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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石牌坊附近的三块碑

        明十三陵石牌坊附近的三块碑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天寿山南麓(图01),是埋葬明朝十三位皇帝的万年吉地。

 通往陵区要走一条七公里长的神路。

神路由南向北依次是:石牌坊,三孔桥,大宫门,碑亭(内立“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石像生,龙凤门(棂星门),南五孔桥,七孔桥,北五孔桥。

这条神路原本是通往长陵的神路。史料中仍保留“长陵”的属性,如长陵石牌坊,长陵碑亭。

明十三陵的石牌坊(后简称“石牌坊”)位于皇陵的最南端、昌平涧头村不远的“石牌坊村”旁,是进入十三陵的第一道大门。

石牌坊为汉白玉仿木结构,修建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门六柱十一楼,高十四米,阔近三十米,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仿木彩绘石牌坊。(图02)

 在石牌坊附近曾有三块碑(图03、图04)。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老照片中偶尔能它们的身影。

  

  

 一块位于石牌坊的东侧,基本与坊柱并列,离最近东石柱有三米左右。石碑位于石碑基上,由碑座和碑额碑身合体碑组成(后称“立碑”)。

两块碑镶嵌在石牌坊下高岗东侧砖砌护坡墙的上端,两块碑都是长方形,后称“南碑”和“北碑”。

这三块碑以前在老北京网历史论坛中曾有人问及,却无人应答,原因很简单:未见史料记载。这也就成了爱好老北京历史文化爱好者心中的一个谜。

本文就这三块碑作一点探索,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今天这三块碑在原地仍有遗存:“立碑”存有“碑基石”(图05);“南碑”和“北碑”仍镶嵌在护坡墙上(图06)。由于“南碑”和“北碑”所镶嵌的墙体有一个弧度,拍摄的角度不同,两块碑容易给人一块长,一块短的感觉。其实两块碑的尺寸差别不大。两碑的高度差不多,北碑稍短一些。今天所见两碑下沿紧贴沟底,而以前的沟底比较深,距碑下沿三米以上。(图07)

  

  

  

  先说说“立碑”。

在《美以美中国相册》有几张石牌坊的老照片,原注拍摄时间为“1910年-1920年”(图08)

  

  

 在图08-3 中可以辨认出碑额上的是“篆额”。篆额由左、右两竖排,每排五个字组成。照片提供清晰度只能如此,无法准确辨认,欲解立碑目的,碑文含义,还需另辟蹊径。

从图08照片提供的有限线索,根据竖碑的尺寸,规格和装饰花纹,以及所离位置。可以作以下推测:

1. 立碑不是大清皇帝敕建。即使是“清宣统”也不会制作如此寒酸的石碑。

2. 立碑内容和整个“十三陵大陵园区”无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根据当时的陵区建筑状况,立碑放在大宫门,或石像生前也比放在石牌坊更合适。

3. 立碑内容也不像是类似“禁止游客攀爬刻画石像”的告示碑。

从目前我所见到的有立碑的老照片,其拍摄时间都在1911年之后, 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比如:美国传教士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David·Gamble,1890年-1968年)(图09-1),德国摄影师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 1908年-1991年)(图09-2),俄国的斯尔格·沃特加索夫(Serge Vargassoff 1906年-1965年) (图09-3)。还有一些未署名摄影者的明信片中也能看到这座立碑,尽管“原注”可能标得过早或过晚,其实拍摄时间,基本在1920年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图10-1、图10-2)。

  

  

  

  

 最早在石牌坊东边有立碑的照片是法国银行家阿尔贝·肯恩(Albert Kahn,1860-1940)的《地球档案》(Les Archives dela Planète)计划具体实施者之一的摄影师斯提芬·帕瑟(Stéphane Passet, 1875-1941)拍摄于1912年五、六月份的石牌坊。(图11)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1912的之前的老照片中未见石牌坊东有“立碑”。我所见拍摄时间最晚的是《美以美相册》中标有1909年的照片(图12)。由此说明“立碑”建立的时间为1909年-1912年之间。

