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从文化上采取一系列治国措施：定礼作乐，提倡儒家礼乐精神，将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防线；兴科举、办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学校规模超越唐宋；正人伦、厚风俗，恢复儒家伦理道德，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朱元璋的文化治国方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推行王道教化的根本纪纲。礼的作用在于淳化民心，维系社会稳定。元朝虽然也制定了五礼，但只有祭祀之礼与前代较为相似，其他诸如军、宾、嘉、凶诸礼都源于本俗，“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
而且，元代天子大多都没有亲自参加郊祭的习惯，一直到元文宗的时候才略有改变。元代祭祀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敬畏上天和鬼神，并让巫祝参与相关活动。这与儒家倡导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大相径庭，反映其游牧民族固有的迷信习俗。
影视剧中的元朝皇帝
由于元朝统治者没有很好地吸收汉族先进礼仪文化，导致其统治后期，统治者变得骄奢淫逸，寡廉鲜耻者甚众，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这也是元朝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深知礼仪制度的重要性，将它看作是天下安定的精神防线，即位之初，他便将制定礼仪规范作为优先任务。朱元璋认为，世道的治乱本乎人情风俗，在全社会倡导礼义忠信等纲常伦理，民风就会淳朴；若任由投机取巧风行，民众就会学会诈伪。
为了扭转被元朝统治阶级败坏的社会风气，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朱元璋主张在借鉴西周礼义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新的礼仪规范以教化民众。
西周时期的礼器
洪武年间，朝廷制定了五礼，相关礼仪规章制度也非常多，主要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等。这些礼仪规章制度彻底纠正了元朝遗留的礼仪陋习，其规模宏大远超汉、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无疑是礼仪制度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统治者证明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的重要体现。朱元璋以布衣之身进阶天子，高度重视通过祭祀来宣扬天命论。他要求祭祀不能照搬往朝旧习，下令对祭祀的仪式进行相应的改革。仪式不能过分繁琐，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否则，就是对神灵的不敬，是非礼的表现。
明朝时期的祭祀场景
明初将祭祀分为大中小三等，由礼部负责制定相关的规范。大祀必须要有天子亲自参加，这既宣示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明确了君主亲自参加大祭的法定义务。中祀和小祀则安排相关官员进行致祀，民间可以祭祀谷神、土地神等神祇。
相见礼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遵守相见礼仪。洪武年初，朱元璋看见上朝百官礼仪失序，遂规定百官入朝规矩：“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左右，违者紏仪官举正之。”
明朝官员
朱元璋对元朝官民饮宴行酒过程中行跪拜之礼非常反感，下令予以禁止。洪武四年，诏定《官民揖、拜礼》，规定了行跪礼、揖礼和拜礼的具体要求，并禁止一切蒙古礼仪。拜礼根据不同情况分为“稽首”“顿首”“控首”等。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此后历代多有损益，到元代基本在民间绝迹。洪武三年，《大明集礼》将乡饮酒礼列入嘉礼；洪武五年在全国各地儒学、里社及武职衙门推行之；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通过制定乡饮酒礼来教化民众，让百姓遵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人伦之道。
“礼以道敬，乐以宣和。”有礼自然少不了乐，礼乐共同担负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元朝是以夷变夏，元太祖铁木真时期的礼乐来自西夏旧乐，元太宗窝阔台曾大力收集亡金礼乐，并诏宣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来朝领衔组建通晓礼乐的乐官队伍。
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礼乐制度不熟悉，加之延续游牧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性，其宫廷礼乐仍然沿用蒙古旧俗。本应庄重严肃的宫廷礼乐时常充斥着粗鄙不堪的淫词艳曲。
而在地方官员举行的祭祀等庄重场合，淫曲俗乐充斥其中更是常见。据《元典章》记载：延祐五年三月，一位监察御史亲眼目睹了京兆路地方学校举行的春秋释奠礼仪，“有司差遣俳优，鼓以俗乐，中间歌调，皆是淫曲。”
