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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人,为什么那么牛?

最牛湖南人,没有之一

(一)怪现象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才市场”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湖南人才大爆炸,且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爆炸就是三四代人!

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曾感叹:“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

这些不世出之人才不仅在军事、政治上,还有大批文学家、科学家,可以说是全面“爆炸”。

不仅全面开花,都是顶级人才,且持续时间还特别长。

我们从晚清开始算,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曾国藩、左宗棠自然是绕不过去的,晚清没有这两位,大清国的天下早亡了,同时代的还有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这在当时,都是一时无两的大人物;

这一代过后,有谁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同时代的还有熊希龄、唐才常等,这都是当时的焦点;

这一代过后,就是清末民初的那些大脑袋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章士钊、杨度、程潜自不必说,还有一位陈天华,你可能对这个名字陌生,但你不可能对《警示钟》、《猛回头》这六个字陌生,这两本书都是他二十多岁时写的,惊醒了多少国人。

然后就是新中国的创建者们了,我们都很熟悉,毛主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赓、蔡和森等等,实在太多了。

还有沈从文、丁玲、陈寅恪、梁思成,国歌的作者田汉等等都是湖南人。

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噼里啪啦说了这么多,你会有一个疑问:

清末以前,湖南的人才密度怎么样?

我只能说,很惨淡。

以前的湖南都是人才小省,比如一般有点名头的,都基本会有后人为之立个传,湖南人有是有,但确实很少。

从三国开始,蒋琬还算个人物,后面的隋唐,虽然有中举的,但基本都没有在历史上掀起什么风浪,宋明两代有那么几个,但还只能算寥寥,比如明代首辅李东阳、刘大夏,但要和江浙比起来,那差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下,中国历代名人词典里,以鸦片战争为节点,在这之前共收录了3000多位各领域的名人,湖南人占多少呢?

只有20多个,占比0.7%,在全国排倒数!

但跨过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共收录了700多位名人,湖南人又占多少呢?

有80多人,占比11%,突然就从全国倒数直冲第一,并把第二名远远甩在了后面。

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开国。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湖南?而不是别的地方人才辈出?

(二)第一种解释:聪明人移民到湖南

湖南,与几个当时的人才大省是邻居,如湖北、广东、江西。由于明末和清末的战乱,有大批人迁入了湖南,当然随着人员迁移的还有教育资源和教育方法了。

这有没有道理呢?

不充分!

既然是教育的“薪火相传”,那不可能这薪火彻底都来了湖南,彻底到自己省份的“薪火”一点没留。

退一万步讲,稍微在当地有点资产的,基本都不会去当流民,就是因为在本地没有活路了,才往外跑,你看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基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了,逼不得已。

但流民连饭都吃不饱,满脑子都是下顿饭怎么办?怎么才能活下去?哪里有什么教育资源和教育方法?

教育,是能活下去后的“副产品”。

所以,这个解释站不住脚。

还有一种解释,我们接着看。

(三)第二种解释:曾国藩的湘军,组成了官僚集团

自从曾文正公获得了朝廷批文,组建了湘军,且这支军队实在太骁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湘军都是满清的精锐。

精锐到了无湘不成军的地步,所以就有人说了,湘军里人才辈出且团结,慢慢形成了一个官僚层。

慢慢地,湖南官员就多了起来,有权了就有钱了,有钱了湖南子弟就可以一心只读神仙书了,读书人多了自然人才就开始多了。

这有没有道理呢?

有一定道理,但又有一个事无法解释了。

后来李鸿章的淮军那也是风头无两,按照上面的逻辑,安徽也应该走湖南的”老路“才对,那块土地上也应该有人才大爆炸才对。

但很可惜,没有。

所以,上面的逻辑可能还是错的,不能解释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怪现象”。

(四)第三种解释: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后,天量财富没有上缴

确实,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用“打呆仗”的方式,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消灭了太平天国,为了全身而退,湘军就地解散,而海量财富没有上缴,直接运回了湖南。

钱多了,自然就要投资教育,但钱不会永久地留在湖南,会向周边的广东、江西溢出,如果是钱导致了人才涌现,这些周边的省份也应该不会太差,且在当时,江浙及沿海的广州、上海都是经济发达地区,按经济发达与人才的强相关的论点,这些地方也应该有大量人才。

但,没有!