 我所见到最早的石牌坊老照片是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年–1898年)1870年-1890年期间在北京工作期间拍摄的,其中有其签署名字和时期的为1876年(图13)。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有一批与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有关的照片,但“石牌坊”的照片不多。,除专业摄影者之外,他们为制作明信片或书籍插图外的需要。 一般旅游人很少去那里。

 究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环境”实在难以忍受,使得一般人不得不绕道而行。

什么糟糕的环境?粪场。

在1911年之前的十三陵石牌坊老照片中,坊前西南的台基下有一处类似“水池”地方,时而显示“水面”,时而显现“堆积物”。无论在托马斯·查尔德(图14-1。这张照片中的“沤粪池”不明显,由于机位过低,池南沿土围挡住池面,参看图13),谢满禄(Robert de Semallé 1839年-1946年。1880年-1884年任法国驻大清外交官)(图14-2。拍摄于1882年左右),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 1855年-1943年 日本摄影师 )(图14-3-1。这张照片拍摄于1906年出版物之前,在多处,如明信片、书籍插图可见,包括1911年以后出版印刷的图片。图14-3-2为1906年出版《北京名胜》中图页)拍摄的照片中都可以见到。

  

  

  

  这里曾经是一处“粪场”(图15-1),把从城镇的“干道”(干粪便)或“水道”(湿粪便)住户掏来的干、湿粪进行沤晒,筛选成“农家肥”。(图15-2掏粪工- 粪猴儿。图15-3 上门掏粪的粪车)

  

  

  

 石牌坊粪场的历史估计不会太久远,大清王朝对明十三陵基本是采取保护政策,石牌坊已属“陵区”,在有“护陵户”管辖的情况下,不会允许用污秽之物亵渎汉皇陵。推想1860年后,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颓衰,管理松懈。一些离皇城边远的“皇家禁区”,何况是“汉王朝的祖坟”,与满清无干,被占用完全有可能。

1912年2月15日,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将退任、将“大总统”一职交与袁世凯之时,出席南京庆祝民国统一共和成立大会之后,率临时政府二百余人谒钟山明孝陵行祭告礼,以清帝退位昭告推翻蒙古统治、光复大汉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表明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决心。正如他在4月1日的解职辞中所言:“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表明中华民国为“中华”而不是“满清”。(图16)

  

  作为觊觎“中国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怎么也要表示一下与“满清”不同,关注并代管“明十三陵”,提出一些禁令告示,比如严禁“私占公地”,取消“粪场”自然在列了。

1911年石牌坊旁出现“立碑”后的老照片中,石牌坊前的“沤粪池”的确不再出现,石坊的台基四周进行加固整修, 修补了石坊“中间”进出的“礓碴坡道”。

由此,我推断石牌坊东侧的“立碑”是1911年后中国民国新政府颁布的保护明十三陵的明细告示,石牌坊粪场的消失多少和这块立碑有关。

这块“立碑”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目前我见到有立碑的石牌坊并注有准确日期最晚的老照片是1931年(图17)

  立碑消失后最早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39年10月(图18。《华北交通写真档案》)。

  

  也就是说“立碑”消失的时间在1931年至1939年期间

粗概推想立碑消失的时间应该是1932年 建立“满洲国”之后,尽管当时北京城内保皇势力依然存在,已无气候,一般旗人比较低调,在汉人居多的环境下,不会作过激行动。不过,毕竟立碑不大,体积单薄,如有意推倒砸毁并非难事。我估计立碑消失的时间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可能性更大些。(期待知情者补充信息)

下面再聊聊石牌坊东侧护坡墙上的两块石碑(图19)。

  由于这两块碑依然镶嵌在护坡墙上,即使在无史料可寻的情况下,只要能近距离查看,就可能寻找到一些倪端。

两块碑的尺寸大约是80cm X 45 cm ,北碑稍窄一点,制作比较精细,南碑稍显粗糙。

尽管镶嵌碑的砖墙为今人重新修砌, 细比较老照片中的双碑,可以肯定今天的双碑位置基本没变,即:南碑为端方碑,北碑为续昌碑。从图19照片中投入到石碑上的树影,以确定“南碑”(图20树影少)和“北碑”(图21树影多)。

