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西晋皇帝司马昭下令，将名士嵇康处以死刑。
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
嵇康的知识涵养和人格魅力，从这里可以看出。
《晋书》说嵇康：
“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容止》中写到：
“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涛称赞他：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与才华粹美的人，一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清贵俊才，要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嵇康是需要死的。
朝廷需要用他的血，来震慑一个群体的人。
嵇康最高贵，最有名气。他的血，也最有震慑力。
嵇康拿起他的那架琴，面对数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从容不迫，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
曲调“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从琴弦上飞出。
“《广陵散》於今绝矣！”他慨然长叹，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遭谗被害，引颈就戮，年仅三十九岁。
景元四年（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
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保全门第清誉。
但吕巽害怕报复，先发制人，反而诬告吕安不孝，使得吕安被官府收捕。
不孝，就是死罪。
嵇康急忙出面为吕安作证。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言，陷害嵇康。
司马昭早有杀死嵇康之意，正等待机会网织罪名，于是一个“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让嵇康赴死。
名教杀人于无形，就是这样残酷。
只要给你罗织罪名，就可以用正义的名义，让你无声无息，蒙冤死去。
还能让你洁白之躯，高洁之志，染上污淖。让同情你的人，无话可说。让不知道内情的人，跟着污蔑者一起对你进行痛骂指责。
反抗名教，最终为名教所杀。
自古以来，名教之祸，以嵇康的死，为一大标志。
嵇康的死，让整个民族的历史，都要在翻阅到这个地方时，忍不住停留一下，徘徊半晌；
让整个民族的心灵和身躯，到这里都忍不住为之痛得一颤。
一个时代最优秀的才子，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才华卓绝，风骨云山，就这样，被诬陷，被株连，然后被杀，还要背负一个不存在的罪名。
嗟乎！道之丧也。
嵇康为什么被杀？
根源在于：对虚伪的名教的反抗。
上文已经说过：“独尊儒术”之后的东汉，儒教越来越成为杀人的工具。（可参看《儒家为什么导致虚伪的世风》等文章）
这种追求虚假名节，最后造成“以名节的名义”来杀人的儒教，称之为“名教”。
举两个例子。
名士陈寔，因为下属撒谎，说母亲生病请假，就把这位下属处死，名义是“不孝”。
杀人的儿子，还用“不孝”的罪名。这位下属的母亲，晚年丧子，悲痛不悲痛？
这个“孝道”已经无关于人情，完全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牌坊。
东汉末年，各种原因死于“名节”的烈女，不知道有多少。
加上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再次诛杀了几个名节最高的李膺、范滂等人，株连而死有数万人。
名节杀人之祸，如此剧烈。
司马昭的心，天下人都知道。
他怎么得到的天下？“篡位”。
对于名节观念深入人心的东汉继起的时代，“君臣之道”是最大的政治伦理。司马氏却以“篡位”的最大不义，获取了天下。
自身得位不正。得到王位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倡导“君君臣臣”严格秩序的儒教。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泰始四年诏》：“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
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
“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
司马氏为什么要倡导儒教呢？
因为儒教原本出自“圣王之道”。
“圣王之道”在整个中国“君主制”的王朝历史上，都被奉为圭臬。
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政制建构体系，是君主制度下不得不严重依赖的理论架构。
任何一个王朝，在初建之后，都会自然而然依赖这种政制建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东汉虽然已经灭亡几十年，但是汉代培育的儒学思想和观念传统，在魏晋时代依旧根深蒂固。
司马氏没有选择，只能倡导儒教。
儒家倡导的是“君君臣臣”的伦理秩序。君臣之序，是儒家最大的政治伦理。
刚刚篡位成功的司马氏，却倡导儒教。
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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