳頭放在桌子上,一會兒蒙著臉,一會想伸過手來握聶華苓的手,又一迭連聲說:“你真好!你的話一點也不錯。一個作家,要想打動讀者的心,應該先打動自己才行。你知道,關於‘阿姆’那段文字,我是哭著寫的。真是用淚寫的!一面寫,一面哭,我簡直忍不住!”聶華苓也爲她對寫作同自己所共有的那份熱忱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四

  《夢回青河》的成功,使她暫時放弃了英文寫作,從此一本連一本的中文作品接踵問世。短篇小說集《歸》1963年由臺灣文星出版社出版,它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臺灣旅美留學生的生活及心態。繼之是中篇集《也是秋天》(1964年,文星出版社),描寫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家庭悲劇。爾後有長篇小說《變》(1965年,文星出版社)、《又見棕櫚,又見棕櫚》(1967年,臺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考驗》(1974年,臺灣大地出版社)、《傅家的兒女們》(1978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短篇小說集《雪地上的星星》(1966年,皇冠出版社)、《白駒集》(1969年,臺灣仙人掌出版社)、會場現形記》(1972年,臺灣新潮出版社)等,另一部重要作品長篇小說《焰》,寫的是五十年代初臺灣的大學生生活。1981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又輯其作品出版(梨華作品集》十四卷。除了回國觀感散文外,這些作品表現的內容都是中國留美學生,或美籍華人家庭,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在美國生活的形形色色。事業的成敗,婚姻的好壞,對異國生活的適應,對鄉土的懷戀和對下一代的安排。

  因爲她最早開始寫臺灣旅美留學生這個特定題材,作品既多且精,影響甚大,所以被譽爲“近二十年來留學生小說的鼻祖”。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是於梨華描寫留美華人作品中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寫成於她到美國十三年後的1966年,次年出版即獲得臺灣該年的嘉新最佳小說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說:“這一則不太溫馨而充分象徵時代苦悶的戀愛故事是於梨華小說藝術已臻新階段的明證。”

  小說主人公牟天磊是從大陸去臺灣的青年。大學畢業後,因大家出國,他也“拳頭裏捏著兩個希望:學成、業就”到了美國。故事從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教書十年後回台省親開始寫起。見到親人,踏進家門,遊歷臺灣,在親友、新聞界、甚至政府的熱情歡迎、款待的包圍中,他百感交集。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頭:在美國的艱苦搏鬥、寂寞飄零,去美國前在臺灣的情景,抗戰時期在祖國大陸的生活。大學時代,他跟女同學眉立有著純潔而甜蜜的愛情,由於他赴美留學,眉立嫁了他人。在美國寂寞無寄的生活中,他跟少婦佳利發生了熱戀,但在他得到學位那天,佳利毅然離開了他,永生不忘的情,永遠也不會再接起來了。他拿著博士頭銜,先在汽車保險公司簽寫保險單,後來又在一所不知名的學校,教小學程度的美國大學生學中文。一個人住著幾間寬敞的房間,洗衣機、電冰箱,一切物質文明幷不缺少,但寂寞却永遠是個拖著的影子,甩不開……

  他回到臺灣,爲了娶妻成家,更想在臺灣和親人中間鬆散一下“整個身體和精神”,作一番自己覺得有用的事。但是父母望子成龍的傳統心理和通信與他戀愛了幾年的意珊,都要他仍回美國。意珊更把一同去美國作爲跟他定婚的條件。他所尊敬的丘尚峰教授邀請他在台大執教,合辦文藝雜志。他自己很願意,但是真的留下,就要失去意珊。在兩者不同要求的抉擇中,丘尚峰突然遇車禍慘死,故事結束在天磊去留如何的懸念中。

  小說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佳利、意珊、丘尚峰等形象,尤其是牟天磊。到美國前,他朝氣蓬勃倔强、任性,有時還有點野;而十年後却變成了另一個人。他的心靈的蒼老、早衰主要來源於在美國獨自“打天下”痛苦的留學生生活。爲了克服物質上的困難,他白天讀書,晚上到餐館裏去當差,或打掃女厠所,暑假到蘋果園當苦工,成夜的開運冰大卡車……在賤賣自己勞動力的時候,還得忍受老闆的訓斥和種族歧視帶來的耻辱。“狹小,屋頂交叉地駕著熱氣管,地下鋪著冰冷的石板,只有半個窗子露在地面上,僅靠電燈帶來一絲光亮的地下室”這便是他的住處。

