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19 16:39
中国诗歌精神的源头就是“诗言志”。“诗言志”主张倡导一种价值、一种精神,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文天祥等都是代表人物。他们高扬“诗言志”的传统,建构起中国诗歌的精神脉络。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何谓 “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含义,总之,属于精神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如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比如,情是个人发动,爱就有指向,需要对象,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就是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就是倡导价值、弘扬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诗言志。精神的源头是情感,但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提升,就可能转换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
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确立者是屈原。他追求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完美,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宁愿舍生取义,其诗歌所传递的精神,显现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屈原的《离骚》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和他坚持理想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
陶渊明和陈子昂是中国诗歌精神的开拓者。陶渊明不求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乐道,其《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可谓一份坚守心中之道的宣言书,一篇大隐于市的心灵告白。陶渊明平淡冲和的后面,是其“守道”的风骨气象,因此历来被推举为士大夫精神的榜样。陈子昂则在逶迤颓靡风气盛行之时,意识到他心中看重的精神价值必须通过诗歌发声,因此提出确立诗歌正道,发出震古烁今的呐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呼唤恢复强调精神性追求的诗歌主潮,即汉魏风骨和兴寄传统。陈子昂顺应时代要求,振臂一呼,应者如云,被誉为“盛唐之音”。
中国诗歌精神两个并肩而立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他们出现在盛唐期间,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文化的青春上升期。李白自立自傲自强的人格随时见诸诗作:“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冲决罗网的自由精神,如大鹏展翅翱翔九天。他从前人广泛吸取精神力量,可以说是自由意志、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集合体,所以龚自珍这么评价李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杜甫则是儒家的美学代言人,杜甫年轻时具有强大的个人主体性,“诗是吾家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深刻体会了百姓疾苦,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诗圣”。杜甫最著名的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到自己陋室的茅草被秋风吹走,又逢风云变化,大雨淋漓,床头屋漏,长夜沾湿,一夜凄风苦雨无法入眠。但诗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处于流离失所的命运。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仁爱”思想,正是儒家精神的传承弘扬,其诗歌可谓儒家精神的最佳阐释者。
中国诗歌精神的发扬光大者是韩愈。韩愈在思想混乱的历史关头,痛恨于情欲的泛滥、修辞的奢华和异端的蛊惑,开始发起“原道”“原学”等运动,表现出自觉的修道修身,开启新的文学革命。韩愈高擎“道”之大旗,写下《原道》《师说》等著名文论。《原道》强调“道”的重要性,《师说》指出“传道”的必要性。韩愈将其“道”贯彻于其诗歌中,成为“诗言志”的践行者,也是“传道”的文学复兴运动的领袖。
将中国诗歌精神实践到底的是苏东坡。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但他坚持心中之“道”不变,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可谓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他称自己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恰恰是其被贬之地,可以理解为在最艰难的时候,苏东坡仍坚持以“道”为最高准则并坚定地走在“行道”的路上,所以他内心坚定,不断以“道”的标准完善自我,达到了一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境界。
将中国诗歌精神弘扬为浩然正气的是文天祥。其《正气歌》是在囚房里写的,虽然“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但文天祥深感浩然正气的存在,故作《正气歌》一首:“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遭遇险境,困于囚室,但因为天地间圣贤们的光辉照耀和精神激励,胸中涌动浩然正气,泰然处之。
“浩然之气”的说法来自孟子。他将昂扬向上的精神性力量称为“浩然之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里说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精神性力量,但这种精神性力量“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之气”需要长期培育涵养,否则就不会生长增进,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为之注入心血,增强能量。这种“浩然之气”,也是持续增进加持着中华文明的中国诗歌精神。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诗刊》社主编)(■李少君)
(军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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