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西北角的一座城台
有关圆明园遗址的讨论和争议，自1860年以来从未停止过，所有的暂时结果和结论都是基于新发现的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的补充。昨天的结论，今天有可能被推翻；昨天被否定的，今天有可能被人认可。所有的结论是以基于可信的论据为依据。如果构成结论的依据出现“无法释疑”，那么这个结论就可能存在瑕疵，甚至是错的。
在解析谢满禄的相册时，我想到前两年对其中一张照片的理解。（图01）
图01 目前对谢满禄“圆形城台”认作“魁星楼”的依据
图中把Robert de Semallé (1839-1946) 中的 Semallé 译作“赛玛耶”，因为这位以二秘身份来法国驻大清公使馆工作时（1880年-1884年），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谢满禄”，这是他与中国人交往使用的专用名，而且已写入两国政府交往文书中，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名字，还是延续惯例为好。比如谢满禄的爷爷Jean-René-Pierre de Semallé, (1772-1863) 在翻译该姓时，不能译作“谢满禄”，而应该按照国内统一的译名范本，或按照法语的发音标出相近的汉字。所以在我的博文中都用“谢满禄”。
图01中的图文表达了以下信息：
谢满禄的“城台”（我从照片体现的建筑特征，借用此名）照片，是“魁星楼”。
依据：1933年《遗址实测图》在一处“显示八方形”的位置“标名魁星楼”。
而这处“标名魁星楼”的地方位于“月地云居西北角、刘猛将军庙东南临河有座圆形建筑”。这座圆形的建筑的位置在1933年被绘制成“八方形”，因八方形建筑被标作“魁星楼”，因此“圆形建筑”就是“魁星楼”。文中特别提到“刘猛将军庙”为“向南小院”内的“庙宇三间”。
这样的因果推论没有逻辑关系，不能运用“三段论”（因为A=B，B=C,所以A=C）是缺乏说服力的。
“1933年《遗址实测图》”可能是指“民国二十二年”绘制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图02），该图在“刘猛将军庙”的东边画了一处“八边形”的标志（后称“八方建筑”），无文字标注。而在另一张《手绘圆明三园图》（图中无绘图年代）（图03）中相同的位置标注“魁星楼”（却没有绘出“八方建筑”），而其西南方的“长方建筑”无标注（可能是“刘猛将军庙”）。也许我例举的不是作者提到的“绘图”，因原文未见附图，无法核对。但足以用来证实在1933年的绘图中标有“八方建筑”。
图02-1 《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民国二十二年 绘）（1933年）
图02-2 图02-1的局部：刘猛将军庙
图03-1 《手绘圆明三园图》
图03-2 《手绘圆明三园图》局部：魁星楼
“八方建筑”是不是“魁星楼”？
“圆形建筑”是不是“八方建筑”？
“圆形建筑”是不是“魁星楼”
在这个论据链中即使证明了“圆形建筑”是“八方建筑”，认定“圆形建筑就是魁星楼”的结论也不能成立，因为还要证明“八方建筑”肯定是“魁星楼”。
1933年进行实测时已离大清灭亡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圆明园经历了几乎是“篦梳式扫荡性盗窃”，只要是能搬动的，可用于“建筑”的任何材料都肆意地被“利用”，加之园内已有人住入，私搭乱建已成规模，实地考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实测图的绘制必须以考察的具体结果为依据。图02中绘制出“八方建筑”可能是考察结果，但是否是“魁星楼”没有文字标注，恰恰说明制图者的谨慎。图中特别画出“八方建筑”和“长方建筑”的位置，也许留出供人思考的空间。
下面我从谢满禄的“城台”照片（图04）入手，试着去了解该“城台”包含的信息。
在谢满禄的相册中有两张同底版的照片。
图04-1标注：页眉“Yuan Ming Yuan”(圆明园)；照片下方“Tour Angle Nord Ouest”（西北角。城台）。（注：“tour”一般译为“高塔”、“高楼”。这里根据图中实物选此译名）；相页右上角“Tour Angle N. O.” （西北角城台），（N. O. 是 Nord Ouest的缩写）”。