明朝时期的宴席
为此，该官员上书礼部建议选用专门乐师对地方学校的儒生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如何举行春秋祭祀。虽然该建议得到礼部批准，在地方上也进行了一些雅乐培训，但实际上推行效果极不理想，“礼崩乐坏”成为元朝治下的常态。例如，“天历二年彰德路'乐工执俗乐，歌哇淫之声’；至正三年东平'历二十九年，礼乐坏缺，无复留意者’。”
这些现象说明，元朝最高统治者虽然在主观上希望引入汉族的先进礼乐文化，但客观上却放任俗乐充斥朝廷与民间，传统的礼乐教化功能在元朝大为削弱。朱元璋认为，古圣制作的音乐具有合天地万物之性情、陶冶情操、教化民众之功效，只有礼乐并行才能振朝廷之纲纪，然后天下可治。
明朝时期的礼乐制度
乐的功能在于宣扬广大和平之意，元朝废弃了雅乐，让淫词艳曲充斥社会，又让胡虏的音乐与雅乐相混杂，无以教化民众。朱元璋要求新制定的乐章，必须要尽行革除一切“流俗、諠譊、淫亵”的音乐。
朱元璋不仅推崇雅乐，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非常有造诣，一次他让朱升辨认五音，朱升却将宫音误认为徵音，因此遭到朱元璋的嘲笑。此外，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不少乐章和乐歌，如《方丘乐章》《合祭天地乐章》《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大祀文并歌九章》等。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综上所述，洪武年间，朱元璋革故鼎新，不仅恢复了被元朝废弃的儒家礼乐文化，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礼乐的教化功能，初步实现了“治国之道在礼，君子安、野人正”的治国宏愿。
开科举士是隋唐以来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唐朝科举重在考察诗赋，能考中进士的人极少，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且政治世家对朝政影响极大，平民阶层入朝围观的渠道有限。宋代科举考试侧重经义，录取人数比唐代有所扩大，增加了平民阶层从政机会。元初几十年内没有实行科举，元太宗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科举士，虽然待士甚优，但由于其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南人不仅考试内容要比蒙古人和色目人难得多，而且位高权重的官爵都被权贵豪门占据，官吏来源也五花八门。
科举考生入场
正是由于元朝选拔官吏的途径极其混乱，真正怀才抱德的贤才耻于与他们为伍而归隐山林，使官场的生态日益恶化。为了重新开科取士，让朝廷能够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开科取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由低到高分为院试、乡试和会试3个级别，院试报考者为“童生”，考试以州、县为单位，考取高等者称为“秀才”、一二等称为“录科”；乡试是省级考试，每3年一考，考取者称为“举人”，有资格做官。
进士前三名
朝廷规定：包括全国各省及直隶府、州乡试通选500人为准。最高级为会试，3年一期，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考中者分为三甲：第一甲3名，赐进士及第，又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状元”为从六品，“榜眼”“探花”均为正七品；第二甲17名，正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80名，正八品，赐进士出身。
乡试、会试都有固定程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限500字以内；四书义一道，限300字以内。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内。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要求文字精炼，不尚文藻，限1000字以内。
科举殿试
明初科举考试废除了民族歧视政策，确定了《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录用人才规模也比元朝大很多。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种治理国家的人才，但仅靠科举难以为朝廷选拔数量充足的优秀人才。因此，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就成为重要的途径。
明初，中央建立了国子学，成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国子学地址最初选在应天府学，随着生源规模扩大，洪武十四年，国子学搬迁至南京鸡鸣山下新建的校址内，次年改称国子监。国子监学生统称“监生”，来源较为多元化。举人入学者叫“举监”；品官子弟叫“荫监”，又称为“官生”；皇帝特别恩典者称为“恩生”。
国子监
为使西南等地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下令接纳云南、四川等西南地方土官子弟入国子监接受教育，这部分学生被称为“土官”。此外，国子监还有来自日本、琉球、暹罗等国的外国学生等。
