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劳动人民，说老实话，给一个安定的环境，在某一个时期内，单靠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会付出劳动让社会财富得到快速提升。
两汉之交的连绵战乱和东汉帝国的统一战争，导致人口由西汉末年的六千万，减少到东汉初年的一千多万，抛却流亡瞒报，人口减半是至少的，实际上被动增加了人均耕地。
在这个背景下，尽管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在东汉初年，帝国境内抛荒的土地仍然有很多。
这些土地，足以支撑全国人民一段时间内产出的自然增长。
刘秀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东汉初年，治天下“务用安静”，又“以柔道行之”，除王莽时期的繁密法令，除前汉长时期的严刑峻法，和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如出一辙。
不过，无为而治是一方面，政策该宏观调整还是要调整。
刘秀为恢复生产至少做了以下几个重点调整。
第一，流民问题。
赤眉、绿林之外，新室末年还有铜马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支起义军。
他们初始是为了反抗暴政，消灭王莽只是捎带，但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剥削阶级那种不劳而获的快感之后，他们很难主动退回本来的阶层。
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不像剥削阶级一样，懂得伪装，懂得自我克制，他们对他人财富的掠夺是赤裸裸的，是直接看过去就充满血腥和暴力的。
没有长远的谋划，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当刘秀建立起统治秩序后，必须解决他们。
刘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少不了血腥屠杀，但他也尽可能地使用了怀柔手段，如收编铜马，如逼迫赤眉残部全部投降。
在起义军内部，能够享受到掠夺收益的也是少数头领，大部分义军过的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只为换口饱饭吃的生活，是没有未来的。
针对这一情况，刘秀也进行了分化瓦解的安置。
首先，归顺得早的义军首领，也有封为列侯的；归顺晚的，也发钱、发地、发住宅，遣归本郡安置，保证了他们解甲归田之后生活的小康。
其次对于顽固武装，则鼓励他们彼此告发，对于一时之间无法平息境内骚乱的官员也不严加苛责，这样官员可以因地制宜，乱民中的投降派也可以从容与官府做交易。
总之，就是，提升了流民军团继续造反的成本，而提高了流民解甲归田种地的收益。
第二，流民归乡后的安置问题。
流民在外日久，家里的地必然抛荒多年，耕牛是没有的，种子也是没有的，让他们自力更生恢复生产自然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扶贫！国家给口粮，给种子，借耕牛，最起码扛到第一季收成。
同时，在统一战争压力有所减小的时候，刘秀就下令减免赋税，恢复到西汉初年的三十税一。
这些都有助于让穷苦人们回归土地、落地生根。
政策又需要人的执行，刘秀又为推进安民政策选拔了许多优秀的官吏。
这些官员，运用自己的知识，指导辖区农民开荒恳田、兴修水利、改良土地、改良农具，也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作为朝廷公卿的表率，刘秀也能够约束自己，他的后宫人数相对颇少，俸禄也低，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节俭，不注重金玉宝石之类，因而也能约束四方贡献，这些行为都节省了民力，都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节省帝国运转消耗方面，他还合并了大量郡县，裁汰了大量冗员。据相关资料，西汉哀帝时期，全国各级官员、吏员高达十三万人，而经历刘秀精简机构之后，至少减少了一半。
而我最欣赏的，是他对奴隶的解放。
王莽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刘秀仍然做了，也没有做彻底，但他循序渐进、步步蚕食，仅据《光武帝纪》记载，就有七次下令释放奴婢。
每一次释放的奴婢种类不尽相同，避免了一刀切，因而没有激起像度田事件一样的全国性的反抗。
综上，虽然刘秀的出身及东汉政权的上层成分决定了东汉政权的底色，但刘秀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促进社会公平上，仍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努力和贡献。
本质上，这些或许仍是刘秀维护皇权的手段，但从结果看，刘秀、刘庄、刘炟几代皇帝的努力，仍然极大改善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抚平了两汉之交的创伤。
光武中兴，可谓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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