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路者”瞿秋白（报告文学）/康岩

 

北京文学杂志

2023-7-4 10:55 · 来自北京 · 《北京文学》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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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声，译介了许多苏俄文艺作品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36岁的短暂人生留下500余万字，译文达200万字；他撰写的政论杂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是他掷向黑暗中国的匕首和投枪。鲁迅如此评价他，“无异是在黑夜里，烛照人生的火光”。他，是光明的“辟路者”——瞿秋白。

“辟路者”瞿秋白

康 岩

​一

动身远赴苏俄莫斯科之前，瞿秋白心里最难舍的，还是自己落魄潦倒、寄人篱下的父亲。

1920年10月16日，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瞿秋白，就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和《晨报》同时派去的李宗武、俞颂华等人，远赴“赤潮澎湃”的苏俄采访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反动势力激烈斗争，城乡基础设施与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全国皆处于普遍的饥荒中。没有吃，没有穿，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边，时人称之为“饿乡”。瞿秋白还患有严重肺疾，堂兄瞿纯白劝他勿去“绝地”。瞿秋白却感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正是抒发英雄志、笑傲天地间的大好时机。他用指天誓日、斩钉截铁的态度告诉劝阻他的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如果说鲁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从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那么对于瞿秋白而言，人事代谢与春秋蹉跎，仿佛是清冷的秋风将原本在山间自由飘飞的落叶，彻头彻尾地扫入谷底。瞿家在出生地江苏常州，本也名门望族，祖上历代多出进士举人。奈何至父亲瞿世玮这代，不仅没保住诗礼簪缨的累世风流，日子甚至过到举步维艰的地步。瞿世玮无产无业，常年寄居在叔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瞿氏宗祠——常州旧城里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赓甫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下之能吏，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推行新政时，将瞿赓甫倚为左右手，委其办织布、矿务、缫丝、炼铁各局厂重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瞿赓甫夜以继日为张之洞征兵筹饷，克艰纾难。雷霆转战三千里，风浪同舟十五年，二人意气相投，同心同德，不失为晚清官场一段佳话。

早年瞿家日子阔，瞿世玮修剑术、习医道、学绘画，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风。1903年，叔父瞿赓甫死于任上，瞿世玮学到的那些无以为生计的屠龙术，根本负担不了家庭经济开支，生活便在妻子金衡玉一人肩上担着。1916年春，瞿家所有家产皆已典尽，还欠下一屁股债，债主日日催逼，生活面临破溃。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金衡玉眼睁睁望着昔日的飞檐高轩，如今碎成破砖烂瓦，生活像是一头猎物般，被无常的命运之矢射进死穴，一丝丝不得动弹。

金衡玉本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次女，嫁入瞿家前，过的也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饱读诗书的她，更是懂得“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道理。她望着眼前这壁有苍苔甑有尘的屋子，面对无可挽回、死水一潭的生活，富贵早已成明日黄花，以后恐怕连温饱都要成问题。金衡玉像是一头迷路的鲸鱼，海面无边无际，她不停地翻动身躯，搅动起生活的浪涛。但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她的大海阴冷潮湿，恶浪翻滚，海面苍苍茫茫，找不到指引前行之路的灯塔。她终究是累了，是年正月初五，抛却无辜孩子和难以为继的家庭，用虎骨酒吞服红火柴头，一了百了。后来，瞿秋白在1922年出版、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集《饿乡纪程》绪言中写道：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亲一人在山东。”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瞿世玮猝不及防，他仿佛经历了一场骇人的噩梦，在梦里被烈火焚烧，被刀斧砍斫。世界这么大，妻子撒手而去，留下自己缥缈若孤鸿。然则饭还得吃，日子还得过。金璇去世后，瞿世玮顶风雪渡黄河，千里跋涉来到山东济南府，投奔同乡山东乐陵县知事王璞生。此时，瞿世玮早先修习绘画的经历起了作用。王璞生念及乡情，见瞿世玮为人也算忠厚，又擅绘画，便慨然接纳他当家庭教师，允其借住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娘娘庙街15号王家府宅。