图04-2注释只有页眉上的“Yien Ming Yuan ”（圆明园）。
图04-1 谢满禄“圆形城台”照片一
图04-2 谢满禄“圆形城台”照片二
图04-3 谢满禄“圆形城台”照片景物分析
图04-4 谢满禄“圆形城台”照片近景
根据原标注“西北角”的提示，在圆明园“西北角”的范围内（图05-1 红方框内），很容易联想到以下景区，如：“紫碧山庄”，“鸿慈永祜”，“月地云居”，“汇芳书院”，“日天琳宇”，“多稼如云”，“濂溪乐处”等，（图05-2），我们再参看清乾隆《圆明园四十景》（【清】唐岱、沈源 绘），在这些图中只有“月地云居”中（图06-1）有和图04 照片中类似的建筑（图06-2、图06-3）。
图05-1 《手绘圆明园景区分布图》
图05-2 《手绘圆明园景区分布图》局部：西北角
图06-1 《圓明園四十景》 【清】唐岱、沈源合畫: 月地云居
图06-2 《圓明園四十景》 “月地云居”局部
图06-3 《圓明園四十景》 “月地云居”中的圆形城台。
我还在同时期的其它临摹本中 “月地云居”图页中找到类似的“建筑”（图07、图08、图09）
图07-1 《中国皇帝的宫殿与庙宇》【清】孙祜、沈源。“月地云居”图
图07-2 《中国皇帝的宫殿与庙宇》【清】孙祜、沈源。“月地云居”图局部：圆形城台
图08-1《中国皇帝御苑》“月地云居”
图08-2《中国皇帝御苑》“月地云居”局部：“圆形城台”
图09-1 《中国皇帝行宫》“月地云居”
图09-2 《中国皇帝行宫》“月地云居”局部：“圆形城台”
图中的“圆形建筑”和“长方建筑”基本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图06-1中绘出“三间”“长方建筑”可能标志着这是“刘猛将军庙”。
绘图中可以确定“城台”有门，门内有台阶登到台顶。从城台顶的雉堞的结构和数量，可估计城台顶直径在四十米左右，城台内除登顶台阶，不会有其它结构，满是填充物的墙体，在地基不是很结实的情况下，临水边的地基容易塌陷，而导致墙体出现两道裂痕（参看图04-3）。在城台上方对应的位置，应该是南、北各建有“小屋”，券门上方为南屋，可能是登城出口处的“防雨屋”，北屋可能是“神龛”和“祭台”。
城台顶立独旗杆挂幡旗。这在圆明园的早期原始绘图中极为少见。根据民俗习惯“独旗杆”多用于“祭奠某一忠烈神武”祠堂，而少立于“佛庙道观，家祠族堂”。所以这处“城台”很可能是“刘猛将军庙”的组成部分--用于“祭拜”的场所。如同天坛的“圜丘坛”和“皇穹宇”的功能：一座是供奉场所，一座是存放祭祀用品处所：遇到特殊的年份皇帝有可能专门去祭拜这位“刘猛将军”。
“刘猛”是“八腊”八位自然神灵中的第八位神 -“虫王”，驱除粮食作物中的害虫是主要功能。自古民间就有“正月十三祭拜”的习俗。
从乾隆时期到1860年，包括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未见圆明园“月地云居”西侧有“规模化建设”，也未见有“有两层八角攥尖阁楼”的记载。
清亡前，包括《钦定日下旧闻考》都没有 “刘猛将军庙”附近有“魁星楼”的史料。
按照中国的崇拜习俗，“魁星楼”一般建在“书院”，“府学”，“孔庙”，“贡院”附近地势比较高的的地方（如城墙上，高岗顶）。而这处城台地处圆明园西北角，位置比较偏僻，而其东和北都有大型的梵寺和皇帝家庙。离“碧桐书院”，“汇芳书院”都过远。而“城台”的地势较低，远在其北边的“紫碧山房”之下，从地理位置看也不会是选建“魁星楼”的佳地。如果这处“城台”是用来建“魁星楼”的台基，在乾隆时期的绘图中城台顶上就不会是“两座小屋”，而是两层以上的“楼阁”，那面独杆幡旗也不会挂在那里了。
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在“刘猛将军庙”附近有“魁星楼”？
目前圆明园内“魁星楼”一词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冬天，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有十三处建筑，计“庄严法界”、“双鹤斋”、“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村”、“文昌阁”、“魁星楼”。
至于“魁星楼”在什么位置并没有指明。