  本來氣質敏感的他,更加脆弱易感。聽到《蘇武牧羊》這支古老遙遠的歌,他會“突然手指擋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淚匆促地奔流下來”。異鄉節日的喜氣,使他想到自己“飄泊無定的前途,……空漠的將來”。在熙攘喧囂的美國,他却感到自己像“一個島,島上都是沙,每顆沙都是寂寞。”獲得博士學位幷沒有帶給他想像中的快樂,學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

  帶著一顆空茫的心,他回臺灣尋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櫚樹,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沒有根的一代”,這就是寂寞和苦惱的總根源。

  他說:“和美國人在一起,你就感覺到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們起勁的談政治、足球、拳擊,你覺得那是他們的事,而你完全是個陌生人。不管你個人的成就怎麽樣,不管你的英文講得多流利,你還是外國人。”但當他回到臺灣,却看到在臺灣的人也感到空虛和寂寞。不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問得發炸了”的年輕人,淺薄的意珊,就連他尊敬的待人誠懇、誨人不倦、情願在臺北清苦生活,不願去美國史丹梅大學教中文的丘尚峰教授,也有“連武俠小說都救不了”的更深的寂寞。天磊“溶在自己國家的語言和歡笑中,坐在親人中間”,他却覺得自己是站在“漩渦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觀念和他們脫了節。”他說:“我在這裏也沒有根”。所以,雖然他幷“不喜歡美國,可是他還要回去”。

  “沒有根的一代”的苦惱,是中國特定的政治局面,臺灣和大陸長期分割的歷史原因造成的。於梨華的主要成就和貢獻,就在於她敏銳、及時地抓住了時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這個藝術形象。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在臺灣征信新聞報人間版連載三月後,即被臺灣和香港的評論家認爲是一部“感人最深,給讀者影響最大的作品”,“這幷不是一篇每天打開報紙都能够看到的好文章。”牟天磊成了讀者本身的寫照。爲什麽?因爲於女士寫出了我們這一代人那種“仿徨迷惘沒有根的記錄。”從此,“沒有根的一代”一時成爲廣爲流行的專有名詞,《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成了臺灣留美學生的必讀書。

  五

  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寫作內容,總離不開自己的生活,作品中往往有些自己的影子淤梨華曾說過:“我自己覺得我和筆下的主角的距離要比別人短些。”她本人是個留學生,是現實生活中“沒有根的一代”,對旅居異國的甜酸苦辣體驗很深。作品的主人公當然不等於作家本人,但《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歸》等其他作品中,却都不免拖著她的身影……

  看到風風光光的於梨華,誰會想到她當年的坎坷呢!

  1953年,她孤零零地在美國三藩市上岸後,展現在眼前的景色是那樣乾淨、明亮、開闊,夕陽下的金門大橋一直伸延到遠處,來接她的是一對五十開外的猶太人夫婦。男的叫依雷,是她父親由於業務上的關係在臺灣認識的。在一次宴會上,父親將於梨華介紹給他,希望她幫助女兒到美國,依雷隨口答應了。她快畢業時就申請美國大學研究院的入學許可,可沒多久得到了中西部兩個大學的回音,便立刻寫信給已回美國的依雷。他劃了兩千五百美金在她名下,存入銀行,算是保證她在美國一年的生活費用。

  依雷夫婦熱情地帶著她離開碼頭,到他們住的旅館,讓她休息,然後讓她瀏覽三藩市的夜景。吃晚飯的時候,依雷拿出一張在他居住地的一個兩年制的初級大學的獎學金及入學許可。幷說她可以住在他們家,吃住免費,但要爲他們做點家務事,每天可以搭校車上學。說完他伸手向她要回那張兩千五百元的銀行證明。她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但初到異地,又十分膽怯,除了他們夫婦,舉目無親;而他們非親非友,不過相識而已。一肚子問題,一句也不敢提。第二天,她溫順地跟著他們到三藩市以北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小鎮歐平,依雷的家在郊外的山巔,初級大學在市區裏。

  學習生活開始了,她早上六點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腸子裏凍結起來的冰牛乳,迎著蕭瑟的秋風下山,步行半小時到山脚,搭校車進城上學。她上完課,中午混在十七八歲的孩子群裏,把一個乾巴巴的“三明治”塞進肚裏,聽他們嘻嘻哈哈地談約會、球賽、電影、跳舞、啤酒會。他們對她非常友善:“喜歡美國嗎?”“過得慣嗎?”“想念你的家人嗎?”“呵,周末來參加我們的跳舞會吧!我給你介紹一個舞伴,好嗎?”

