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122篇文章
01、打出来的大一统
提到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一个绕不开的名词便是“大一统”的秩序。具体来讲就是王朝疆域规模大、中央集权程度高、政治和文化向心力强等，“大一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同义词。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与割据在其中占有很高的比重，真正实现“大一统”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根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中国在元以前的分裂时间，要超过统一的时间，而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由此可见，虽然秦朝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以强力推行大一统的方案，但是这种秩序被真正接受仍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当然，很多学者在对比西方罗马帝国覆亡后再未“归一”的欧洲政治地理后，都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在历经长期分裂后，仍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归统一的正轨？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远非“书同文、行同伦”等所能轻易解释。
要知道，虽然“天下共主”的观念早在西周便经确立，但是秦国仍需要通过“铁和血”来结束诸国并立的局面，之后再以高效的官僚与军事系统进行维护，指望六国贵族主动归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探讨中国“大一统”秩序成为历史主流的深层原因，恐怕还需要从军事上加以探寻。
02、何为“枢纽”？
令人颇为惊喜的是，宋杰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便由军事和地理环境互动的角度切入，对“大一统”秩序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宋杰写作这本书，处处落脚于“地理的枢纽”。
他的这个核心概念，据其所言，最早受到了英国学者哈·麦金德所著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启发，在那部书中，麦金德从维护大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谁控制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点，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即欧亚大陆板块），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在麦金德看来，英国维持世界霸权的地理枢纽，就是东欧。他的这种观点，对于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阵营谋划布局，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不过，在爬梳中国古代典籍后，宋杰惊喜地发现，中国古人先贤从先秦开始，便提出过很多类似于“地理枢纽”的概念。只不过这个词被换成了“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天下要领”，以及更加专业的“衢地”等。
说白了，所谓的地理枢纽就是交通要地，这里并非是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而是处在若干基本经济区的相邻地带，除此之外，水网、山川还得多，这样便又多了“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
如在作者宋杰看来，襄阳便是其中一例。它“沟通南北，承东启西”，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当然，兼具枢纽位置的，还有豫西走廊和淮南地区，他们与襄阳所在的荆襄地区，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内陆的地理枢纽。
03、枢纽对中国统一有多重要？
那么，这样的地理枢纽又意味着什么呢？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一论点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长江以南经济尚未超越北方，群雄争夺豫西走廊的割据时代。豫西位于河南，是典型的“中原”地区。
无论哪股政治势力抢先占据了这里，便可以此为跳板，向周围扩张，而其他势力则因为未能及时占领地理枢纽，结果在政治和军事上限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例如楚汉战争、西汉的七国之乱、北齐和北周的战争，乃至于隋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豫西都是主战场，套用前述麦金德的名言，谁控制了豫西走廊这个枢纽地点，谁便可主导中国统一的大局。
不过，作者宋杰也给这个论点加了一些限定条件，那就是控制枢纽地带的政治集团，必须已经掌握了一个或数个基本经济区，有着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否则只掌握枢纽地区，将会成为无缘之木，陷入四面受敌的窘境当中。例如隋朝末年在军事实力上“一超多强”的河南瓦岗军，便因其统帅李密只重视攻取豫西重镇洛阳，全然不顾自己缺乏稳定的大后方，最终招致失败。
相反，太原起兵的李渊父子虽然没有一开始就进军洛阳，但其却通过抢先控制关中盆地，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之后才以此为基础，从盘踞洛阳的王世充等竞争者手中夺取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地理枢纽，完成统一大业。
因此，地理枢纽固然重要，但其价值亦会受到经济区位的影响。同理，如果统治者只满足于占有某个基本经济区，而不去关注枢纽的作用，那也将无法完成统一的霸业，最终只会被历史所抛弃。
说到枢纽和经济区位的关系，便不得不提到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由于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又有发展自然经济的气候和水文土壤等先天优势。因此，原先东西对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唐中后期又更多地表现为南北对峙。早在三国时代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荆襄与淮南，也因此更具地理枢纽的价值。
金国灭亡北宋后，本计划挟灭他国余威横扫江南，结果却因为南宋在荆襄和淮南等枢纽地带组织起顽强的抵抗而未能如愿；而南宋深谙“守江必守淮”的道理，在经营淮河流域的防线上投入精力颇多，结果却因襄阳被忽必烈大军突破，导致局势急转直下。地理枢纽的得失，再次影响甚至决定了王朝兴衰的命运。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讲“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他既看到了关中之外巨大的经济潜力，也察觉到了“关中本位”的国策在维持统一秩序上的重要作用。
可是，连接或沟通两个地理区位，使其结合以发挥最大效用的，不正是所谓的地理枢纽吗？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从西北转向东北方向，都只会让像淮南这样的地理枢纽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这点上，作者却以元朝以后军事技术的进步，减弱了枢纽地区对战争的影响来收尾，对元以后的战争地理未作更深入的探讨。这里似有些片面。例如，明清鼎革时代，清军的红衣大炮固然威力巨大，让短期内突破坚城成为可能，但是地理枢纽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倘若南明没有激烈内讧，而把主要兵力用于防守淮南和荆襄这种枢纽地带，那么南京的福王朝廷也不会那么快崩溃。相反，正是由于南明武将在清廷大军压境时没有对淮南等枢纽地带的防御给予足够重视，才给了清军可乘之机。
到了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武器和人员上略强于解放军，但却由于兵败淮海这样的枢纽地带，而再无能力去做那以长江为界的黄粱美梦。因此，军事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削弱枢纽地带对战争的影响，似可存议。
不过不可否认，作者对于中国军事地理中枢纽的讨论，既阐明了中国能够“分久必合”的地理密码，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大一统格局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阅读宋杰所著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相信读者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本文转载微信公号“中信书店”。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作者：宋杰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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