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书法的儒学气

真正的艺术能够“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能够表现出“人类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最深广的真理”（黑格尔《美学》）。

   在中国，自古以来宗教，特别是哲学，一直浸透滋润着中国书法。书圣王羲之飘拂着玄学之风，一派仙风道骨；草圣怀素弥漫着佛学之气，一派超凡空灵；而隶书泰斗伊秉绶则深深地呼吸着儒学之气，一派儒雅典范。

   儒家美学思想的中心就是对“中和”美的追求，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伊秉绶的隶书主要取法于与儒家思想有直接渊源的汉碑，如《衡方》、《张迁》、《孔庙》、《尹宙》、《熹平》、《韩仁》、《郙阁》、《礼器》等的造型、气势；并揉进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东阳的贴学笔意、韵味，形成了气势恢宏而又平和含蓄，雄强稳健而又柔和自然，威武庄严而又温和敦朴，开阔舒畅而又严谨端庄，内气鼓荡而又平静自如，苍茫浑厚而又滋润古雅的“中和”之美。而这种高度“中和”之美是儒家思想在其书中的深层渗透。

   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儒家思想是理政、治学、处世、待人的标准。伊秉绶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伊朝栋在乾隆朝时官至光禄寺卿，是个通程朱之学，诗有“高韵逸气”的文人。良好的家庭教养，使伊秉绶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自幼聪敏嗜学、秉承家学渊源，幼年时就已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儒学启蒙书籍；少年时又学于父挚友乡名儒阴承方，攻宋儒理学，并涉猎李榕树、蔡梁山、雷鋐等名儒理论，对程朱理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青年时赴京应考，举中正榜，留居北京，受到刘墉的耳提面命，与翁方纲、桂复、孙星衍等鸿儒又过从甚密，长年切蹉，受益至深，对儒家学说有了较全面的学习，尤其对《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已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每一个细胞，并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

    一方面，仁义礼智、三纲五常成为伊秉绶为官处世、修身养性的根本，“恭、宽、信、敏、惠”是他伦理品德的准绳。这种人生哲学培养了他忠厚庄重、谦虚谨慎、严肃认真、朴实诚恳、正直慈惠的品格。乾隆五十四年，伊秉绶考中进士，授刑部额外主事，逐升至刑部郎中，任职十数年间，他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严肃认真、明察秋毫，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嘉庆四年出任广东惠州知府，问民疾苦，兴利除弊，百废皆兴，士民感德，显露了他以民为本的慈善品德；他还致力于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造就人才，奖掖后学，创建“丰湖书院”，聘请名师讲学，这与孔子重教安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嘉庆十年出任扬州知府，当时扬州七县连年水灾，他遍历各县访察灾情，“饥咽脱粟饭，渴饮浊流水”，与民同甘共苦，亲自核发赈济银米，劝导富商巨室捐款六万余金，设立粥厂、棚厂，救济安置灾民，深得扬州百姓的爱戴；他还主动从商富集居的豪华新城住所“休园”，迁至平民所居之旧城“黄氏园”，为其寓所取名为“湖上草堂”，保持爱民本色，形象地折射出儒家“保民而王”、“民贵君轻”的思想，体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他虽德惠政声，但从不以功自居，生活简朴，不倚门户，屏谢声色，完全符合儒家“为政以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准则；嘉庆十二年，遵制去职回籍，翌年又遭母丧，连续在家守制八年，足见其忠孝厚道。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忠厚诚恳、正直庄重，朴实和善的崇高品格。

   字如其人，这种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渗透在其书法中就表现为：结构——端庄方正、四平八稳，吸取了《衡方》、《郙阁》、《张迁》、《礼器》的方正、严整，又削弱了其险危、恣肆，达到了更加规范、平衡的境地；用笔——慢条斯理、徐缓而行，中正沉稳、笔实墨厚；线条——平衡直正、均称整齐，含蓄圆润、厚重朴实，吸取了《熹平石经》的周到、平直，《衡方》、《郙阁》的圆浑、厚重、朴拙，以及李东阳篆书的圆润、行楷的灵秀，削弱了《张迁》、颜真卿的方形笔意，对比汉碑则多泯去了“蚕头”、收敛“雁尾”，线条就更加平直均称、滋润温和；章法——严整充实、分布均匀、理法井然。这些都使他的书法深刻地显露出儒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中正以观天下”，宣扬克制、理性的“尽美矣，又尽善也”的仁和中庸之道的审美心态。仿佛一个忠厚稳重的托孤老臣，端服而坐，不动声色；又仿佛是一个和蔼的饱学之士，静静而立，极目远方，儒学气息盎然而生。