目前我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推断是1933年的《实测地图》（参看图02）。
图01 介绍“圆形城台”是“魁星楼”也依据1933年的《实测地图》。
仅仅依据1933年《实测地图》中的“八方建筑”标志，确定为“魁星楼”在“月地云居”的西边、紧靠“刘猛将军庙”，谢满禄照片中的“圆形城台”为“魁星楼”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实把“魁星楼”定在“刘猛将军庙”旁早已有人为之。
这让我回想起在《风景园林》（2010年第5期） 作者 白日新 口述 的文章 《难以磨灭的圆明园情结》一文。我从中摘录一段如下：
……
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几年前在美国一家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中发现了一张圆明园焚毁当天上午拍摄的照片，极为珍贵难得，照片中为一座二层楼阁，造型精美，令人瞩目难忘，一时却无法确定为哪一栋建筑，更无法确知它坐落于何处。
我经过考察与搜索资料，最终发现在1933年北平市工务局实测圆明园遗址图中，安佑宫西南侧有一座梭形八角地基，为魁星楼遗址，我与白实一起反复推敲，认为照片中的二层楼阁极有可能便是魁星楼。然而问题是照片中楼阁为六角形，似乎与八角形地基不符。后经白实做出几种三维图像与地基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只有梭形六角开面的楼阁与地基完全相符。其八角形地基正是为了解决南北交角问题而设。台明呈凹面八角形，角柱下台明呈光芒形锐角，楼身平面六角，楼阁一、二层立面也呈内凹折曲线，檐下不设斗拱而用垂花柱帘栊板挑托，三重檐加平座栏杆，整个设计突显了“星与光芒”的理念，极为精巧华丽。（图10）
图10-1《难忘的圆明园情怀》原文剪裁下载
图10-2《难忘的圆明园情怀》局部
读完上段文字就会发现作者把颐和园万寿山上“景福阁”原址上清漪园时期的“昙花阁”（图11）误认了。作者根据误认的照片去解读确认“1933年北平市工务局实测圆明园遗址图中，安佑宫西南侧有一座梭形八角地基，为魁星楼遗址”犯了考证学上的大忌。即使作者发现其中的结构不同，也找了一些理由，也不可能自圆其说。
图11 “清漪园昙花阁”（图11 Felice Beato比托-1860年10月18日）
至于把“刘猛将军庙”旁的“魁星楼”画成“两层攥尖楼阁”（图12），早有前人已为之。
图12-1 《难忘的圆明园情怀》插图。安佑宫绘图草稿
图12-2 《难忘的圆明园情怀》插图。安佑宫绘图草稿中“八棱建筑”
图12-3 《三园图》
多年前我就见过1964年金勋绘制的《圆明园三园总图》（图13），图中就有两层楼阁式的“魁星楼”，而且是建在“高台”上。
图13 1964年金勋绘制的《圆明园三园总图》（局部）
有人把金勋的《圆明园三园总图》的绘制时间定在1924年。后读到金勋后人的文章，才知道这张《总图》的来龙去脉，我真的希望该图绘制于“1924年”：否则发现并绘制出“魁星阁”的第一人就是金勋，而不是1933年绘制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
从以上文字分析确定“月定云居”西侧的“刘猛将军庙”附近有“魁星楼”依据都是指向1933年的那张地图。那么1933年绘制的地图又是依据什么？如果有考察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否能证实那里就是“魁星楼”。如果仅仅凭借一个“八角形”的地基遗迹（或地图上的“八角棱形”），与“魁星楼”划上等号还为时过早。
既然“八角形”的地基尚不能确定是否是“魁星楼”，怎么能把和“八角形地基”无直接关联的“团城形的城台”认作是“魁星楼”呢？
显然，这种推断缺少起码的逻辑链。
最后回到本文开始的文字：
“八方建筑”尚不能确定是“魁星楼”。
“八方建筑”不能确定是“圆形城台”。
“圆形城台”不能确定为“魁星楼”
如果把“圆形城台”确定为“魁星楼”，需要有力的证据。
因此，认为谢满禄的“圆形城台”（图14）是“魁星楼”还缺乏说服力。
图014 再见圆明园“圆形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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