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史,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日本人不仅有着较为悠久的外语学习史,对于外语教育也有着一定的重视。其中,江户时代“兰学”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杉田玄白所著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1774)
所谓兰学,兴起于18世纪后期,泛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可以直译为“荷兰学术”,也可以泛指 “西洋学术”。
一开始,兰学仅局限在荷兰语的学习方面,后来逐渐演变为对荷文书籍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延展:
数据显示,在1774—1852年间,日本翻译外文书者147人,译著500多种。有学者认为,因为兰学发展,“日本没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大大落后,并培养了批判封建意识的萌芽”。
大槻玄泽著《兰学楷梯》
“遗憾”的是,兰学的发展,根本不足以抵御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黑船事件”的爆发,让日本迎来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那么问题来了,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日本人,是否一如既往地重视外语学习?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菲顿号事件”与“英语学习潮”的萌芽
进入19世纪,幕府日本外语学习的重点,已经出现了“从荷兰语到英语”的转变倾向。至于转变的契机,无疑与日本史上著名的“菲顿号事件”息息相关。
1808年8月15日,隶属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并悬挂着荷兰国旗的护卫舰“菲顿号”,突然出现在了长崎港外。在日本方面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英国人扣留了前来例行查验和交涉任务的两名荷兰商馆馆员。
更“令人发指”的是,“菲顿号”在离开之前,以“放还扣留人员”为由,要求日方提供补给。在所有要求均得到满足后,他们才释放了最后一名商馆馆员,,并于17日中午扬长而去。当天夜里,以长崎奉行松平康英为首的多位官员引咎自杀。
英国东印度公司
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开始觉察到,荷兰在欧洲诸国中已经日渐没落,英国已经有了“后来者居上”的架势。
1809年,德川幕府下达了“向荷兰人学习英语”的命令。1811年,由长崎翻译本木正荣等人编写的《谙厄利亚兴学小筌》正式出版。1814年,日本第一本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出版。与此同时,日本各地私塾开始讲授英文。
幕末日本
2)“黑船事件”与英语学习的逐渐升温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次年3月,两国在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坦诚说,这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叩开了日本封闭已久的国门,更进一步激起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各阶层“学习英语”的欲望。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现场
1856年,幕府将官方开办的“洋学所”更名为“蕃书调所”,并于次年1月起招收学生。基于西方军事科学的研究和引进,课程以炮术、筑城术、造船术、兵学、测量术、航海术等的翻译和语言教学为重点。
1860年以后,增设了精炼学(化学)、物产学、数学等专业。在语言教学上,除了荷兰语外,还增设了英、法、德语。1862年,“藩书调所”更名为“洋学调所”。1863年,参考“开物成务”一词,再更名为“开成所”。
“开成所”除设立荷、英、法、德、意、俄等语言学科外,还增设了天文学、地理学、究理学(物理)、数学、物产学、精炼学、器械学、画学(西洋画法和制图)、活字术(活版印刷)等学科。进入1865年以后,先后增设了西洋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可以说,开成所已经成为了幕末日本西洋文化的最高综合研究所。
近代日本武士形象
3)投身英语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不少知名的学者们也纷纷投入进了英语教育事业之中。比如1868年4月,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自己创办的“庆应学塾”中,开设英语学习班,并亲自在班上进行授课。
值得注意的是,庆应学塾使用的课本,很多都是福泽谕吉从美国购买的“原版教材”。除了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学科的书目之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学科的书籍。坦诚说,这种“待遇”是其他日本学塾望尘莫及的(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一言概之,早在明治维新开启之前,“重视西学”已经成为了日本各界的广泛共识。可以预见,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不会有人反对官方将要推行的“加强外语学习”的相关政策。
老板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1868年,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次年,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至此,日本教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在“文明开化”口号的激励下,被视为“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知识基础”的英语,取得了国家“第一外语”的地位。
1)洋学堂里的英语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寺子屋,即寺院开设的私塾,逐渐被以箕作秋坪开办的三叉学社、近藤真琴开办的攻玉塾、西周创办的育英社等为代表的新式洋学堂所取代。
洋学堂的授课内容,主要分为外语和西方科学两大模块。其中,外语涵盖了英语、法语、荷兰语、德语等科目,西方科学涵盖了医学、兵学、天文、测量、数学、造船学、器械、博物学等科目。
坦诚说,洋学堂的开办,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青少年的英语学习,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年轻人并不具备前往洋学堂学习的物质条件。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2)“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
实际上,日本青少年英语水平的提升,与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有着直接关系。为了保证“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这一目标的尽快实现,《学制》推行了带有一定强制性质的“义务教育”方针。
展开来说,日本的小学分上下两等,各为三年,合计六年。其中,绝大多数“上等小学”(类似于高年级)均开设了英语课。因此,全国大多数10岁—12岁左右的青少年,都有学习英语的机会。实际上,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一些“下等小学”(低年级)内,已经“提前”开设了英语课程。
另外,不少新式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伦理等课程的教材,使用的都是来自英美两国的英文原版教科书。一言概之,英语教育成为了日本社会文明开化的象征,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世纪末的日本议会
1886年,日本颁布《帝国大学令》。其中,身为第一所帝国大学的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的前身),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中心。
1)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
1873年,明治政府决定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推行“英语标准”的教育政策,即“将英语设定为教学用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日双语教学的授课方式,成为了东大较为独特的一景。
除此之外,为了尽快实现“文明开化”,日本不仅积极聘请来自美英等国的外籍教师前来执教,还派遣了大批优秀学生前往欧美等国留学进修。
数据显示,在1868—1871年间,日本合计派往外国的留学生多达281人,其中赴英留学107人,赴美留学98人。
今天的东京大学
2)明治维新末期的英语教育
1890年,伴随着《教育敕语》的颁布,“国家主义教育制度”得以正式建立。在《教育敕语》中,政府号召国民“掌握英语,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进而消除后进性,使日本尽快与西方国家对等”。对此,时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认为,“为了赶上西方的步伐,日本英语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教学目标,成为了日本高中升学考试的“指挥棒”。当时的英语考试题目,主要以翻译句型和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为主,旨在测试学生的英语翻译和阅读技能。鉴于高中入学存在的激烈竞争,年轻一代学习英语的热情一直水涨船高。
伴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相继胜利,日本已然实现了“脱亚入欧”,成为了世界强国之一。可即便如此,英语教学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数据显示,初中有7小时左右的英语课;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英语依然有着较高的权重。
日本“旧帝国大学”的强势表现
由于国土狭小,资源有限,日本的发展不可能仅局限在本土。因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联系。因此,外语教育也一直是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和地理背景,使得日本在19世纪初期,就与西方文化和思想有了较深的接触。明治维新时期,即便日本没有颁布明确的外语教育政策,但依靠一些维新领袖的战略家眼光,日本的英语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
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起飞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动英语教育的同时,一直努力维护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展开来说,维新领袖们认为,英语教育的本质,首先是方便吸收西方文化,其次是快速走向文明开化的更高层次。简言之,英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让日本尽快发展到与欧美同等水平。
倡导英语教育,固然有着对本民族落后的不自信投射,但更多体现的,是发展本民族的决心和对本民族主权的坚持。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注重保护传统,民族认同清晰的国家。实际上,颁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实际上就是“(儒学)复古派”“战胜”“文明开化派”的斗争产物(拓展阅读:从“脱亚入欧”到“普通国家”,小议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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