  她搖頭,苦笑。周末是她最忙碌的兩天,打掃完依雷家七間屋子,兩個浴室、一個厨房,還得幫他除雜草、理花圃、扒落葉,及做其他有關他們六畝地的雜事。星期六晚上,他們多半下山吃飯,或同朋友玩撲克,或參加周末其他娛樂。借大的一座山上,就她一個人守著他們孤零零的房子。鄰舍是五裏外的另一對六十來歲的老人。

  晚間,呼嘯的風,雨打落葉的聲音,不知名的野獸的哀曝,空寂裏猛然響起的電話鈴;更甚者,是看不見摸不著,却緊緊糾纏著她的思親之念。

  在他家住了兩個月後,依雷因爲幾次見她暗自流淚,就告訴她附近有一個加州大學分校的農學院,那裏有兩個中國學生,幷凑一個星期日,在她做完家務事後,駕車送她去結識。在異鄉,又看見了中國臉,說上了中國話,她激動得直想哭。農學院的兩位中國學生很幫忙,替她要來了加大洛杉礬分校的人學申請表,積極計劃幫她轉學。當她把加大洛市分校研究院的入學許可證拿給依雷夫婦看時,他們的臉猶如夏日風暴來臨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聲滾滾壓在她頭上,兩人同聲駡這個不必花一分錢雇來的姑娘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她無語,不是沒有一肚子話可以回敬,而是還不以能用英文表達自己足够的憤怒。臨離開的晚上,她反復不能入睡,發現依太太躡足潜入她的房間於梨華裝睡,偷看著她。她打開每件理好了的行李檢查。於梨華終於忍不住,坐起來大聲問她幹什麽。依太太却若無其事地回答:“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們中國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裏的東西沒有?”於梨華大吼:“拿了沒有?”依太太聳聳肩,徑自掩門走了。

  她到了舉目無親的洛杉礬。農學院的朋友給她介紹了一個在加大讀科學的君。君送她到學校的外國學生顧問辦公室,幷協助她向顧問說明自己身上只有幾十元美金的窘境。顧問問她有什麽樣的工作能力——打字?速記?圖書管理?她都搖頭。他皺著眉問:“看孩子你總會的吧?”君忙用中文對她說,不會也要說會,不然沒有工作。她連忙點頭。

  顧問室的職員帶她去找第一個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級郊區,百發利山的一幢大厦裏。百發利是洛杉礬有名的住宅區,好萊塢好多明星都住在那裏。一進百發利山,景色比日落大道,更有一種華貴氣象,房子不但整潔,而且建築精巧。每座房子前面是綠茵一片,修剪得一絲不亂。她的主人是個三十餘歲離了婚的女人。有個六七歲的女孩需要人照顧。她白天上學,下午陪小女孩玩,晚上招呼小女孩睡覺,睡覺前要讀書講故事。小女孩睡覺後,她一個人呆在十二間房的大屋子裏溫功課。而鄉愁思親的寂寞又常常擠走在自修時必需有的寧靜。好些夜晚,對著燈,對著窗外幽靈般的大樹,她感嘆地問:“美國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麽我會坐在這間陌生的屋子裏!”

