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与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西方文明”,而统一的中华文明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西方文明”的延续性其实并不强,而且更重要一点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这很好理解——中国自秦以后基本就车同轨、书同文,整个中国基本走向了大一统。而西方至今,都仍然是一个基本“分裂”的文明。
这种差异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区别,就是自秦以后,中国出土的文物,只要有文字记录,基本都是汉字。而自汉代隶书普及以后,甚至可以说只要有辨识繁体字的能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基本读明白两汉时期的文献——哪怕这个文献是在广东、云南、内蒙出土的(比如居延汉简)。“西方”的问题在于,除了在一段时间里,拉丁语曾经作为上层的通用语言之外,在大多数时候,民间是缺乏统一的文字基础的,更不用说秦始皇这样的文轨一统。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不管你在个人情感上如何评价这一体制的利弊,但如果仅仅说“史料”这一方面,那中央集权国家可以说远超封建国家——原因也简单,中央集权国家想要对各地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依赖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的运转又离不开往来文书。
那么,位于长安、北京的吏部,如果要决定一个云南官员的黜置升迁,就必然要先查阅这位官员的档案。这份档案里包括了这位官员的籍贯、主要履历、言行、工作业绩等等情况——在现实中,这位官员很可能是先在福建任职,后来调到湖北,之后又去云南——如此一来,没有翔实可靠的记载,吏部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的。
中国史料的详细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直接看下面这些记载:
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之所以这种人口统计会如此翔实,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就有了极为严密的户籍制度,所以在后世,一方向另一方投降时,都会以“奉版籍”作为代称。当然,受限于技术和其他原因,这种人口统计与真实的人口数肯定存在较大差异,但能做到这种规模的人口统计,也还是远超出了当时西方的国家治理能力。
而到了明朝,中国甚至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登峰造极的户籍体系——大明黄册。在大明黄册里,每一个可被统计的明朝人,家里几口人、几头牛、几亩地、地块位于什么地方等等都被记录在册。也就是说,如果大明黄册至今还留存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知道大明建国的200多年里,每一个明朝人的名字、家庭情况。
同时,历朝还有所谓的“鱼鳞册”。这东西会详细记录你家土地的面积、形状、位置。尽管到今天,绝大多数的鱼鳞册和黄册都找不到了,但仅仅从存世的那一点点史料里,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发现。
而在标准的“封建制”下,这个工作就被弱化了。因为,封建制下的国家治理是无需从中央一杆子插到地方的,最高的封建主只需管理好下一层级的人,以此类推,每个人对下级官员的任免可以不依赖翔实的文书记载——因为每个人管理的范围有限,无需如此复杂的体系。
如此一来,经过数千年的不断积淀,这种沉淀下来的“事迹”就构成了“史料”的最主要的框架。同时,各地也会编纂地方的史志,文人还会记录自己的见闻,形成各种稗官野史、笔记小说等等。
在我看来,中国史料的最大优势并不是多,而是连贯性与体系性。因为中国的文明一直在延续,文字、习俗、人种也都传承了下来,因此在几千年的累积中,中国史料的前后关联性是非常强的。我之前看一些考古类的纪录片和节目的时候,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很多时候某地虽然只是挖出了一个无名的古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却可以通过爬梳史料(包括正史、县志、笔记等等)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当然,如果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字记载就是史料的话,那么其实“西方”也有自己的文字史料。但如前面所说,一是西方的语言、文字不统一,各国或许能找到自己国内的史料,但无法系统记录更大范围内的整个“西方”的史料;二是欧洲长期处于封建制之下,也无须像中国古代一样必须依靠体系性的文书系统才能对国家进行治理,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记载各地事件的意愿。所以,尽管仅从“史料”的是数量来说,西方其实也不少,但辨识和整理这些东西,就很费劲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想要知道秦汉和先秦时期的历史,直接读《史记》就可以,司马迁当年写的那些东西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看懂。但是,“西方”历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而《历史》则是用古希腊语写的。也就是说,一个英国人想要知道那个时期的历史,要么学古希腊语读原典,要么看翻译。想要直接读懂,那别想了。
而往更大了说,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想要研究明朝从山西到福建、云南的茶叶贸易,那他只需要懂汉语,就可以查阅沿途各地存留的史料去进行自己的研究。但如果一个西班牙的历史学者,想要研究从俄罗斯到葡萄牙的皮货贸易,却必须得把俄语、德语、法语等等都学一遍,才有可能读懂贸易路线上各地留存的原始文献。
所以,单纯论史料的“详尽”这一点,至今都仍然散碎的“西方”不如中国详尽,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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