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宋荣子(即宋■)"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由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入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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