  

  

  

北碑碑文如下:

钦加二品衔

赏戴花翎前霸昌道

调任山海道续

昌捐修

州同 郑延祚 书丹

承修 宿慎五

     范书绅

监工 续  乘

匠人 杨  彬

光绪六年二月

南碑碑文如下: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端方 重修

昌平州知州 杨同高 监修

绅董 赵连登 监工

崔均 镌字

宣统元年九月 谷旦

“南碑”落款日期为“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北碑”为“光绪六年二月”(1880年)。两碑竖立的时间相隔29年。

“北碑”为曾任“霸昌道”现“调任山海道续昌”捐款修缮的善举而勒石铭记。

“南碑”为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端方”“重修”纪念。

假设这两块碑一直在此,说明“为同一工程而立碑”。续昌重建已毁坏的“建筑”,端方重修了续昌重建后、又部分损毁的建筑。

两位都曾任“霸昌道”的道台(正四品)。前后相隔十五、六年。

霸昌道为清康熙七年北直隶属域内霸易道和昌平道合併而成,管辖顺天府属大兴、宛平、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涿州、房山、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昌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十九州县。其驻地为昌平州。

据史料记载,续昌有其人,资料不多。续昌为清末大臣,字燕甫,满族人,隶蒙古正白旗,本不姓续,而姓巴林氏,后以名字续昌第一字"续"而习惯姓续。光绪五年(1879年)任奉锦山海关道(今辽宁营口境内)道员。在任期间整顿军队,将镇海营旗兵改编为海防练军营;创立资善堂,赈济饥民;设立义塾,教育贫民子弟。离任时,地方商民立思碑。后升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员外郎,两淮转运使等职。是晚清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道台”一级在大清朝的官阶中为“四品”,由于清末国库空虚,为充库银,施行“捐官制”,也就是“用钱买官”。官阶的大小取决出资的多少,如“四品道台级”,捐官可以得到这个“虚名头衔”,一些“不学无术”之辈很容易混到“品位”,

为有别于“科举出身”的品级官, 朝廷在任命新职时加高一、二级品位的头衔,称之为“钦加”表示“皇帝亲自加升”。

赏戴花翎”中的“赏戴”也是一种高级别的荣誉,它不同于“可戴可不戴”的“赏赐”级别,表示任何场合都可以“戴官帽”,是官职身份的体现。

关于续昌何时任霸昌道道台,肯定在光绪五年(1879年)赴任山海关道之前。 目前存有《清续方伯德政碑》(图22),记述了续昌在营口任道台时的“德政”。文中只提到“发际燕都”(注: 不是“发迹”,原文是“际”。)或许和“霸昌道”有点关系。

 续昌在石牌坊到底重修了什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张标注为“1800s”时期手绘《明十三陵图》(图23)中,石牌坊的东侧的“深涧”西壁有一堵护坡墙,注有“霸昌道重修”的字样,字旁有一段解释:霸昌道续因查陵寝见牌方东被水冲坏助银捐修。很显然北碑记录的就是修复被洪水冲垮的水沟西壁,如不保护直接威胁到石牌坊的根基。

  从以上的老照片中不难发现石牌坊建在一个坡地上,北高南低,东西两侧为流水沟壑,因“风水”作用在石牌坊后面(北边)的神路上依次修建了“三、五、七孔桥”在乾隆年和光绪年绘制的明十三陵图中都可以看到石牌坊北边“三孔桥”的存在(图24)。在目前所见的最早照片中还能看到残缺的桥身(参看图08-3、图11)。

  

  由此可以确定在石牌坊的三块碑中所提到内容都和三孔桥无关,今天在石牌坊台基西侧所见的大块条石很可能是近年修复整地时,把三孔石桥的残石移铺到了这里。(图25)

