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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夏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后，清廷对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最终的结局，则是可悲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和列强签订了耻辱的《辛丑和约》。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此前我曾经介绍过一本很优秀的著作，相蓝欣所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其中对义和团爆发的原因，和清廷为何要对十一国宣战，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概括来说就是：在欧洲整体局势影响下，列强改变了此前的对华政策，招致慈禧的疑虑。这个情况被清廷内部保守派利用，想要趁机废掉光绪另立新皇帝。一大堆的误会和猜忌，最终导致中外翻脸，大打出手。
在义和团和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当时南方各省的“东南互保”。这些督抚推出的“东南互保”，让南方各省基本没有受到这次大动乱的影响，让动乱的影响局限在中国北方。
今天来说说这个“东南互保”
在东南互保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有四个人，他们是：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
6月，清廷向各国发布宣战诏书，同时向全国下命令，要求各地派军队进京勤王，和洋人开战。
当时，盛宣怀控制着上海电报局。北京发出的诏书，必须通过上海电报局才能传达到全国。看到这个诏书，盛宣怀下令扣住不发，只发给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督抚大员，并紧急和他们联络，商量怎么办。
两广总督李鸿章第一个抗旨，回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张之洞更加强硬，说“臣死不奉诏”。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宣战诏书嗤之以鼻，他对洋人说：“清朝完了，那个老太婆控制不了局面。”
随后，刘坤一手下的幕僚张謇、沈曾植等人提出“东南互保”的方案。在盛宣怀的积极奔走、撮合下，最终，东南各省和各国达成了协议。协议包括两个文件，分别是《东南保护约款》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概括来说就是：洋人自己保护他们租界的安全，租界以外的地方，由各省地方政府负责保护。同时，东南各省保障洋人的传教和商业利益。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尽量避免和洋人开仗，但阻止洋人在租界以外自己动手，破坏中国主权，防止南方各省陷入像北方那样的大动乱。
有趣的是，督抚们这种公然的抗命，却得到了清廷中央大员的支持，那就是荣禄。得知东南互保条约签订以后，在北京的荣禄通过袁世凯给刘坤一、张之洞发了电报，要他们今后对北京的诏书概不理睬。这让督抚们彻底放了心。
更有趣的是，事情平息以后，清廷不但没有追究、惩罚这些抗命的督抚，反而发布上谕称赞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是“老成谋国之道”，也就是承认宣战诏书是错误的，而东南互保才是正确的。
确实，事后看，东南互保对国家整体来说，可谓立下大功。既避免了八国联军把战火烧到南方，也阻止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扩展。要知道，义和团运动虽然整体上是正义的抗争，但在过程中，对北方多地造成巨大伤害。繁华一时的北京前门商业区，被烧为平地。如果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南方，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害。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必定深受其害。
因为东南互保保障了南方各省的和平和秩序，庚子事变以后，南方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01-1911年，全国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92家，绝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总共只出现了30多家，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以说，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元气和基础，避免了彻底亡国的命运。按照当时中外的实力对比，如果全国孤注一掷，和洋人开战，结果只能是张之洞所说的那样：“断不能敌各国”“有输无赢”。甚至就此让中国跌入完全殖民地的深渊。
关于东南互保，其中引人深思的一点在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有一种巧妙的结构。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传统是高度集权的，要求全国绝对服从皇帝，皇权至上；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却又给反对皇帝错误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却神奇地并存在同一个政治文化中。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高度灵活性和现实性了。
具体到东南互保来说，随便表面上是无可否认的地方抗命中央，甚至直接驳斥中央的指示，但事后，大家很容易能找到自圆其说的解释。
首先，中国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皇帝不见得准确了解各地的情况。在外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大将等人，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是否执行皇帝的命令。只要事后证明“将”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毫无问题。
