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只是朝代的兴衰更替吗？
是王侯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吗？
有没有一条主线，在千年尺度上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二）
悠久的中国古代史，向我们清晰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自西周封建到辛亥革命，这3,000年的广义封建社会里，中国历史的关键从来就只有一类人，叫做“地主”——掌握核心生产资料（土地）的人。
“地主”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名字，叫豪强，叫官僚，叫老爷，叫员外，或者叫周扒皮，叫狗大户。
但这些只是他们私下里的小名，而他们身份证上的名字，前前后后一共有三个，依次是诸侯、门阀和士绅，分别对应西周至西汉，东汉至唐末，唐末至清末。
两个被低估了的超级牛人刘秀和黄巢，出色的完成了历史任务，把3,000年中国封建史，裁为几乎均等的三段，一步千年，步步惊心。
无数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波云诡谲，大浪淘沙，实际上只有一条主线——生产资料平民化的过程。
（三）
下面以三国为引子，去看士族门阀是以怎样的手段，一手扑灭盘踞千年的贵族诸侯势力，另一手斩落初露峥嵘的庶族精英。
相信大家对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都是有了解的，所以本文略微深入一些，重点讲述的不是英雄，不是传奇，不是王朝，而是阶层与阶层，制度与制度，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竞争。
门阀，起初是以进步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因为被他们取代的实力叫做诸侯。
诸侯可以享用封国的赋税，有着独立的财权，先秦诸侯更是有着治国之权。
而门阀归根结底还是中央下辖的官僚，经济来源是自己的私田，虽连阡累陌，富拟封君。
但和货真价实的封君相比，还是逊色许多，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
“四世三公”虽然位高权重，时有架空皇权，但远不如齐桓晋文，称孤道寡，另立朝廷。
我们常高估门阀的势力，甚至认为门阀比诸侯更威胁中央，因为我们印象中的门阀，都是袁绍一样的。
乱世门阀，中央已经倒塌了。但门阀的常态，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太平之臣，比如袁绍的祖父。
说门阀比诸侯更进步，也不是因为汝南袁氏比姬周王族更厚道，而是因为门阀更适合中央集权，诸侯更偏向地方独立。
而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要比地方割据，更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和抵御外敌。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汉初削藩，诸侯渐渐转弱，而门阀尚未成形的时代里，西汉的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在这一段时间里，汉武帝完成了历史级别的军事成就，这不仅仅是“卫霍双壁”的军事功劳，更得益于武帝的后勤支持，背后是集权制的力量。
但是高度集权在西汉的社会条件下，注定不可能长久。
因为其需要的社会基础，在此时远未成型，最适合成为集权帝国税基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还不够成熟。
但仅仅是贵族和士族青黄不接的一小段历史，带来的暂时性集权，就已经足够支撑农业民族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这段历史走向很值得深思，旧贵族被剪除，新门阀尚未成型时，出现了超越时代的生产关系，中小地主的力量暂时让帝国无比强大，但这种生产关系又在一刻不停的培养新门阀，达到一定程度时，新门阀主导了政治和经济，这种超越时代的生产关系无法维持，被迫倒退回上个版本。
汉武帝的集权，依靠的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建立，而是落后生产关系被淘汰所形成的短暂真空。
所以不可能长期存在，宏观上体现为“进两步退一步”，要等中小地主真正成熟，才能再前进一步，把之前后退的一步抵消掉，这是中国古代史留给现代的一种经验。
回到汉末，随着中央集权的崩塌，消失上百年的诸侯仿佛要回归了。
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扬州牧刘繇，通过“废史立牧”成为一方诸侯，逐渐脱离中央。
他们与先秦诸侯诉求相似，毕竟都是宗室贵族，只不过一个姓姬，一个姓刘。
这些刘氏宗亲希望汉室衰而不亡，他们得以凭借皇亲身份割据一方，美其名曰：代天牧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表，既不想扶汉安刘，也不想代汉自立，被很多人批评为胸无大志。
