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欧洲大陆已经被战争的乌云笼罩，希特勒羽翼渐丰，正紧锣密鼓地谋划着扩张计划。而这欲来的山雨却并未让英、法等国有所警惕，依然是夜夜笙歌，日日欢舞。此时乔冠华正在德国留学，他以其独有的政治敏感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他觉得不能再这样闭门读书了。
于是，他匆匆将毕业论文写完，就从柏林去了巴黎，登上法国游船“霞飞”号，漂洋过海，回到中国。
1938年春，他来到广州，通过同学赵一坚引荐，到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手下工作，任参谋处上校参谋，主要负责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当时的国际动态，并汇集成文刊登在内部刊物上。一介书生换上戎装，自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0月，广州沦陷，他们被迫撤离。年底，根据余汉谋的指示，他们来到香港，着手创办《时事晚报》。此时整个广东同海外的联系已中断，急需在香港建立一个据点，以便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材料，同时也是为了方便广东与各国华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第二年春天，报社在香港百花街上一个小房子里正式成立了，由余汉谋的亲信黄范毅任社长，乔冠华只负责在报纸上写社论。本来在香港，今天兴起一份刊物，明天出版一张报纸，大家都习以为常，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关注。可是，当不少香港知名人士收到这份报纸的赠刊时，不约而同都被它的社论深深吸引了。
著名作家徐迟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打开一看，就被它第一天的创刊号所吸引。它的社论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优美，论点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张报纸，到时候如果还没有读，就茶饭无心。”
作家冯亦代也说：“《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日。尤其是乔冠华的文章一登，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带来一阵清风，使人对阴谋的时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在之后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乔冠华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多数是国际评论，也有一部分是关于国内的军事情况。因为这些评论在读者中反响都十分好，所以同事梁路晨觉得他的文章在《时事晚报》上登一下就完了有点可惜，建议他搞个通讯社，把文章通过通讯社发往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社论。
乔冠华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他们是从属于余汉谋手下报社的人员，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在别处发稿，所以必须起个笔名。乔冠华就随口说:“我个子瘦削，像个乔木，就叫'乔木’吧。”于是他就用“乔木”这个笔名，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的华侨报纸发稿，“乔木”这个名字也随之在华侨中流传了下来。
乔冠华从小有深厚的国文基础，在德国时又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再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因此，他的文章不仅字句优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有一次，毛泽东工作之余，和中央其他几个领导人一起散步时说：“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氛，文章又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足见毛泽东对乔冠华那时文章估价之高。
然而这种日子并未维持太久。1939年秋天，由于经费不足，余汉谋将《时事晚报》停刊了，报社的人虽还隶属于余汉谋部下，但事实上已经是各谋生路，各奔前程去了。
乔冠华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奋战了半年多的斗室，去了九龙的同学温康兰家里。此时他已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书生，而成了一个名声很大的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
在温康兰那里他经常见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连贯同志。通过连贯，他又认识了廖承志，还有夏衍、冯亦代、徐迟等文化名人和新闻界人士。他们经常在“蓝鸟”或者“聪明人”等咖啡厅里饮茶聚会，互相交流。那时的乔冠华总是带着一副黑边眼镜，夹着个黑皮包，十足的学者风度。他对时局分析透彻，对结局预测的准确性极高，因此他总是很快就能成为谈话的中心人物。
而且乔冠华还有一张雄辩之口，经常把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当时经常去咖啡厅的还有一个人，他曾因被捕成为了叛徒，当时为国民党工作，是军统在港的负责人。他经常去咖啡厅窥探廖承志等人动向，但他很害怕遇见乔冠华，每次一见到乔冠华在场，就急忙走开。但乔冠华却总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一定要拉住他谈论一下时局，从世界反法西斯到中国抗战，从国民党与日本勾结到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嬉笑怒骂中让他无地自容。
