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1月20日，是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的120岁诞辰。大多数人对胡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地理课上学过的“胡焕庸线”。相对而言，“胡焕庸建议定都武汉”这件事情，就较少为人知了。
民国时代，中国的首都应该选在哪里，曾经引发过多次争论。加上军阀割据、一国数府等情况，更加剧了首都之争的严重性。
1912年、1927至1928年、1935年、1941至1943年、1946至1947年，民国政府先后发生五次关于首都选址的争论，南京、北京、西安、武汉四个城市为主要备选城市。
先说南京。1911年武昌首义，不久后南京光复。数月之内，民国尚未正式建立，武昌和南京之间就已经开始为首都之争暗暗较劲。
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力主建都金陵（南京），然而“建都议起，南北殊言”，针对孙中山的主张，著名学者章太炎在1912年坚决反对，明确主张建都北京。章太炎认为，如果建都南京，广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和统治力，会产生诸多弊端，同时招来日本、俄罗斯等国对中国北方领土的觊觎。从后来的历史看，蒙古分裂，日本侵占东北，章太炎的担忧确有先见之明。
1927年到1928年间，学者张其昀从地理上论述了建都南京的优越性。1928年6月，由于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势力和利益在江浙，此时又依靠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所以国民党政府高举孙中山先生当年建都南京的意见，坚持把首都定在了南京。之后，除了抗战期间被日本占领之外，直到新中国建国，中国首都均为南京。
再说北京。除了1912年章太炎的倡议之外，在1928年，以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为代表，不少人号召建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白眉初教授，就撰文称，“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虽然这个说法科学依据有限，但从后来的历史看，似乎不无道理。
西安的入围，则是因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大力推崇。钱穆研究秦汉史，爱好秦汉文化精神。抗战期间，他提出建议，战后新首都建在西安，并以北平为陪都。
钱穆的建议得到了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委员丁锦的的支持。他在《建都地点之商榷及实施之步骤》这样一份政府工作文件中，明确主张战后首都设在西安，并列举出建都地点所必备之八项条件，他同时也提出了分批北迁，三批完成的具体步骤。
1943年6月至7月，民国政府总结了一份《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复员计划纲要》秘密档案。这份资料中，有来自学界、政界、军方的多份意见和总结报告，并用统一的纸张书写后呈报。相对于以往二十多年关于在哪里建都的讨论，中央设计局的这个计划纲要更为具体，武汉也首次出现在入围城市中。
其中气象学专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一文，列举出北平、南京、西安、武汉四地选址优劣，指明以天时言，北平最为相宜；以国防地理论，则西安应为首选；以人口物产立论，则南京、武汉又胜于北平与西安。从历史与现实国际大环境看，主张战后必须以北平为首都，重庆、西安为陪都。竺可桢的意见基本上是发挥了以往章太炎、白眉初的观点，做出以北平为首都的结论。
胡焕庸自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随竺可桢专攻地理和气候之后，就成为其高足，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据说后来竺可桢每到南京或重庆的胡家探访或小叙，胡焕庸都极重师生礼仪，竺正襟危坐，胡垂手恭立。但是，在首都选址问题上，他并没有盲从竺可桢的意见，而是力主“定都武汉”。
我们所熟悉的“胡焕庸线”，源自他1935年6月在《地理学报》二卷二期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文中提出了“瑷珲——腾冲”这一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线东南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生活方式；线西北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这条看似“横空出世”的线，其实是基于严谨长期的学术研究，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
胡焕庸手绘的“胡焕庸线”
有关研究表明，“胡焕庸线”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历经80余年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之后，这条斜线的人口分布涵义仍然未变。
抗战期间，胡焕庸参与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复员计划纲要工作，在《战后我国国都问题》的意见书中，他明确主张首都设在武汉，理由是武汉为中国的地域、交通、人文与财富中心。事实上，如果我们通过“胡焕庸线”来观察，武汉更是中国各项主要资源的中心城市。
胡焕庸《战后我国国都问题》手稿
除了定都武汉之外，胡焕庸还建议增设陪都三个：兰州定为“西京”，沈阳定为“东京”，广州定为“南京”。这个设计，基本上忽视了文化传统与政治影响，完全出于人口分布和地理形势的考量。
胡焕庸的计划得到了当时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讯发布组少将组长兼中央设计局委员包凯的支持，在《提请另建新都议》一文中，他主张建新都武汉。
同时，中央设计局委员许孝炎在首都选择的总结报告中，将南京、北京、武汉、西安四个备选方案加以总结说明，肯定它们各自所拥有的优势，也提醒西安、南京、北京历史上作为首都的得失，特别是现实政治地位，呈报给最高当局。他的最终结论也认同胡焕庸的主张：定都武汉。
然而，抗战后首都选址的最终结果，还是主张坚守“总理遗愿”的一派占了上风。武汉也由此失去了成为中国首都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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