但其实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地位，触碰到了发展的天花板，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逐鹿中原。
天下治，他只是一方刺史；天下乱，他才是一路诸侯。
刘表起初获得了京乡士族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不可能长久的。
因为贵族、诸侯和士族门阀的利益基础不同——不是只有你刘表，才能保证我们士族的利益，曹丞相也可以。天下改姓曹，士族依然可以盘踞荆襄九郡，但刘姓贵族就未必有好日子过了。
有着这样的基层政治格局，三国注定重归一统，刘表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诸侯，其深层次原因我们放在后边讲。
袁绍是门阀转化而成的诸侯，它的本质是士族，是当时最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刘表是伪诸侯，那么袁绍就是伪伪诸侯。
袁绍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他希望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重建，士族的内心独白是：我只想当“三公”，谁是皇帝我无所谓，至于自己当皇帝更好。
但袁氏天子也必然是士族的天子，因为袁绍不只是袁家的袁绍，还是背后一大群士族的袁绍。
袁绍当了皇帝，那就让田丰、沮授、审配、郭图等人当“三公”。这与刘氏称帝，元氏为辅并无本质区别。
士族都希望中央够硬，地方上一大群割据势力，那我的“三公”之位岂不是要掉价。
所以他们辅佐主公东征西讨，但又不希望中央太硬，深入到社会基层，取代了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话语权。
袁绍败亡过早，导致这一场大戏我们没有看到，不过后来的司马氏，让我们完整的观看了士族王朝的一生。
而吕布那样的诸侯，只能算做庶族精英。
从历史大势看，庶族精英应该属于进步势力，是后世士绅的雏形。
但在这个时代里，庶族精英没有独挑大梁的能力，只能依附于人。
而曹、孙、刘三家起初都是对庶族很友好的政权，在重用士族的同时，也给庶族精英一些上升空间，在当时已经算是难得。
曹操提出：为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都要收入麾下。
但要清楚一点，在当时社会，“仁”“孝”不仅仅是道德判断，同时是一种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工具，说你“仁孝”，你才“仁孝”。
曹操的本意应该是指只要有本事，即便没有名人的推荐信，你也可以来我这里做官。
但曹操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非要把话说绝，一方面提高求贤口号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是个人气质的体现，故意用这样的口号，来羞辱一下垄断“仁孝”评判标准的士族。
刘备也是如此，关张皆非大族出身，却都在蜀汉政权中位高权重。后来诸葛亮也延续了这一路线，蒋琬、费祎、姜维皆非蜀中大族。
孙坚、孙策对江东士族也是颇有防备，启用了大量的淮泗将领和外来士人。
外来士人在其故乡，可能也有不小的势力，但流浪至其他地区，脱离根据地，就体现出了庶族精英的特性。
最后强调一点，庶族精英并非平民百姓，真正代表平民的黄巾起义，早早就被镇压了。
那些被逼反的农民们，最终成为了三国群雄功劳薄上的第一页，背上了“逆贼”的恶名，纵历千年难以翻身。
知道了汉末各个势力的权力构成，也就知道了谁是门阀。
（四）
那么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门阀？士族门阀战胜了贵族诸侯，也压制了庶族精英。
原因虽然复杂，但最根本的还是在经济上。
门阀的基础是士族庄园经济，诸侯的基础是贵族国有经济，士绅的基础是租佃制小农经济，平民的基础是自耕农式小农经济。
先说国有经济，注意是国有不是公有，那时的国是属于贵族的。农民在属于贵族的耕田上劳作，耕田出产的粮食归属于贵族。自己只有仅供糊口的私田。
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已有余力开垦新田，这些新田自然成为了私田，而这些私人田主逐渐壮大，成为了士族门阀的雏形。
新开垦的私田越来越多，旧贵族与新田主达成交易，贵族承认私人田主的土地所有权，私田主为贵族交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核心的制度改革。
管仲、李悝、商鞅等等改革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建议各自的主公忘掉分封制吧，承认土地私有吧，否则私人田主藏匿土地，逃避税收，就会侵蚀国家的经济基础，你不改革，别人就要改，别国就要崛起了。
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兴起于东汉，但在经济上的崛起，早在春秋战国就已注定。
