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且离不开与周边民族甚至相距遥远的民族在各方面的交流和交往。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条件，即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环境及气候，和先民们沿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生息繁衍、争斗兼并的经历，使华夏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重视现实生活和社会整体性的特性，在生存技术、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对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研究各方面，基本上都属于独立发展并自成风格。
儒道释三足鼎立互斥互补
华夏文化独立发展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各族群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传统，循序渐进、前后递进，在因革损益中保持着鲜明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人滋生出我族乃天下中心的强韧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国人的固步自封，尤其强化了历代主政中原的统治者“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自大观念。因而，从总体上看，生息在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人，长期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顺应自然，依赖经验；重视人伦日用，致力于现世幸福；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即使出外经商或步入仕途，晚年也要“叶落归根”。因灾荒、战乱或人多地少的矛盾，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许多人迫不得已而迁徙他乡，甚至漂洋过海，但这些中国人在入乡随俗的同时，也会相互扶持，邻里守望，尽可能地传承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而，一方面，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格言所说，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致使中国文化内部呈现出多样性景观；另一方面，中国统一的象形会意的方块字，尤其是它所承载和表达的立足家族伦理，主张尊尊亲亲、崇尚情义道德的儒家思想，自汉朝被确立为国家指导思想，在政权制度的构建、社会礼仪的确立、政治精英的选拔、民众文化的教育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渗透到整个民族意识的深处。
强调道法自然，主张知雄守雌，富于辩证思维的道家思想，也顺应了世人半自然的生活方式；后来传承古代宗教并吸收道家思想形成的本土的道教，以“尊道贵德”“抱朴守真”“性命双修”“成仙得道”为基本教义，形成一整套修炼和养生的方法，在民间和士大夫中都曾广有影响。道家、道教与强调积极入世有为的儒家构成互斥互补的思想格局，它们对现实人生社会和人们生活问题的说明与解答，世人用“拿得起”和“想得开”分别形容其给人的教益，通俗简明。然而，当人们在现世的苦难和欲求根本无法实现，并且既难以做到孔孟那样的人格修养和道义担当，那样拿得起；又难以做到老庄那样的精神超脱和安之若素，那样想得开，“成仙得道”也只能给人以浪漫想象，这就需要一种更加便捷也更为超验神奇的观念和文化形式，给自己以安慰和救助。在汉代就传入中国的佛教，将人生视为苦海，其“苦集灭道”“常乐我净”和“因果轮回”的佛法，以及寺院禅林的建制，展示出人生的另一面相，给人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使人在“前世”“现世”之外，还有了“来世”。经过几代人的解读、转换与重构，成为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中国化的佛教，让人于担水砍柴、做饭吃茶之中，便能悟道而解脱尘世烦恼，俗语形容其让人“放得下”，亦不无道理。儒释道三足鼎立，互斥互补，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人在传统社会格局中的生活和精神需要，塑造了中国人既朴素活泛，又能在建功立业与安于现状之间寻求平衡的文化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生生为大。以人的生活所依托的生命和族群的繁衍为第一要义，包括道德与宗教也都是由此而形成而设立，并由对人生的关爱而仁民爱物，怜悯一切生命。《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物生人被人们自己视为天地之大德，人作为大自然中最有灵性和智慧的生物，天命之谓性，也就本然地应当效法天地自然，关爱生命，延续生命，使族群与整个生物界都生生不息，欣欣向荣。《孟子·离娄上》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世的解释未必符合孟子原意，但后人普遍理解为生育后代是对祖宗最大的孝敬，足见中国人对家族延续一事不止是现实关切，更属终极关怀。中国人之所以重视仁义廉耻，忠君孝亲，固然直接着眼于伦理道德和人的精神的提升，但根本上也是为族群的生息繁衍，兴旺发达。《中庸·尽性》为此强调人可“参天地、赞化育”，参与天地造化万物，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大存在形态。《老子》针对“人之道”推崇“天之道”，根本上也是为了让人实现“长生久视之道”。
第二，实用理性。实用理性不等于简单的“功利意识”，而是如李泽厚所说，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长期延续，以及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富有韧性的保持，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实用理性是一种不断向前推进的“经验合理性”，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体现在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实用理性重视人们现实的条件和生活、重视实际的功用和价值；做人做事自强不息，积极乐观；处世讲究合情合理，不走极端；乐感心理与忧患意识相互为伴，维持着身心之间和人己之间的平衡。但这种重视现实生活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对信仰容易产生实用态度，所谓“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对神的信仰也出于实际的需要。由此反映出实用理性的缺陷和问题，就是没有合理分化的整体性，经验与超验、知识与价值高度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即使中国人及其儒家也有信仰，但由于这信仰寓于现实关切之中，因而不可能不受现实需要和实际境遇的影响，从而弱化信仰的原则性、纯粹性和崇高性。
第三，中庸和合。由实用理性通向中庸之道。在儒家的理想中，中庸是天下之“达道”，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颐）然而，这更多地是一种理想或原则，因为这种“不偏不易”的中庸是很难达到的，孔子就感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甚至说“天下国家可平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在乱世或专制的现实社会中，中庸往往成为平庸甚至庸俗，真正的狂狷耿介之士已属难得。但即使如此，中国文化在方法论上，也还是力求“执两用中”，把握“适度”的原则。中国文化总体上也的确有不尚分化和斗争，强调为人和气，向往社会和平、和谐的特点，在哲学上更是强调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身心一如。为此，就是把分化与差异的世界整合起来，至于“以不齐为齐”的观念，则是让人们以自然界尤其是生物界的差异互补、相克相生和总体平衡为范式，在社会中也不要强求无差异的平等，而是各顺其性、各安其位，自然地达到相互合作。按照荀子的主张，则是“明分使群”，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
文化的“因革损益”
任何文化都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创造出来的，是人们适应与改造自然、治理与调节社会、规范与提升自身的方式，因而，文化既会随着人的能力、心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又会显示出内在的逻辑。如果说动物的生存能力靠的是生物学意义的“遗传”与“变异”，那么，人类生活的本领，靠的则是文化教育活动这一人类特有的“遗传”和“变异”方式，即主要通过语言符号的发明、赋义、释义、传播和交流，特别是教育学习活动来进行的。
孔子在回答弟子所问世代变化和能否预见未来时，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提出了文化和文明“因革损益”的原则。他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里主要讲的就是文化及其秩序的变革。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得以形成的条件和体现，必定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遵循适应性法则，并在一定程度上优胜劣汰，不断地得到继承和超越。无论是文化在一代代人中不断积累、传承，还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都促进了文化的变化或进步。中国二千年的皇权官僚制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以儒家为主干的思想文化传统一直传承下来；而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又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稳定。
实践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中国既不可能再回到自我封闭或被世界孤立之中，也不应当失去自主地倒向某些强国，或者在新旧中西之间继续徘徊，而应该也必须坚定地走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为了推动经济、政治与文化相对分化并使它们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对待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也应当根据它们的性质使其各得其所。要通过“文化自觉”，达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提倡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中的精神资源作为新时代文化的发展基础，并通过文化的吸收和创新融入世界，为人类文明共存和文化自觉的发展开辟新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