  她吃的苦和深深的寂寞,家裏的親人和朋友哪會知曉呢?他們能看到的是她:穿著及地長旗袍,站在高級轎車“林肯”旁邊,儼然是一副車主的神態;盛裝立在大厦門口,脚邊是盛開的杜鵑,前面是如緞的綠草,臉上是躊躇滿志的笑……但這是照片,不是生活。

  她繼續受雇,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嘗够了寄人籬下的痛苦滋味。挨了一學期,終因學習成績不錯,被免除了學費,還拿到一筆獎學金,從此搬入女生宿舍,她自己又屬於自己了。啊!可貴的自由。

  婚後她隨丈夫先後住在普林斯頓、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和紐約等地,過的是“飄泊無著落的生活”,心裏籠罩著“難以解脫的孤寂”。她一次又一次回臺北探視父母,想去抓住那“快要模糊的記憶”,企望在自己人中“搖落這些年來跟隨我的無寄的心情”。“重拾起被拋下了十年的女兒夢。”白天,母親爲她勞碌,試著填滿她在異國十多年來被忽略的食欲。夜晚,合家對坐空屋,她帶著傷感,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試著將它連到舊時的日子。面對雙親的落寞與安詳,那串充滿了掙扎的日子顯得遙遠而陌生,以至她懷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裏消度了十年。但是臺灣畢竟不是生育自己的家鄉,“臺北也不是家”,而“不過是一個容顔已改,脂粉太濃,脂肪太厚的蕩婦”,從她的笑聲中,再也找不到往昔的滿足,有的只是“貪夢與空洞”。家在哪里?她說:“別人都是有家可歸的,而我永遠浪迹天涯。回到臺灣,親戚朋友以客相待,關切地問‘這次回來,能住多久?’回到美國:‘你不會在臺北長居吧?’”離鄉去國,飄泊無根,“沒有根”的苦惱裹著於梨華的心,“剪不斷,理還亂。”“別問我爲什麽回去。爲什麽回去與爲什麽出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迷惑。”於梨華在異國是成功者,尚有這種“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感傷和“獨立小橋風滿袖”的寂寞,那麽處境還不如她的人呢?可見時代的悲劇,帶給一代人的不幸之深。

  六

  於梨華從小就和文學結下不緣分。高中的時候,《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就闖入了她的生活,最使她難以忘懷的是,南平中學一位名叫趙淑如的語老師,是第一個殷殷領她走上文學之路的。後來的逃難流浪,幷沒有拖垮她對寫作的興趣。在台中女子中學念高二時,她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介紹沈從文的《邊城》。別小瞧這比起後來的大作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人的“野心”和成功,往往與它有至大的關係。

  大學時代的於梨華,涉獵了大量西歐現代文學,也非常關心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在中外賢哲的哺育下,她開始經常撰稿,多半描寫學生生活,在學生讀者中漸負文名。

  從事文學創作,她已走過了長長的路。關於她的藝術風格,她自己曾經說過:“所有我的作品是受到中西文學影響後的揉合而産生的屬於我自己的一種風格,文字是純中文的,結構可能受西方文學的影

  在西方文學中,現代文學作品對我最具有影響力,尤其是美國現代作品。”

  她是臺灣六十年代與白先勇等人同起的“現代文學”派作家,她對西洋近代小說和戲劇很下過一番功夫。《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提到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諾門·梅勒、伊德絲·華頓、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納、阿塞·密勒·哈羅、平德等人,可能都是她喜愛的。除少數作品,如《柳家莊》,被認爲是《紅樓夢》式的,她的許多著作都熔鑄著歐美現代化的某些技巧。比如,她很善於運用意識流的創作手法。

  以《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爲例:故事順著牟天磊回台後的應酬、交往、遊歷等行踪順時針推進,却時時穿插著他對已逝歲月的逆時針回憶。主人公的思維活動,像個無形的畫筆,爲我們勾畫出他在美國生活的形形色色和留學前的學生時代及童年大陸生活的圖景。“斷碎的時間順序”“故事中的故事”,把臺灣、美國、大陸三個不同地方,現在、過去、未來三個時間,精巧地編織在一起,使故事時空開闊,容量增大,且集中緊凑,富於彈力,極有力地表達了主題。國內評論家陸士清說得好:“這樣寫來,不僅把天磊的脆弱和感傷越塗越濃(這是創作意圖的需要),而且真切地寫出了億念著過去,不能充分地享受現在、空茫地對著未來的,‘沒有根的一代’的苦悶和寂寞的心理狀態,把生活中的‘沒有根的一代’塑造成了藝術中的典型。”

  我極佩服於梨華描寫事物的本領。她製造的意境永遠不落俗套,確實是“近年來罕見的最精緻的文體家。”