这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刘表的荆襄土皇帝梦为何必然失败？三国为何必然一统？
因为先秦诸侯的权力支柱，是分封制下的各级贵族领主，而刘表这些伪诸侯，权力支柱是当地士族的支持。
分封制能够存在，前提就是贵族保有对土地的控制权，而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就一定会有土地兼并，一定会形成私人地主，一定冲击土地分封制，一定削弱贵族诸侯。
而且在中国的内向型地理条件下，内有连片的大平原，外有地理天堑，内部交通远比外部交通发达。
一旦利益出现缺口，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内部利益重新分配，而不是出海获取外部利益。
如果中央集权足够强大，这种利益分配，可以由中央出面调拨资源来解决；一旦中央集权崩塌，则利益需求必然表达为战争。
当其中一方的战争实力足够强大，统一天下将成为必然任务。
老秦人也想过上山东六国的生活，如果周王说话管用，就让他出面命令齐国每年给秦国输送钱粮；如果周王说话不管用，那就战场上见。
有时游牧民族入侵，造成某地区利益缺口，也需要其他地区调拨资源来组织抵抗。
而不可能像草原文明那样，东方的部族攻击我，我打不过他，就向西攻打更弱的部族，用外部利益补足利益缺口。
既然我们的利益缺口只能内部补足，那么中国核心区分裂成几个互不同属的地块，就不可能长期相安无事，是为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内在逻辑，已有无数精辟论述，这里就不再论。
（五）
总结来看，分久必合是战略原因，各地区都需要一个统一政府来填补可能出现的利益缺口，是不可改变的定式。
合久必分是战术原因，中央王朝无力弥合内部矛盾，只需要新王朝重新分配土地产权即可。
我们的前人将其概括为天下大事，或者治乱循环，也有人归结为民族信仰、大一统基因等形而上的原因。
但这里将从唯物的角度做些补充，在土地私有制和特定地理条件下，讲述其内在的利益驱动点。
统一与分裂、门阀与诸侯、士族与贵族、私有与国有，本就不可能兼容，凭什么刘氏宗亲跟天子同宗，就永远掌权。
我袁家也有良田千顷，家奴万人，虽然不姓刘，但诗书传家，郡望一方，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不可阻挡。
而且门阀比诸侯更支持皇帝掌权，虽然也要求君臣共治，也要求基层权力，但总比要求烈土封王的韩信、彭越、英布，更得皇帝欢心。
皇权与门阀结盟，取代了诸侯，有了皇帝的重用，只富不贵的豪强地主，逐渐成长为既富且贵的士族门阀，这位皇帝叫做刘秀，这时距离周武王大封诸侯，已经过去了1,000年。
而庶族精英和平民，更不可能对士族门阀形成威胁。
道理非常简单，大庄园农奴经济比起小地主，自耕农的小农经济要强大的多。
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抵御风险等方面，小农经济都不占优势。
庶族中小地主能在经济上崛起的前提，一定是土地利用效率的普遍性上涨，耕种技术的全面性扩散，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范围完备，以至于小地主和自耕农有条件，从大庄园中独立出来。
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条件，国家再怎么抑豪强也不可能成功。
（六）
但是门阀也在一刻不停的消灭自己，因为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在培养着士族门阀的掘墓人——庶族中小地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终究会埋葬门阀。
这个过程类似于，大公司搭好了足够完善的平台，独立程序员才能开发出自己的小程序。但小程序的收益却要被大公司抽成。
当这些小程序员足够多足够强，足够愤怒的时候，最终联合起来，取缔了大公司对平台的所有权，还把那些大公司的实力者，杀的人头滚滚，天街踏进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
而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叫做黄巢，
这时，距离刘秀借豪强地主之力登上帝位，又过去了约1,000年，之后就是士绅地主的时代。
他们出身庶族，通过科举入士。
科举制是庶族地主经济上崛起的结果，政治上崛起的原因，经济地位越来越高的庶族地主，必将登上政治舞台。
皇权与士绅结盟取代门阀，就如同千年前门阀取代诸侯一样。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种庶族地主价值观沁入骨髓的诗句，也只有在黄巢以后才能出现。
相比于其他二者，庶族地主社会与今天的中国社会，时间上最接近，观念上最相似。
当中小地主成为社会主流，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难以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于是皇权逐渐加强，准确的说，是中央集权或者国家主权的加强，因为皇权有时并不掌握在皇帝本人手里。