国子监在课程教育方面以“四书”“五经”为主，还有《说苑》《大明律》《御制大诰》等，反映了国子监以儒学为根本取向的教育方针。国子监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其余时间监生都要按照要求温习功课，每月还要举行一次考试。
国子监
朝廷为解决监生及其家人的后顾之忧，会在物质上给予优待，但对于监生的功课和日常生活要求也十分严格。监生的衣着、饮食、步履都要符合礼仪。晚上睡觉有宿监负责管理，监生若要外出，需要向本班教官报告，并由斋长带其向祭酒汇报。对于犯错的监生，则由监丞按照学规给予相应的惩处。
由于对监生的教育和管理甚为严格，国子监成为了明初选拔人才的摇篮，“历科进士多出太学，名碑由此相继不绝”。不少人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如洪武二十六年，提拔监生刘政、龙镡等64人为行省布政使、按察使，还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监生当四方大吏者，更是不计其数。
明朝官员
总的来看，洪武后期，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监生的就业就不如从前了。为了让各地民众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在府、州、县广设学校。老师按照级别领取月俸，师生每人每月领取官粮6斗，政府还提供一定数量的肉类补助。教学内容以六艺设科分教，学生必须要精通一经。
为打通民间教育“最后一公里”，洪武八年，朱元璋下令在民间设立社学，延揽师儒教育民间子弟。社学生员除了学习必要的儒学知识外，还要读《御制大诰》和《大明律》。由此，明初学校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国子学—府州县学—社学”完整的教育体系，连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建立了学校，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了教育面覆盖最大化，使明初学校出现了空前的兴盛。
明朝乡间的教育
明初学校教育之所以能够超越唐宋，跟朱元璋亲力亲为分不开。他不但将农桑和学校列入地方官政绩考核的内容，还要求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亲赴太学祭孔，并诏令各地郡县官员于每年春秋两季在地方庙学祭祀孔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朱元璋把孔子抬高至无以复加的地位，巩固了儒学在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在元朝统治时期，国内婚丧嫁娶、日常人伦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是用的蒙古习俗，不少陋习影响非常深远，败坏了社会风气。朱元璋即位以后，在文化习俗上拨乱反正，恢复中华文化。
影视剧中的明朝婚礼
尊老优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朱元璋对社会伦理道德非常重视，大力提倡尊老优老，其推行的养老措施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首先，明朝在物质上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家中有70岁以上的老者，应该安排1名子女侍养，并免除该子女的差役；对于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者，政府官员要定期慰问，并提供一定物质保障。
对于鳏寡孤独废疾而生活不能自理者，由官办孤老院加以赡养；孤独残疾者若外出乞讨，所到之地的人民应该提供一点食物助其活命，若受到殴打，施暴者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明朝子女给老人敬茶
其次，在政治上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朱元璋对于京城和中都年龄在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给予特殊礼遇，规定：“惟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
朱元璋还注重发挥耆民的社会影响力。明初允许民众有冤情可以赴京告状，但有些诉状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且不真实，浪费了政府资源。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开始控制越级上访，下令耆民帮助教化乡里，协助地方官处理“户婚、田宅、斗殴”等民间诉讼，从而把矛盾消除在基层。
明朝时期的孝文化
孝居八德之首，是中华文化的遗传基因密码。朱元璋大力倡导“孝治天下”，将其作为厚风俗之本。他说：“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人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
朱元璋推行孝道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身体力行加以倡导。早在吴元年，他就要求礼部记录其父母的忌日，每年按时加以祭祀。朱元璋称帝后回乡看望父老，要求他们教育乡村子弟要行孝悌之道。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对于大臣的行孝之举，朱元璋也大力予以支持。如洪武三年，朱元璋同意有父母年事已高者，可以归家赡养。当元朝归降将领陈兴要求回家赡养80岁老母时，朱元璋欣然应允，并赐给他白金和衣帽。在选拔官员时，朱元璋要求将有孝悌德性的人推举出来。洪武十三年，全国各地所推举的“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等人才至南京的多达860余人。