大明湖畔，是极具性灵之所在。微风过处，水波漾起，一道道波纹像是一条条锦缎，柔软地静卧在湖面。没有风的时候，湖水清澈见底，和蔚蓝的天空浑然一色，分不清是湖底的鱼儿在天上游，还是天上的鸟儿在湖里飞。一泓碧水自鹊华桥码头蜿蜒而出，流向王璞生的家。王璞生站在高逾数丈的鹊华桥上向北眺望，近处是荷柳相依，桨声灯影，画舫轻摇。远处是鹊山横亘，华山巍然，二山遥遥相对，相看不厌。沿途的稻畦菜地、莲塘水村、茅屋渔舍，都仿佛在湖中沿着水路纡回行进，待一点细雨飘落，便又纷纷隐现于朦胧云烟里去。

当晚在湖畔酒家，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外加王璞生三人，围着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对坐。饭菜下肚，酒过三巡，暗淡的灯光把气氛装点得冷冷清清。看着眼前的残肴剩酒，三人谁也不再动筷子，颇有些面面相觑的尴尬，瞿世玮率先打破安静。命途多舛、雨打飘萍，瞿世玮显得很是憔悴，缓缓开了腔：“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死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职务。” 他的声音轻微而略带沙哑，仿佛瞬间就消散在湖畔的微风里。但瞿秋白却一字一句，听得真切。

瞿秋白为何如此决绝，远赴“饿乡”？这得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说起。

母亲自尽后，瞿秋白恸哭无泪，瞿家也随之分崩离析，债台高筑，“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的瞿秋白，为了养家不得不主动辍学，来到无锡南门外江西桥的杨氏小学任教。说是学校，校舍就建在一座破败的祠堂里。瞿秋白既当老师教课，又当校长管理校务。穷乡僻壤锁闭身体，繁杂俗务禁锢思想，此时的瞿秋白，身心皆处于巨大煎熬中，觉得“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难道就这么碌碌无为、耗费人生吗？瞿秋白在心底发问。不多久，他离开学校前往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这一年，他十七岁。

瞿家两代人、父与子，皆似汪洋中之孤筏，被时代的浪潮拍来打去。靠堂兄帮助，瞿秋白先是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此时的瞿秋白，正值眼界打开、思维活跃的好时光，学校普通的师资和平庸的教学，根本满足不了他求索真理和探究人生的理想。于是，他又投奔到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周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有一间特辟的五开间平房，作藏书室和书房用。书房前设花园，后置池塘，春夏秋冬，花香袅袅伴着波光粼粼，诗书传家的日子也变得情趣盎然。世家子弟周均量嗜书如命，每日于此屏气凝神，攻读不止。这笔丰富的藏书，为那时瞿秋白消极的人生，照进文明的光亮。

周均量藏书极多且杂，既有儒家经典，也有老庄佛学。修身齐家、五蕴皆空、道可道非常道……这些中国古代的庞杂知识与理论，为价值观还在形塑期的瞿秋白，画出了一幅驳杂的思想地图。窗前一盏荧然的灯光，一直亮到后半夜，姑母就知道是秋白还在读书。白天姑母嘱咐周均量，要对这位远道而来落难至此的表弟多加关心，还嘱咐瞿秋白要爱惜身体，不要拼了死命读书。瞿秋白听后，非但没有减少阅读，还请堂姐瞿兰冰在书房的窗棂挂上厚厚的帘幕，姑母见他是这般痴迷，也就不再絮叨。

瞿秋白很少与姑表兄妹们闲话，只有对表兄周均量，瞿秋白无话不谈。周均量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记完就把日记簿放在床头，吹灯入睡。有次瞿秋白见到便大胆问道：“表兄，你写的日记，我可以看看吗？”那时，瞿秋白满心以为这个无理的要求，周均量会断然拒绝，没承想他竟爽快地答应：“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想看就看吧，对你难道我还有什么避讳吗？不过，这些日子我记了不少我俩在一起的谈话，记了很多你的言行举止和兄妹对你的评议，你看后可别多心。”听完后，瞿秋白爽朗地笑了，周均量霎时觉得，此时此刻的瞿秋白放下了心里的担子，放下了母遭横死的悲痛，开心得像个孩子。

