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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军费开支,雍正中期之前每年在1900万两左右,雍正末年约2600万两。这还只是军饷开支,未包括制造军器、火药、工事、营房、驿站的费用和武官养廉银。陈锋《清代军费研究》估算清朝每年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70%左右。这还是和平时期。战时军费支出,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历次战争支出总和在7亿两左右,平均到每年大概是400万两。如果只按用兵打仗的年份来均摊,则每年耗银在1000万两到2000万两之间。
清代八旗兵总人数,入关时约16万,乾隆中期约20万,嘉庆道光时人数最多,约27万,咸丰同治时又有下降。八旗兵有固定的名额,旗人如能补缺选上兵,才可吃粮当差,否则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清朝规定八旗不准经商与民争利),等于是一家数人,食一人之粮饷。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乾隆时曾将一部分京旗孳生人口调往黑龙江,让其耕地自食。
绿营兵是清初接收明朝降军整编而成,顺治时降清的明军及农民军约110万,其中约80万被编入绿营(其余有的编入汉军八旗,有的就地分防营汛,老弱予以遣散)。此后经过历次裁兵,绿营兵额逐渐固定为60万上下,如有战事再临时征募,比如雍正年间西北用兵,就扩招绿营兵11.6万人,绿营兵额总数超过了70万。
绿营与八旗不一样,是募兵制,其俸禄、伤亡抚恤、红白事例银等待遇都低于八旗,因此招来的兵员素质较低。清初顺治、康熙、雍正朝用兵打仗时,往往令绿营兵在八旗兵之前冲锋,当作消耗敌人体力火力的炮灰。而且由于绿营是募兵,所以有影占虚冒吃空额的现象。此外在一些省份比如福建,风俗是“强凌弱,众暴寡”。村民如果不想被凶歹之徒蹂躏,就加入绿营,挂名于军籍,门口悬挂某营的旗灯,则凶徒不敢滋扰,因为一旦绿营兵丁被人诈害,禀报本官,就可派兵弹压,缉犯究惩。所以闽浙等地稍有家产的温饱之家,多喜欢报名加入绿营,为此还要付钱贿赂。然而一旦参军,就要应承各种差事。这些人家不愿出人力,便雇穷人顶充。这进一步导致绿营训练废弛,营伍不整,战斗力下降。康熙雍正时,绿营兵尚可一用,到乾隆中后期镇压白莲教时,为了弥补绿营的不足,已经开始招募乡勇。到嘉庆时初年平定白莲教,大量招募乡勇,象征绿营兵制度的全面衰败。
另外关于绿营兵俸禄待遇低于八旗兵的现象,罗尔纲先生讲清代绿营制度时,认为这是清朝统治者民族歧视的关系。实际上八旗旗下人丁除了披甲当兵外,别无营生之途,而受兵额限制,又不可能悉数披甲当兵。而绿营兵的家人可另外经营谋生。此外旗丁在披甲当兵时,所需的甲胄军械有一部分要自己出资备制,损坏之后要自己维修【比如清代造弓,每张价格在一两到一两八钱左右,箭每支造价两分到八分不等】,而绿营兵丁不用自备兵器,负担较低。
清朝战费开支,顺治朝十八年的总和在一亿两左右,仅顺治十七年的军费总开支就达3563万两(其中常额军费约1300万两,其余为战费开支)。康熙时期,雅克萨战役开支约100万两,施琅征台湾约400万两,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约900万两,三藩之乱的总开支在1亿两到1.5亿两之间,三次征噶尔丹约1000万两,征策妄阿拉布坦约2000万两。
清代西北用兵,运粮代价极高,康熙时期每石粮食的运输成本平均高达30两银。雍正攻打准噶尔,山西商人范毓宾前后承运军粮111万石,依价领取户部库银2188万两。雍正时期准噶尔战争的总开支约为5400余万两,运粮费用就占了四成(这是由晋商承报的运粮费,还不包括官运米石的费用)。
《清史稿·食货志》统计乾隆时期战费开支,初次金川之役2000余万两,准回之役3300余万两,缅甸之役900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7000余万两,廓尔喀之役800余万两。嘉庆平定白莲教,耗银2亿余两。道光时两次回疆之役,战费2100余万两。此后爆发的太平天国之役,清廷的军费开支高达2亿两以上,加上平定捻军等役,总开支接近3亿两。左宗棠西征,奏销军费4800余万两。到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还要加上巨大的赔款本息开支,此时的清朝财政已是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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