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从此,在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个人类公敌的道路上,世界各国人民彼此不分信仰、宗教、国别、民族,消除一切有形无形的隔阂,为了共同的命运第一次走到了一起,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就此展开。
德军在欧洲战场频频得手,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相形之下,日军则技不如人,虽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却困于中国战场,再难有所作为,从东京到中国战场,日军陷入了集体的焦躁之中。
年初以来,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连续发动南昌、襄东(随枣会战)、湘赣(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数次会战,不仅没能迫使中国屈服,放弃抵抗,反而由于中国军队适时转变战略战术,战斗力不降反升,频频给日军重大打击。
在这种不利态势下,关东军急于建功的将校们,在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两参谋的带动下,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极力撺掇前线将校,终于在诺门坎燃起了熊熊战火。
哪曾想,骄横已极的日军根本就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没几天,关东军的一个精锐师团就在苏联坦克、重炮的钢铁洪流扫荡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搭上了上万条人命不说,就连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也被报销了。
就在这时,寄希望于德国调停的日本,等来的却是德苏结盟的消息,这个结果不啻晴天霹雳,首相平沼骐一郎宣称“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随即率内阁总辞职。
日本政坛又是一波大地震,随后军部也进行了一番大换血,陆相被换上了主和的畑俊六大将,实际负责的参谋次长则由泽田茂中将担任,客观地说,这是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大本营。
畑俊六虽然资历深厚,能力突出,但是势单力薄,在陆军内并没有太大的实力,至于刚由第4师团师团长转任的泽田茂参谋次长,则更是一个声望不高的人物,泽田茂曾长期担任驻波兰武官,是一个有些被边缘化的将军。作为陆军的首脑,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日军已不堪再战。
1939年,日本扩充生产力的计划仅仅完成了80%,并且严重的电荒粮荒也接踵而至,日本国民终于为日军高层的战争狂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粮食等很多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老百姓能吃一顿饱饭都吃了奢望。
说起来,也真是天佑中华,七七事变以来,中国西南各省粮食连年增产,而日本本土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日占区的产粮也是入不敷出,鲜一能接济日本本土,严重的粮荒便应时而出,在东京和大阪这些中心城市,面对蜂拥而来购米的市民,执政当局甚至下达了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命令。
粮荒如此严重,以至于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常常抛开军国大计不议,总是为大米发愁,惹得畑俊六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大发牢骚说:“每次开会,总是讨论米的问题。”
最终,日本政府挪用了2亿军费来进口大米,这一下就占去了日本全年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其整个战略物资的进口计划。
日本国力的穷困化已是一个谁都看得见的事实,重庆的中国政府也没闲着,到处宣传“日本只能再支持半年。”
而令东京沮丧的是,汪精卫、王克敏等人明确告诉日本方面,重庆政府至少还能支持两年。
10月初,泽田茂一上任,就对军部的大小将佐悲观地说道: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俊六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解决支那(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对中国军队无法进行决战。”
“要想让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从瓦解其政权着手,否则把蒋介石追到任何地方也是不会使其屈服的。”
“再者,冬季攻势不管怎样把中国军队打退了,但是今后还想要把他们打退的话,即使对付少量的中国军队,恐怕我们是不能再减少兵力了。”
“用全面撤兵的办法解决支那(中国)事变那是另外的问题,否则要想圆满结束,只靠日、支(中国)两国解决不了,除与世界性的事件结合起来解决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看来,日本这届陆军首脑虽然不能说是“温和派”,但至少是十分务实的。
时至今日,从中国全面撤兵已陷入囚徒困境,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得明白:“皇军的战绩越大,牺牲越多,在媾合条件上,国内舆论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得不到利益,还得承担巨额消耗,更可悲的是,还不能撤出,尽管几乎所有的政客、军方高层都知道,撤出中国犹如卸下万斤重担,好处一目了然,但昭和时期的日本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悲哀,也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和苦难。
打,打不动;撤,撤不了。日军大本营似乎只能在不断的争吵中徘徊。
泽田茂、畑俊六,一个主持参谋本部、一个控制陆军省,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机构的长官,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倒是少有地达成了统一:不战不和,寄希望于伪政府的建立,等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日本粮荒
抗日烽火【第107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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