  她閱歷甚豐,到過不少地方,能憑自己超人的視覺記憶把所看到的一切記載在紙上。沒有去過美國、臺灣的人,在她的書中嗅到了美國和臺灣的氣息、看到了它們的形象。我們不妨跟著牟天磊在臺北西門町的夜市走走:

   去國十年,這個地方對他已經完全陌生了。過去他最熟悉最偏愛也光顧最多的鐵路邊上的小食鋪完全不見了,他父親指著一排排的中華商場給他看。國際戲院隔壁,曾經惹他眼而他只被帶進去過一次的四姐妹亦已不在,代替它的是一家充滿了染味,充滿了顔色及充滿了蒼白的日光燈的布莊,戲院對面,他和張平天常去喝酸梅湯的小冰店也沒有了。他走在他父母和情人之間,好像是來逛一個嶄新的世界,而新世界裏的人也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了,比他記憶中的多得多,塞滿每條街。比他記憶中的 ‘洋’的多,從他們的衣著及舉動上觀察。比他記憶中的嘈雜,也許比他記憶中的快樂。

  短短一條街,寥寥二三百字,向我們展現了既親切又陌生的臺灣今昔。

  刻畫人物,她善於剖示分析人物心理,尤其愛用對比的手法摹寫人物形象,新穎別致,匠心獨具。

  比如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她著力描寫了與天磊有密切關係的佳利、意珊、眉立三個女性。她沒有用傳統的手法分別描繪她們的相貌,而是進行了兩兩對比:

   那是一張和意珊完全不同的臉(指佳利)。意珊的臉像太陽,

  耀眼地亮,耀眼得令人注意,你知道它在哪里。而這個女人的臉是一片雲,你覺得它存在,但是你追隨不了它,它是輕柔的,但又似沉重,它不給任何光亮,但你忍不住要去探索它;它的顔色,它的形狀。它給人一種美的感覺,美在何處,却又無從分析。

  於梨華的文筆乾淨利落,寥寥數筆就能把人物寫活。如早期作品《小琳達》,留學生燕心被介紹照顧一個因父母離婚,沒有父親的小姑娘“小琳達”,初一見面,她原來的家庭教師瑪麗說:

   “琳達,你不和你的新朋友打招呼嗎?”

   “我幷不知道她的名字,怎能和她打招呼?”

   “對不起,琳達,是我不好。這是吳小姐,這是琳達。”

   “要叫她吳小姐?爲什麽不把瑪麗叫做羅提小姐呢?”她仰起頭問媽媽。

   “好,好,”李茲太太說:“你對。吳小姐,我們叫你名字嗎?”

   “當然,叫我燕心好了。”

   “燕清,燕清,”琳達念念有詞地輕聲叫著:“媽媽,好奇怪的名字!”

  於梨華用簡潔、自然的文字,把一個沒有家庭溫暖、狡黠、刻薄,却又可愛的孩子寫得繪聲繪影。

  讀於梨華的作品,給人再一個突出的感受,是她的文字形象、凝練、簡潔、新鮮,很像一個刻意打扮,但却顯得自然天成的美麗女性。清新的句子篇篇可見:

  “詡樣簡直是換了一個人,好像臉上的皮被人撕去了一層,新臉上,油光光的,每一個毛孔都冒著笑。”(《交換》)

  “萬回克快道上的車,像吸鐵石中串連著的釘子,一根銜接一根,停頓時比移動時多。”(《友誼》)

  “有的大裙飛著小小的圓囤,好像一個人對於平凡的生活模子的掙扎,要掐出那個圈子,但還是離不開那個圓圈。”(《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總之,跳動在於梨華作品中的真摯情感,細膩筆觸和洞察事物的銳敏目光實在令人贊嘆不已。

  她跳出了臺灣和海外有些女作家囿於生活,多描寫身邊瑣事的小圈子,關心著一代人的命運。她那坦蕩的胸襟,熱愛祖國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對事業的責任感,不斷攀登的壯志雄心,使她在藝術上永不滿足。我不禁想起了威廉·福克納的一句名言:作爲一個好的小說家“必須永不滿足他過去所寫的東西,永不認爲他已盡了全力,永遠在夢想著達到更高的境界……”

