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 (Alan Sokal) 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文章。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 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称上文是一篇诈文, 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 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
索卡尔事件轰动一时, 科学大论战从此以公开的形式, 在科学家、部分科学哲学家为一阵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部分哲学家为另一阵营之间展开。前者被称为“科学卫士”, 他们强调理性、真理、实在性、客观性;后者则被称为 “学术界的反科学”阵营, 他们强调置疑、批判、解构、重建、多元性、差异性和开放性。作为当今讨论科学文化的一个焦点, 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论战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问题备受关注。
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虚拟、不信任等等各种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一改以往的现代化思想，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中心性等问题的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思想的一种变化性创造，主要特征就是怀疑和讽刺现代化的一切。后现代和现代主义两种思潮相互交织，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存在的基础，罗蒂、德里达和利奥塔都属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一改启蒙思想中对于科学与理想的推崇，对科学进行了大胆的怀疑，掀起了一股反对科学的浪潮。
1994年， 著名科学史作者霍耳顿 (G. Holton) 出版了一部《科学和反科学》。该书第六章批评的就是“反科学现象”。在霍耳顿1998年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里， 他指出， “在西方的许多国家里， 兴起了一种反科学的情绪， 主要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部门的学者当中—而正好与此同时， 自然科学研究却处于它最多产和有利的时期。现在有反科学运动存在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它似乎是出乎意料的。”而对于这种“诋毁科学和理性本身的思潮”, “科学家仍然只是很偶然地作出回应”。
科学家终究并没有保持沉默， 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 一位生物学家格罗斯 (P. Gross) 和一位数学家莱维特 (N. Levitt) 合作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同科学的争吵》一书， 向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文化研究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攻击发起了反攻。他们指出， 科学文化研究的作者经常没有弄懂基本的科学概念， 就在那里玩弄一些科学术语， 再堆砌上一些新造名词来侈谈科学， 结果只能是漏洞百出， 不知所云。与此同时， 两位作者在书中亦流露出独尊自然科学而鄙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心态。这本书出版之后， 就引起了科学家同科学文化研究者之间的激烈争辩， 揭开了一场大论战的序幕。接着， 1996年又上演了一幕重头戏：“索卡尔事件”。
索卡尔 (A. Sokal) 是美国纽约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 一位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在一家在科学文化研究上有广泛影响的美国刊物《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上发表了一篇玩笑文章《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里， 索卡尔刻意模仿那些科学文人的语气， 煞有介事地使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词汇， 令人眼花缭乱地从量子力学， 广义相对论， 谈到微分拓扑， 非线性， 超弦和混沌， 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 还杜撰了所谓“形态发生场”的“最新”物理学理论， 通过这样的生拼硬凑胡说八道来论证“量子引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科学”, 是“超越界限”地发展出来的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从而得出结论说， “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索卡尔在这篇文章里还引用了前辈物理学家玻尔 (N. Bohr) 和海森伯 (W. Heisenberg) 的言论作为依据， 更加迷惑了刊物的几位总编辑， 使他们看不出来这竟会是一场恶作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索卡尔事件”的发端。
索卡尔是在受到前面提及的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一书激励下写成这篇诈文的。这样从1994年起，索卡尔就计划写一篇文章，在其中要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一篇难以理解的散文，其中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所以索卡尔认为这也是一篇满篇后现代主义套话的文章。但他意识到必须为之进行充分的准备，——方面，让它“坏”得足以满足上述标准，变成——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让它“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它的意图。像所有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一样，索卡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寻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这可以从诈文的参考文献中看出)，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篇“完美”的文章，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这样他就把这篇文章命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这篇稿子投给《社会文本》，但他的朋友告诫他：他的意图很可能被这一著名杂志的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最好投给另一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己见。事后来看，索卡尔的选择是正确的。《社会文本》创刊于1979年，是一种每期以一个专题进行讨论的双月刊，《社会文本》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的左派学者的文章，到了1990年，《社会文本》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最向往的杂志之一，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如美联社称之为“一份受人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盖勒特新闻导报》(Gannat)称之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波士顿太阳报》称之为“一个左翼批判研究的代言人”、《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要想在《社会文本》上寻求突破口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其编辑的队伍，而且还因为这一杂志根本就不缺少稿源。
对《社会文本》的编辑来说，索卡尔事件开始于1994年11月。当时，编辑部收到了索卡尔的诈文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代表编辑向索卡尔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向索卡尔表示感谢，说他给编辑部送交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与此同时，罗斯就计划组织一个专刊，以回击《高级迷信》一书所带来的对科学元勘的批判。1995年3月上旬，罗斯写信给索卡尔，告诉他，准备把他文章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同时要求他做一定的修改，特别是删除部分过长的批注和参考文献(批注和参考文献加起来，超过了正文)。索卡尔回信说：他对编辑部能够把他的文章放入“这种论战的语境”中而感到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时拒绝作任何删改，因为“批注是推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据对我的文章来说，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够被省略或删除”。
接着，索卡尔在给《社会文本》编辑的电子邮件中进一步解释道：“我的文章是同时为两种人而写的：一是《社会文本》的大众读者，二是科学家，让科学家对文章所述有所认识，而不管这些科学家是否喜欢客观存在。”他同样表达了：如果注解被删除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我的文章敞开了被有某种倾向的科学家进行无情的攻击的大门”。尽管编辑事后才声称索卡尔的文章看起来有点“做作”，但《社会文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就在《社会文本》准备发表它的同时，索卡尔就着手准备对自己的诈文进行曝光的工作。
于是索卡尔立刻又写了一篇《曝光-一名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 发表在同年晚些时的法语刊物《大众语言》 (Lingua Franca) 上。他说自己写了那篇文章来嘲笑科学文化研究者们， 是因为：“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 对那些最顽固对象的批评就是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我为了证明量子引力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我引用了现在还有争议的海森伯和玻尔的论点。”
事件曝光后， 包括索卡尔在内的很多评论者认为：诈文之所以被发表， 主要原因在于其主题迎合了编辑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 而事实依据和逻辑推理的可靠性则沦为次要的考虑因素。不难想象， 对于一篇堆砌大量科学术语的论文， 一家知名人文学刊在没有咨询相关专家的情况下将其发表， 其中的意味恐怕不是“懒惰”、“疏漏”等托辞就能解释过去的。在这里， 我们不去妄加揣测诈文发表背后的一整套决策过程， 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一篇恶作剧式的论文尽管漏洞百出， 却能够被一家享有盛誉的学术期刊所接受， 这种现象深刻反讽了当时美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尤其是学术权力运作的现实问题。
这篇诈文一出现， 就像在学术界的一池春水里投下的重磅炸弹，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的激烈辩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沉重地打击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英美大学中的传播。
这场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是20世纪末期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科学卫士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用各种媒体、出版社发表自己的文章，出版宣扬观点的著作，甚至国内出版关于这起事件的书中都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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