其次，大力表彰有孝道者。朱元璋大力表彰孝行突出的官民，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例如，浙江金华儒士范祖干父母80多岁终老后，由于祖干家贫未能下葬，邻里为其营造冢圹，祖干悲哀3年如一日。朱元璋听闻其孝行后，表彰其所居住的地方为“纯孝坊”。
郭巨埋儿
最后，制止违背人伦的愚孝。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之类的愚蠢孝行，皆不在表彰之列。洪武二十七年，青州府日照县民江伯儿母亲生病，他割下自己胁下的一块肉，煮熟给母亲吃，但其母仍未病愈。江伯儿又到岱岳祠祈祷，对神灵发誓：若他母亲病愈，则杀子以祀神。后来，他母亲病好了，江氏竟然真的把其3岁儿子杀了以祭神。朱元璋接到有司报告后大怒，指责江伯儿灭绝人伦，伤坏风化，下令将其杖一百，谪戍海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朱元璋认为：“惟俭养德，惟侈荡心。”他不仅将勤俭视为美德，更是视为事关社稷兴衰的德政。至正二十年二月，在剿灭陈友谅之后，江西行省以陈友谅的镂金床进献，朱元璋认为它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没有区别，遂下令将之打碎。
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水战
朱元璋称帝后告诫太子诸王厉行节俭，他与马皇后等人都能以身作则，如朱元璋要求天子的乘舆服御等诸物应该用铜来代替金子。马皇后衣着朴素，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平居服大练浣洗之衣，虽敝不忍易”，并能体恤鳏寡孤独的年高老人，多余的帛丝赏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体会到种蚕桑、做纺织的艰辛。
朱元璋对于身边官员的穿着奢侈行为也予以严厉制止，有一次他在奉天门看见散骑舍人衣着鲜丽，在得知该官员衣服花了五百贯钱，而这些钱可以够一家数口农民一年的花费后，遂以严词斥责其暴殄天物，令其戒除奢侈。
明朝官员的服饰
在修建宫殿方面，朱元璋要求以朴素为主，不过分加以雕琢。此外，朱元璋还对官员乘坐交通工具的标准作了严格规定：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员乘坐轿子，在京四品以下和在外官员必须骑马，七品以下的官员骑驴，超出标准者一律治罪。
朱元璋能够厉行节约既有吸取元朝奢侈而亡的教训，也有以上率下，开创良好社会风气的愿望。由于明初以来奉行勤俭节约，国库渐渐充裕，百姓赋税较轻，政府没有财政赤字。明中期以后，这种勤俭节约优良传统逐渐丢失，奢靡之风盛行，朝廷逐渐入不敷出，逐渐走向衰败。
李商隐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有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可谓道出了历代王朝兴衰的根源。
明太祖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又一位功勋卓著的布衣天子。因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才有了这么多的身后争议，如有人指责他大肆屠杀功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等。这是以点盖面的片面观点，不能因此抹杀他对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人，不仅建立了新王朝，更是恢复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他的“恢复中华”思想为孙中山先生所继承，成为近代以来激励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武器。
影视剧中的明朝军队
朱元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兼收释道思想辅之，开创了文化繁荣新景象。有明一朝，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风骨不输于唐宋任何一朝，敢于上书谏言的大臣不计其数，这正是朱元璋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的结果。
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朱元璋恢复中华文化的措施更多是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但不能因此否定朱元璋在复兴中华文化方面的历史贡献。
晚年的朱元璋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对朱元璋开创明朝也给予高度评价：“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遂各得数百年。”
总之，明太祖朱元璋对复兴中华文化居功至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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