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选士制度的产生

1。关于远古时代选士的传说

"选贤与能"是西周以前就已出现的用人观念。《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谓"选贤与能"，就是酋长公选。传说远古时代，尧的哥哥挚曾是部落联盟首领，由于他为人"不善"而被罢免，由尧接替了挚的职位。尧晚年询问"四岳"（即四个部落酋长），有谁可以继承自己的职位，"四岳"表示他们的德行还不够，推荐舜，尧表示要对舜先考查一番。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这表明当时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在选择继承人时，必须征求联盟议事会的意见，而不能自己单独决定。被推举为最高首领继承人的人，也不能马上获得首领的职位，还必须经过多年的考核、试用。所以尧以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内"，又派九位男子与舜相处共事"以观其外"，再以"五典"、"百官"来考核舜。所谓"五典"，又称"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试以"五典"，即试其对五典的认识，看其能否以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大众。所谓"百官"，泛指众多的官职。试百官，即考试为官之道。经长期考核、试用，舜"皆治"，即对"五典"、"百官"之事皆精通。后来舜在征求自己的继承人时，"四岳"提出禹。禹做舜的继承人时，由于曾经治理水患，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舜死后他便成为正式首领。《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这里的尧"摄政"、禹"为嗣"，就是尧、舜对其继承人的考核、试用的时期。这说明在远古时代，被推举者由继承人到成为正式的首领，要经过长期的考核与试用，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并经过选举后，才能得到正式的确认。继承人能否治理好部落联盟的事务，能否取得广大公社成员的信任和拥护，这是关系到部落联盟能否巩固与兴旺发达的大事。经考核，尧的哥哥挚"不善"，被罢免了；而尧、舜、禹对"五典百官"之事"皆治"，先后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这就是远古时代有关选士的传说。由此可见中国，"选贤与能"的历史源远流长。

2。西周选士制度的产生

据《尚书·立政》记载：商汤以夏"三宅"法为基础，"克用三宅三俊"，"三宅"是指从政务、理民、执法三个方面考核官吏，即所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所谓"宅"，即度量之意，验诸行事，对治事的官吏加以考查，要看其是否善理政务。牧民之官，看其能否使民安乐；执法之官，看其施法是否公正。"俊"，进用、选拔的意思。"三俊"是指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选拔人材。"三宅三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的标准。

周灭了商，提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思想，《尚书·召诰》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思是说，做国王的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西周初年所提倡的"德"，具体内容仍是"从天命，劝人事"。这样他们就说明了，商王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从天命。西周先祖因为能修明其德配天命，所以上天就改变了他的大儿子，授命于周。

《说苑·君道》："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誊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国君如何得贤，得贤之后是否万事皆毕呢？太公姜尚在回答周武王提问时，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提出了自己中肯的见解。他认为，已得贤才而失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君乐于听信美誉谗言，而不喜欢良臣的忠告，其结果必然混淆视听，使奸臣群党，黑白不辨，政治上的危机自然会随之而来。由此可见，对于治政举贤，有两点不可不察。首先，用人政策必须有连贯性，因为尊重人才是建立在用其所长的基础之上的，若举而不用，就如同不举。第二，要有正确的用人态度，真知灼见虽然有时逆耳，但却是良药。因此国君要冷静思考，明辨曲直，虚己以听，对待一切言行应有客观的态度，在实际中考察人才。周武王对姜尚的举贤用人观极为欣赏。

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也提出了举贤用人的主张。他说："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认为历史上的先王是因为"勤用明德"，才得到贤臣的辅佐和诸侯方国的朝贡臣服。周公旦还提出："天不可信"、"唯人"的观点，并告诫召公奭（shì，音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忠告君王要敬修文德，选拔重用人才，使之作为传统留给后人。正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四中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善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周公是中国古代选贤与能思想的奠基人，他轻天命，重人事，提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即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行为。他所提的"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意谓宽宏而庄肃，温和而有主见，谦逊而有原则，善排乱而谨敬，和顺而能果断，正直而能温存，放得开而收得住，刚正而不鲁莽，强劲而又合道义。认为这些是统治者必须恭行的。《逸周书·常训》提出的"九德"是："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总之，周公的德行与道艺相互兼顾的识才之方，成为中国古代选士思想理论的渊源。周公旦在前代"三宅三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的主张，即后世所称"三宅考吏法"，以此考选官吏，"立民长伯"。也就是说，要进一步考核、了解官员们的心地，以便使选拔出来的人是真正有德的贤人。因为只有有德的贤人，才能"率惟谋从容德"。所谓"容德"即宽容的政治。而这种宽容的政治，则是周公旦所提出的施政原则。这项原则便是"敬德保民"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西周在建立官吏选拔制度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尝试。采用这种人才选拔办法，比较侧重思想品德的考核，提高了人才选拔的标准，适应了西周政治的需要，构成了西周选士制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