严嵩、和珅可以被皇帝一言而废，这不只是因为皇帝们御下有方，善于弄权，而是社会经济基础，让大臣无力组织私人力量，乃至一介宦官竟能奉旨缉拿巡抚。
宋以后，政权更迭频率降低，政治分裂程度降低。
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发生在宋以后，这都和庶族地主社会的形成，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再展开。
（七）
历史现象不能只归功于或归咎于少数决策集团，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庶族社会的产生，是平民阶层的重大胜利，但不可能是每个平民子弟都胜利，而是平民获得了参与竞争的资格。
这种竞争并不公平，平民出身的士绅占据了绝对优势，平民社会的成果被平民精英占据了。
真正的底层百姓，依旧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核心生产资料，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布情况，是决定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原因。
而我国古代，人均资源少，阶级差异大，平民阶层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与内耗。
庶族地主社会，给现代中国留下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构建了以平民、家族为单位的竞争型社会。
然后，工业社会进一步将家族解散为家庭，乃至个人。
竞争塑造了我们勤劳坚韧、实用主义的民族性格。
我们无比重视获得感，那么也必然非常缺少安全感。
我们默认竞争对手就在身边。
“枪打出头鸟”，拿枪的是谁？“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在防谁？
这是在资源不足时，个体缺乏安全感导致的自然心理。
激烈的内部竞争，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内压，需要硬制度设计和软文化熏陶，双管齐下来缓和矛盾。
制度上，科举不仅是选拔手段，而且还是维稳手段，规则化的公平竞争渠道，可以缓和社会矛盾。
文化上，中国的文化性格偏向内敛。对集体来说，内敛可以淡化竞争烈度，让竞争方式更可控，而内部竞争的规范化和可控化，是集体团结的必要条件；对个人来说，内敛也是一种自保方式，在竞争环境下，张扬意味着危险。
例如，科举考试的同年考生互相称兄道弟，默契的避谈他们的竞争关系，场上竞争各显本事，场下尽量维持和睦，即所谓斗而不破。
直接冲突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斗而破之，撕破脸皮，以后再想修复关系就难上加难。
这都起到了抑制竞争烈度，控制竞争方式的作用。
世界是物质的，竞争烈度归根结底，要取决于资源的总量与分配。
文化性格只能通过改变竞争形式，来缓和矛盾爆发，但不可能消弭矛盾。
而被积累起来的矛盾短时间内释放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地震，“三国”和“五代”是最典型的代表。
“五代”以后，时间来到北宋，庶族地主社会形成，社会风气趋向保守，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渐成主流，贞节牌坊这种保守主义圣物也越来越多。
保守化是一个会自我强化的过程，当更保守出现时，一般程度的保守会被道德谴责，可以想象这段历史中透露出的压抑。
这是一个略显怪异的现象，经济明明在发展，政治上升渠道明明在逐渐向平民开放，但社会风气怎么却渐趋保守了呢？
要知道汉唐气象是相当开放的！
因为在庶族地主社会中，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数大幅增长，人与人之间的内压超过了外部环境赋予人的外压，此时稳定是第一要务。
稳定需求压制了发展需求，而保守有助于稳定。
中小地主无力主导进一步的生产力飞跃，只能进行量的复制，不能进行质的提升。
于是存量竞争的内耗，超过了增量开发的成果，这宣判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死刑。
当封建社会发展到庶族地主社会时，已经开始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了，即将要被淘汰掉了。
它既是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当发展生产力的需求，重新成为中国的主要需求时，地主阶级就必须要被消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彻底消灭了整个地主阶级。
而这时，距离黄巢起义又过去了约1,000年。
（八）
时代离我们远去了，但长江、黄河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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