由于与共产党人接触增多，乔冠华逐渐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39年底，乔冠华在廖承志、连贯两人的介绍下，经中央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更重要的工作。乔冠华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转折，是个关键。”
自从离开《时事晚报》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经常组织党内的一些同志以及文化界进步人士，以读书会的形式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内陆抗战正处于低潮，相当一部分正义青年处于苦闷之中，迫切希望了解当前形势，急于寻找出路。乔冠华便凭借着他在香港舆论界的声誉，通过文章和讲演，及时向这些青年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香港，香港战役爆发，仅仅六天时间九龙半岛就被日军全部占领。得知这个消息，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发急电，要求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尽快将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撤出香港，到琼崖和东江游击区，或转入内陆桂林。
在廖承志的一番紧急安排后，乔冠华和廖承志、连贯等几人化装离开香港，然后分头执行任务，准备接应从香港疏散回来的人士。乔冠华负责在韶关接应从香港回来的同志，因为这里有他的同学赵一坚和温康兰，必要时都可以帮上忙。
那些日子，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一批人从香港回来。每到深夜，乔冠华就和几个同志到约定的地点等候撤离回来的同志，看到有船过来就赶紧相互间提醒一下，“来了，来了。”接着就会看到从船上走下各种打扮的人，有穿西装的年轻人，有穿长袍马褂的老者，也有时髦靓丽的贵妇人等等，他们都是乔装打扮过的。下船后，乔冠华上前和他们简单地握手寒暄一下，就将他们悄悄送到早已准备好的住处。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意外发生。曾经有一位不善应付的同志叫张明眠，因警察突然搜查，询问他来自何处时，他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结果被逮捕。乔冠华得知消息后，赶紧与在国民党任职的同学赵一坚联系，请他帮忙将被捕同志放回，张明眠才得以走出监狱。
后来著名政治家、诗人柳亚子和他女儿在离港途中也险遭意外，同样是乔冠华设法与国民党周旋才最终顺利到达韶关。当时还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等众多知名人士和文化人士，都是经过这个路线安全从香港撤离。乔冠华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是十分欣慰的。然而这一切也引起了国民党对乔冠华的注意。
有一天，赵一坚找到乔冠华说，余汉谋收到蒋介石密电，下令逮捕乔冠华，让他赶紧逃离。乔冠华马上请示组织，征得同意后，离开韶关前往贵州。
因为在韶关，认识乔冠华的人很多，为了躲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乔冠华只好化装出行，穿上风衣，带上墨镜。在登上火车后，他选择了一个上铺，高翘着腿，仰面朝天，假装呼呼大睡，鼾声震天，形象十分不雅。搜捕的人员路过时竟然都没正眼儿看他，为此他才躲过一劫。
图 | 乔冠华与夫人龚澎
可是，劫难却没想轻易放过他，刚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他却又遇到了一场无法预测的车祸。
那是他下火车后，搭长途汽车去贵阳的途中，他搭乘的是一辆卡车，从巫山到贵阳，一路翻山越岭。快到贵阳时，天近黄昏，又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虽不大，但也足以打湿大家的衣衫。乔冠华有雨衣，而且坐在靠车板的地方，因此没怎么淋雨。而在车子中间有一位老太太，正好淋在雨中，而且衣服穿得也很单薄，出于一种同情心，乔冠华和老人换了一下座位，想让老人少受一点雨淋。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小小善举竟然救了乔冠华一命。
眼看着不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此处正好是下坡路，司机为了省油，摘挡让车子凭惯力往下滑。突然间，不知碰到了什么，车子翻了两个跟头，从路边的悬崖上掉了下去。
几分钟后，乔冠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慢慢活动了一下，还好，他没受伤。警察来后，清理了一下现场，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在车祸中死亡，包括和他换座位的老人。或许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所以，上天安排他毫发无损地逃过一劫。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放在乔冠华身上绝对合适。大难不死的乔冠华被当地处理事故的警察用车送回贵阳，在朋友的帮助下，又从贵阳来到重庆。在重庆， 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
此后，就有了朝鲜板门店谈判中那个忙碌的身影，有了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的“乔的大笑”，有了尼克松访华时艰难的“乔基会谈”，更有了他与龚澎、章含之的两段美好而又纠结的爱情。他的一生，不平静，亦不平凡。
文|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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