  从《清续方伯德政碑》可以知道续昌是一位清廉的朝官。重修“护堤墙”是续昌“助银捐修”,也就是说续昌出了银两。

一般说来只有在任上有廉洁的口碑,才可能提升到更重要的肥差岗位,“山海关道”是重要的“税卡”。

这让我想起在清末昌平发生的一起“大清太监苏德掘银案”。清光绪四年在霸昌道下属的沙河镇上地村有一位清道光年间原乾清门总管太监苏德,退休后回到北京沙河镇定居,在翻盖房子挖地基时,挖出了一大批金银珠宝。由于数目太大,被邻居发现,一传十,十传百,事情越闹越大,最后传到了皇宫里面。苏德见势不妙,知此事瞒不住,干脆来个顺水推舟,亲自跑到了紫禁城,面见慈禧老佛爷如实禀报了此事。慈禧知道后,马上派京城九门提督荣禄和顺天府尹彭祖贤带人前去调查此事。后经核实,确实和苏德所说一样,大约一万五千两的银子,即刻被收缴回来,送进大清国库储存。根据荣禄等查明奉懿旨:将此项银一万四千两交顺天府,以为资遣灾民之需,余银二千六百余两,著赏给苏德。苏德也因禀报实情,不贪不敛,除去慈禧太后赏银,另外又赐其金花红绸,以资鼓励。 一万四千两白银由顺天府支配,事件发生地又在霸昌道管辖的昌平治下。续昌时任道台,于公于私分得一羹顺理成章,权作善举修墙护坡名利双收。(也许是看了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引出的推想。)

光绪六年(1880年)修的护坡墙,宣统元年1909年又修,  

相隔只有二十八、九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京郊森林绿地砍毁严重,植被破坏,山洪频发,水土流失,对建筑设施造成极大的破坏

从石牌坊老照片中也能看到这种状况,洪水冲刷出的深沟沙岗处处可见。图26为一位1885年-1888年曾在京工作的传教士所藏照片。照片中的护坡墙体为乱石砌成的“虎皮墙”,墙头有条石压墙,镶嵌的石碑四周有砖石作的框。图中左护墙体中有冲毁豁口被修补的痕迹。从其它的老照片中也可以发现护坡墙的内侧也容易因雨水冲刷使墙体与砂石岗之间出现裂隙,威胁墙体的稳定性。

  图26中的“石碑”应该是“续昌助银捐修碑”(北碑)。

“南碑”勒石为恩记端方的重修护坡墙的善举。(图27)

  从碑的整体情况看,制作比较粗糙,边缘不平整,碑文字距排列不够严谨,碑表面有不明显的凹痕和隐约的“字迹笔画”是打磨部分碑文后的结果。疑“南碑”问世的时间为端方任直隶总督不到半年被隔职之后。

这通碑的第一句有点意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端方 重修。

端方的头衔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从当时的官衔级别看,直隶总督高于北洋大臣,人们习惯把“高级头衔”放前。

一般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官职担任时间最长的是李鸿章和袁世凯。而宣统元年六月正是直隶总督杨士骧病逝,清廷急调时任两江总督端方补任的日期。端方把“北洋大臣”的头衔放在前,或许是想对外宣誓个人“习洋务,重商厂”的吏治思想。遗憾的是端方还没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位子上坐热,不到半年,因宣统元年十月初四(1909年11月16日)慈禧葬礼上的拍照 一事,11月23日,清廷军机处阁议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对端方予以革职处分。

端方对石牌坊“重修”了什么?碑文中无表述。由于“南碑”与“立碑”的时间相隔很近,在无资料的佐证下,很难作出推断:从最早的“立碑”照片看石牌坊四周都进行了规整的治理:取消了粪场,填平的路面,加固石坊台基, 石坊东侧的沟(西)沿,换掉原护坡的“虎皮墙”,改成一水儿的“城砖墙”,墙头增加高出地面的“砖砌护栏”(图28)。

  

  我更倾向图11中环境整治开始于端方的1909年“重修”,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这个环境得到加强和延续。

最后再回到石牌坊东侧“立碑”额题。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推测篆额的十个字为(图29):

 

长陵石牌坊(右排)(右排五个字比较认可)

X X X 碑记(左排)(左排最后两字为“疑似”。 “X X X”有猜想,似“石像路”。

期待知情者纠误。

本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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