  七

  於梨華很有風度,很有神采,她說自己“善怒善喜,活潑好動,愛好網球、遊泳、滑雪……”見過她的人說她“即使好好的走著,好像也使人覺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講起話來,往往一瀉千里似的,語調又急又快,手勢也多。笑起來又好像毫無保留,沒有一絲憂愁。”她是個能幹的主婦,會買東西,能把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她愛孩子,愛丈夫(八十年代同君離異),愛自己的工作。她以教書爲職業,自1968年後,一直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講授英譯中現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概論、書法、中國現代文學選讀、中國報章雜志選讀、中文會話、中文作文等課。1977年到1978年,還曾擔任該校中文研究部門主任。之後她曾去印度講學。她是個盡職的好教師,但最愛的還是寫作。“書桌對於她就好像飯桌對於一個饑餓的人一樣,有無盡吸引力”。她說:“一天不寫作,就覺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對了。”“我認爲使人想寫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蓋過一切寫作路途上的寂寞,寫作技巧上的困難,而給這個寫作的人一種難以形容的滿足。”

  她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愛國主義者。1975年,在陰霾滿天,暫短的雲開日出的季節,離別祖國大陸二十多年的於梨華第一次踏上夢魂索繞的故土。祖國已不是她記憶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門眺望厦門時想到的童年時家鄉的情景:

   戰前小鎮裏的寧靜得單調的沒有柏油的大街,街邊的雜貨店,雜貨店的櫃檯上排著的破璃瓶,瓶裏的橄攬、冰糖、生薑糖,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櫃檯後的掌櫃,一個瓜皮帽上的一粒紅絨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黃黑的牙,一雙混濁的眼睛,望著店外面靜得完全睡著了的午後的太陽。

  這也正是家鄉留在於梨華腦海裏的底片。

  在祖國逗留了一個月,她忙忙飛回美國,巡迴在耶魯、麻省理工、芝加哥、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熱情演講自己回國的見聞,幷很快寫出人物報道、短篇小說集《新中國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介紹解放後各行各業同胞姐妹的形象。

  這次祖國之行,對她的心理和創作都有很大影響。當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兒女們》這部長篇小說接下去的時候,却感到“筆重如山”。她說:“在我想寫及我能寫的中間,有很大的距離。我能寫的幾乎有的不忠於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寫的又會不忠於原來的讀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難,循著原來的構思把這部小說寫完了。“但她對人物的內心,對人物的走向和分化發展却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撻那最醜惡的同時,針鋒相對提出了一系列新人。“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華過去刻畫過的形象那樣不是不甘於同流合污便是自暴自弃,這些新人尖銳地發出固定的職業後面,發了財以後是甚麽呢?’的疑問,最後肯定,‘一個人除了要做些主觀上有意義的事情之外,更應該做些客觀上有價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寫作又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她又飛回來了,觀光、學習、探求。常言說,兒不嫌母醜。看到困難中的祖國的某些病態,她悉心盡情,通過《人民日報》她曾向祖國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長的講述了自己的留美經歷。她寫出了報告文學集《誰在西雙版納》(1978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介紹少數民族在解放後的實况和政府對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說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則描述了四個現代化在國內外所引發的問題。

  不但回到大陸,在美國她也同樣抓緊一切時機瞭解、關心祖國,和訪美的祖國親人和文學家頻繁接觸。她“雖然住在美國,實在關心中國。”

  過去,她的筆寫的是中國事和情;現在,她不滿足了。她渴望與祖國人民一道,爲美好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在寫給《人民日報》編輯的信中,她熱誠地說:

   我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能像我許多朋友那樣,回去講他們的科學,做出比較急需而直接的貢獻;這是我很遺憾的。但後來想到,士。果能向國內讀者報道一下美國生活實况,也是目前國家需要的。除了這封萬字長信外,我還有一個建議是:讀者有什麽關於美國或西方的問題,可以寫信給我。我以後可以按照他們最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還是可以用書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的,我可以請教這裏的朋友。

  她熱愛偉大的祖國,祖國母親已向所有海外遊子張開熱情的懷抱。“沒有根的一代”的苦惱是結束的時候了。“落葉歸根”,這個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多麽富於詩意和人情——於梨華用自己的行動,寫著一部新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199533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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