所以,钱多导致人才涌现,也说不太通。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一本叫做《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书里,我看到了相对靠谱的答案。

我们来看看,作者裴士锋是怎么解释的?

(五)湖南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精神领袖——王船山

王船山大家可能不熟悉,他是明末清初的人,目睹了大明帝国的腐朽,也看到了太多人完全丧失道德底线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不愿为“异族”打工的他回到湖南,隐居在山上,并总结了一套大明王朝的灭亡的原因。

其中,最具颠覆性的结论有两点:

1、儒学已经变为读书人上升的工具。太多人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但做的都是不仁不义之事,圣贤书里的家国天下,没有几个人在践行,这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2、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私。皇帝说是天下人的父母,但为了巩固统治,愚民政策首当其冲,不仅愚民,还限制工种,你祖上是打铁的,你就要打铁,你祖上是种地的,你就是农民。然后像李自成这样的起义军,也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谈不上先进性。

正是这样的“私欲”,导致了历史不断的循环,过几百年就惨烈的循环一回。

这些思想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颠覆性,但在几百年前那是相当前瞻的。

本来,船山先生深居深山,这些思想会成为历史长河里的一粒沙,且是河床里最底层的一粒沙。

但在晚清,却被一个人掏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和曾国藩很熟,铁哥们一般的熟,当年也参加了湘军,后来还做了大官,并成了驻英公使,从封闭的内陆湖南到当时的文化经济的中心伦敦,郭嵩焘大开眼界,一有机会就去看科学家做实验,听演讲,接触最多的华人就是严复(翻译了著名的《天演论》),两个忘年交在当时谈得最多的是什么?

是民权!

你就知道郭嵩焘的思想在当时有多前卫了。

回来就给慈禧讲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慈禧就听个新鲜,同僚们也说他出国把脑子搞坏了,泱泱中华啥都有,学什么西方?!

郭嵩焘一气之下回了湖南,刚好有王船山的后人找到郭,希望他能出版祖先的著作,上手一看,不得了,这船山先生说的是那么正确,现在的官僚系统不就是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吗?

天下,不就是被这些人的私心搞坏的吗?!

于是,写信给曾国藩,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在湖南大面积修建船山祠堂,并在祠堂里培养学生,大力宣扬船山先生的思想。

后来,不仅是曾国藩,左宗棠也成了宣传船山思想的主力军,虽然曾、左两人常年不和,但在这一点上,确是相当的一致,由此你就知道,国家的肱骨大臣、即使不和都参与了进来,船山思想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之大了。

就这样,本来又穷又封闭的湖南,本来挺自卑的,竟然几百年前早已出了这么一位高人,突然变得自信了,从此,船山慢慢成了湖南读书人的精神领袖,成了新时代读书人的根。

践行理想+天下为公,就此成为湖南读书人心中的共同追求!

你看谭嗣同,戊戌变法虽多数为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广东人,但变法失败后,本可以去日本避难的谭嗣同不走,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气后,毅然走上刑场,成了戊戌六君子之一,成了永恒。

这多多少少都是受了船山思想的影响!

本来湖南封闭、人又硬、不懂变通,但经过船山思想的点化,这些所谓的缺点,在湖南人心里都理顺了,变成了优点:

1、正是因为封闭,所以没有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你看沿海的那些花花世界、滚滚红尘,都”腐化“成什么程度了?

从此,自信来了!

2、也正是因为船山思想,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民风,从一种被取笑的“不懂变通”,变成了可以骄傲的特质。

从此,自傲来了!

3、正是因为人硬,才能抵御私欲,成为天下为公的表率!

从此,使命感来了!

这一切的“不好”,在船山思想的串联下,从一颗一颗不受待见、甚至自卑的臭石子,变成了一串大放异彩的珍珠项链。

湖南人,从此变得自信、自傲、有使命的一群人!

杨度是怎么说的?

“若叫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而刚好,在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特质显得异常宝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不可能,但就是要不顾一切的硬刚。

你看毛主席闹革命,要是用理性,怎么用SWOT分析法来回推导,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但在他这个「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人带领下,中国人民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打退了不可一世的小日本,打垮了号称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最终让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六)

湖南人,就是这样霸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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