   另一方面，“克己复礼”的儒家又注重弘扬主体精神。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了“仁政”，以求得整体的和谐稳定，而发挥主体能力是为了弘扬个体精神。孟子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这种“天人合一”之气，是浩瀚大气、强盛壮气、刚正勇气，它赋予生命主体以勃勃生机，培养了伊秉绶宽宏大度、正气凛然、刚正不阿的品格。嘉庆六年，匪徒陈亚本、陈烂屐聚贼行劫抢掠，百姓鸡犬不宁，伊秉绶向提督孙全谋请兵往捕，不应，于是率民环呼，又不应，他就毅然领衙役七十余人，夜捣匪巢，擒获陈亚本，残余匪徒纷纷逃窜。嘉庆七年，惠州大旱，陈烂屐四处串通勾结不法役吏趁机抢掠，又遭博罗绞犯越狱，总督吉庆仓煌失措，提督拥兵不前，伊秉绶满怀愤懑请兵惩治，结果触怒吉庆，以“失察教匪”被罢官入狱，遣戍军台，数千士民为他鸣冤，后吉庆被嘉庆皇帝罢官自杀，伊秉绶才得以昭雪。他这种为民除害，“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坚强身躯，流淌着儒家“无敌于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方刚血气。他常说：“人生也，直即天地之性，无少回邪，行则正。”这些都显现了他刚正耿直、坦荡宽博的高贵品质。

   人品即书品，这种凛然正气、坦荡人格溶化在其书法中就体现为：结构——宽阔饱满、雄伟壮观、威武庄严，吸取了《韩仁》、《尹宙》及颜真卿《自书告身》、《李玄靖碑》的疏朗宽博、雄壮茂密，削弱了其外露、锋芒，结构变得更加充实壮美；用笔——力透纸背、内气浩荡、酣畅淋漓；点线——粗壮茂密、纵横交错、参差有致，雄浑立体、凝重挺拔，吸取了《郙阁》、《张迁》的茂密、坚实，《礼器》、《孔庙》的和畅、舒展，《衡方》、《尹宙》及颜真卿楷书的厚重、圆健、丰腴，削弱了其生硬的笔意，线条更加饱满立体，遒劲圆润；章法——穿插呼应、格满行密、浑然一体、气贯长虹。这些都使他的书法充满了儒家“德至矣哉！大矣”、“巍巍乎”、“荡荡乎”、“焕乎”的道德化的“至大至刚”的审美理想。象一座雄伟的宫殿，金碧辉煌，气宇轩昂；又象一座耸立的石塔，傲然屹立，雄视古今。儒家弘扬主体精神的气息跃然纸上。

   这样，以弘扬个性精神为主，又严格受仁礼制约的伊秉绶，其书法在吸取汉碑及颜真卿楷书的方正严整、疏朗宽博、浑厚凝重、坚峻雄奇的同时，又融合了帖学中淡雅恬静、清丽灵秀、含蓄委婉、柔和滋润的韵味；加之掺人李东阳篆书的笔意、泯去或收敛汉隶的“蚕头雁尾”，这就使他的书法美学深深地刻上了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中和”思想的印迹：“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董仲舒《循天之道》）；“气宇融和，精神洒落”、“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欧阳询《传授诀》）；“于中正处求胜古人”（梁巘《评书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以理性为主导、强调情理统一的中正和谐，使伊秉绶书法的儒学气尽情地显露出来：大气磅礴而又不失平和端庄，威严肃穆而又不失温文尔雅；藏柔于刚、藏巧于拙、藏奇于正、藏细于粗、藏圆于方，达到了儒家崇尚高度“中和”之美的境界。

   当然，由于受理法的约束，以及馆阁体和实用书法的影响，伊秉绶的隶书在规范森严、平直方正中，就难免出现点画雷同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儒家思想的局限使他顾此失彼而带来的白璧微瑕。但这并不影响他书法雄伟壮丽、古穆和雅，大智若愚又独一无二的儒雅形象。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伊秉绶就是这样凭借着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成为清代隶书成就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