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
1927年,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陈寅恪与好友吴宓相互约定不入党。陈寅恪说“如果有朝一日三民主义统治学术界的话,便与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难以相容,我便不得不离开学校,另谋生活。”1948年,国民党大溃逃,当时蒋介石亲自制订“抢救学者”计划,首批学者就有陈寅恪。陈寅恪没有选择乘专机飞往台湾,而是继续留下来教书。他自信自己一生都投身教育,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也是容得下一位纯粹的学者的。面对国民党的好意,他果断拒绝。批判国民党“党家专政二十载”。
陈寅恪
第二件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袭击香港,12月25日,香港陷落。陈寅恪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当时陈寅恪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中文系客座教授。日方得知陈寅恪在香港大学教授历史,声望很大,于是日本当局出40万日元请陈寅恪创办“东方文学院”,让日本的青年来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陈寅恪严厉拒绝,随即离开香港,一生都不与日本侵略者打交道。
陈寅恪
第三件事
1953年,中共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成立三个研究所。分别为远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现代史研究所。当时陈寅恪先生名气很大,中共中央决定邀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任远古史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所长。任命一下达,郭沫若和范文澜立马就去上任了,反而陈寅恪迟迟不见动身。
郭沫若
于是当时任北大副教授,同时也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专门南下去拜访陈寅恪,还带着在当时大红大紫的郭沫若的亲笔信,本来以为势在必得,然而陈寅恪并不买账,他对汪篯说,“我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来研究学术。我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对于做学问来说,尤其是历史类学者,更不能参与政治,这样才能保持一颗纯粹的心,对待历史更加客观的记录。
北大教授汪篯
当天晚上,汪篯把郭沫若亲笔信交给了陈寅恪。陈寅恪想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给了汪篯回复,担任所长可以,但是也有两个条件,一:允许自己的研究所内可以不信奉马列主义,可以不学习政治,只谈论学术。二:请中共领导写一份同意条件一的证明书,以用来日后当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即使过去了70年,如今看来仍旧是“不合时宜”。汪篯看完请求陈寅恪别这么做,但是最终陈寅恪没有同意,赴任研究所所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三件事都是陈寅恪先生命运的转折点,他面对诱惑毫不所动。如果他追寻三民主义,他将和胡适一样,去往台湾,也可能去美国做学术研究。如果他选择出任研究所所长,那么就会和郭沫若地位一样,后面也许也能成为在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如果那样,他也不是陈寅恪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治学理念,他为此践行了几十年,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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