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从此，在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个人类公敌的道路上，世界各国人民彼此不分信仰、宗教、国别、民族，消除一切有形无形的隔阂，为了共同的命运第一次走到了一起，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就此展开。
德军在欧洲战场频频得手，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相形之下，日军则技不如人，虽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却困于中国战场，再难有所作为，从东京到中国战场，日军陷入了集体的焦躁之中。
年初以来，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连续发动南昌、襄东（随枣会战）、湘赣（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数次会战，不仅没能迫使中国屈服，放弃抵抗，反而由于中国军队适时转变战略战术，战斗力不降反升，频频给日军重大打击。
在这种不利态势下，关东军急于建功的将校们，在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两参谋的带动下，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极力撺掇前线将校，终于在诺门坎燃起了熊熊战火。
哪曾想，骄横已极的日军根本就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没几天，关东军的一个精锐师团就在苏联坦克、重炮的钢铁洪流扫荡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搭上了上万条人命不说，就连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也被报销了。
就在这时，寄希望于德国调停的日本，等来的却是德苏结盟的消息，这个结果不啻晴天霹雳，首相平沼骐一郎宣称“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随即率内阁总辞职。
日本政坛又是一波大地震，随后军部也进行了一番大换血，陆相被换上了主和的畑俊六大将，实际负责的参谋次长则由泽田茂中将担任，客观地说，这是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大本营。
畑俊六虽然资历深厚，能力突出，但是势单力薄，在陆军内并没有太大的实力，至于刚由第4师团师团长转任的泽田茂参谋次长，则更是一个声望不高的人物，泽田茂曾长期担任驻波兰武官，是一个有些被边缘化的将军。作为陆军的首脑，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日军已不堪再战。
1939年，日本扩充生产力的计划仅仅完成了80%，并且严重的电荒粮荒也接踵而至，日本国民终于为日军高层的战争狂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粮食等很多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老百姓能吃一顿饱饭都吃了奢望。
说起来，也真是天佑中华，七七事变以来，中国西南各省粮食连年增产，而日本本土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日占区的产粮也是入不敷出，鲜一能接济日本本土，严重的粮荒便应时而出，在东京和大阪这些中心城市，面对蜂拥而来购米的市民，执政当局甚至下达了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命令。
粮荒如此严重，以至于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常常抛开军国大计不议，总是为大米发愁，惹得畑俊六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大发牢骚说：“每次开会，总是讨论米的问题。”
最终，日本政府挪用了2亿军费来进口大米，这一下就占去了日本全年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其整个战略物资的进口计划。
日本国力的穷困化已是一个谁都看得见的事实，重庆的中国政府也没闲着，到处宣传“日本只能再支持半年。”
而令东京沮丧的是，汪精卫、王克敏等人明确告诉日本方面，重庆政府至少还能支持两年。
10月初，泽田茂一上任，就对军部的大小将佐悲观地说道：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俊六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解决支那（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对中国军队无法进行决战。”
“要想让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从瓦解其政权着手，否则把蒋介石追到任何地方也是不会使其屈服的。”
“再者，冬季攻势不管怎样把中国军队打退了，但是今后还想要把他们打退的话，即使对付少量的中国军队，恐怕我们是不能再减少兵力了。”
“用全面撤兵的办法解决支那（中国）事变那是另外的问题，否则要想圆满结束，只靠日、支（中国）两国解决不了，除与世界性的事件结合起来解决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看来，日本这届陆军首脑虽然不能说是“温和派”，但至少是十分务实的。
时至今日，从中国全面撤兵已陷入囚徒困境，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得明白：“皇军的战绩越大，牺牲越多，在媾合条件上，国内舆论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得不到利益，还得承担巨额消耗，更可悲的是，还不能撤出，尽管几乎所有的政客、军方高层都知道，撤出中国犹如卸下万斤重担，好处一目了然，但昭和时期的日本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悲哀，也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和苦难。
打，打不动；撤，撤不了。日军大本营似乎只能在不断的争吵中徘徊。
泽田茂、畑俊六，一个主持参谋本部、一个控制陆军省，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机构的长官，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倒是少有地达成了统一：不战不和，寄希望于伪政府的建立，等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日本粮荒
抗日烽火【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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