其次，对清朝来说，也有“仰体皇上”的说法，也就是要求官员从实际而不是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贯彻皇帝的命令。从清朝的实际层面来说，显然，剿灭义和团、维持和各国的友好邦交，是一贯政策。督抚们坚持这个原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抗命。至于那个诏书，事后可以解释为皇帝和太后被小人所骗，发布了并不符合本意的命令，错在那些小人，而不在皇帝和太后。所以，李鸿章用的词是“乱命”，也就是并非皇帝太后本意的命令——“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中国政治传统中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其实源远流长，深厚持久。
从表面上看，中国很早就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中皇权制度更是持续加强。按照这种皇权制度，全国上下，必须完全服从皇帝的意志。无论皇帝是对还是错，大家都必须服从。这是皇权制度能够维持的根本。
但是，这种制度显然存在一个大问题：如果皇帝错了怎么办？如果执行落实皇帝的命令，国家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就此亡国，大臣和人民，也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吗？
并非如此。中国的政治传统，提供了“纠错”的工具，虽然这种工具用起来，很艰难，甚至很危险。
“革命”是个现代新词，但中国古代早就有这个词——周朝时就有了。意思略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建立新王朝。
一方面强调绝对皇权，同时又允许人们在必要的时候“革命”，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政治制度，都必须保留这种“出口”。在正常情况下，要服从皇帝，这样才能天下太平。但如果皇帝犯了大错，或者局面已经无可挽回，那就要发动“革命”，除旧布新，建立新王朝，恢复国家的秩序和稳定。
那么，什么时候是正当的“革命”，什么时候是乱臣贼子造反呢？这个没有办法事先区分，只能按照结果来区分。成事了，就是奉天承运，建立新王朝。没成事，败了，那就是乱臣贼子、祸国殃民。
如果换个角度，其实可以说，皇帝制度建立以来，历朝历代，只有秦始皇的皇位有充分的合法性——来自继承。秦始皇以后的所有朝代，都是乱臣贼子造反，只不过，他们造反成功了。
刘邦是秦朝的一个基层官吏，应该服从秦朝的法律法规，怎么能带人造反，自己当皇帝呢？
曹操是汉朝的丞相，但大家都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最终，曹家夺取了刘家的天下，建立了魏朝。虽然说是禅让，但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强夺。而魏的大臣司马懿及其儿子们，发动政变，又从魏家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晋朝。这也是乱臣贼子啊。
再往后，隋朝的杨坚更不光彩，是外祖父夺了外孙子的皇位。这不是乱臣贼子么？唐朝的李渊是隋朝的地方官，起兵造反，夺取了皇位。宋朝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更不用说了，就是阴谋加诡计么。元朝看起来不是政变或者阴谋，但蒙古人原来是金朝的臣民，起来把金朝灭了，就是造反吧。
朱元璋是元朝的子民，努尔哈赤皇太极是明朝的藩属。他们都是通过造反夺取的皇位。如果他们失败了，就是乱臣贼子；如果成功了，就是天命转移，奉天承运。
最典型的是明成祖朱棣。明明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建文帝。朱棣却悍然起兵造反，如果败了，就是明朝多次被镇压的宗王叛乱之一。可朱棣成功了，那就成了明朝的“二祖之一”。
可见，一个能够在现实中长期运行的政治体系，必须兼具两种力量。一是保持现状保持稳定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社会就会天天动荡，民不聊生。
但是如果只有这种力量，那也不成。皇帝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大臣可以通过劝谏等手段阻止皇帝犯错误，但当所有正常手段都无效时，中国政治体系提供了一种特殊手段，那就是“天命转移”说。
这时候，如果有人起而反抗，并且成功了，他就可以利用“天命转移”说为自己的造反找到合法性，并因此洗白“乱臣贼子”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新皇帝。
也就是说，政治体系中必须内含这种“允许革命”的力量，否则，政治体就失去了最底层的纠错能力。没有纠错能力的政治体，是不可能长久存续的。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长久存续，有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灭亡。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政治体内部深藏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因此，简单地把中国政治传统指为专制独裁，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的政治传统，把集权和革命巧妙地融为一体。
对中国历史看得越多，就越佩服中国古人深厚的政治智慧。甚至可以这样说，你能想到的所有政治问题，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人都想到了，并且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们这些后人能做的，其实是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这其中，包含着我们走向未来所需的所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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