很多年后，因为历史的回环曲折，二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36岁便英勇就义。周均量一直为国民党政权鼓噪呐喊，晚年定居台北，孑然一身，活到96岁。他还写下《铁锁龙潭》一文，回忆与瞿秋白交往及决裂的经过，并恶意歪曲和攻击瞿秋白的革命行为。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风烛残年的周均量在台北疯狂思念滞留大陆的后代亲人，不知他油尽灯枯之时，是否能想起与瞿秋白倾心晤谈的那些夜晚？

静心阅读的日子，瞿秋白过了三四个月，直至1917年春，堂兄瞿纯白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也许是书读多了，精神的闸门已被思想的洪流冲撞开来，旺盛的求知欲也随之一泻千里，瞿秋白跟随堂兄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常州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带他来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课程的主讲人正是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与胡适。彼时的陈独秀，已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北大文科学长，而瞿秋白只是个初到京城还不知出路在哪儿的毛头小子。瞿秋白静坐在沙滩红楼的教室里，听着眼前的陈独秀纵论时政，心里满是欣喜与仰慕。等到1922年11月，瞿秋白受命担任翻译，与陈独秀一道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是几番岁月轮转。

在北大耳濡目染，让瞿秋白对这所学府心生敬意。他想考北大，可学膳费用太高，他心想不能将生活压力抛给堂兄负担。那时，北京东总布胡同有一所直属外交部管辖的俄文专修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为宗旨，免费招收学生。这所学校有点年头，且出身名门，1899年4月便创办，原来是清政府为了与俄国合办东省铁路、培养俄文人才而设立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俄文专修馆第二届甲级班学习。

入学后的瞿秋白，像是拧上了发条，不断给自己加压，时刻都处在紧张的学习中。这期间，他随堂兄搬到东观音寺草厂胡同的宅院居住。堂兄收入微薄，瞿秋白过得拮据，北京的冬天出奇的冷，这个曾经流连杏花微雨的江南士子，如今只能穿着单薄的夹衣过冬。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和勤苦的学习，瞿秋白很快便在学校脱颖而出。他的同学沈颖后来回忆：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引者注：即写作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至名遍校内，无人不知！”

然而，好成绩并不能挽救瞿秋白此时枯寂颓唐的心境。生活过得不好，精神上纷乱不堪，瞿秋白患上了肺病。贫病交加之间，他写下一首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曾将此诗手书，赠给鲁迅。后来，在国民党围剿下，瞿秋白与鲁迅曾在思想文化战线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当瞿秋白遭遇灾难时，鲁迅便救助收留，为他和家人妥善安排容身之地。

正在瞿秋白苦闷彷徨之际，“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数千名北京各高校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打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旗号，号召全国上下四万万同胞行动起来，捍卫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和同学耿济之一起，躲进校外一所破庙，把买来的彩纸和秸秆做成一面面旗帜，并绘上标语。平日里瞿秋白清癯瘦弱，说话轻声细语，但此时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他能够在熙熙攘攘中嘶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瞿秋白一袭白衣，书生气十足，但在游行队伍的行进中，他眉藏山海，目若星河，缀满补丁的衣袖随着高呼上下翻飞，大有不负苍生的英雄气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并成为学联评议部议员，参与营救被捕的大学生和挽留意欲请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6月3日，瞿秋白和其他百余名学生被捕。在狱中，他沉着镇定地对前来探望的学生们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监狱里生活环境恶劣，瞿秋白肺疾复发，数次呕血，他强忍住病痛，告慰同学：“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回忆：

“瞿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出众的辩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领导的才能。”

“五四运动”之于瞿秋白的意义，郑振铎的回忆只佐证了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五四”燃起的科学”“民主”的救国之火，彻底烧毁了他前半生芜杂纷乱的旧思想，那些老庄的隐遁避世、佛家的贪嗔痴怨终于被瞿秋白封尘起来。于人生的积极进取而言，经过“五四”一番洗礼，他得以构筑了新的人生信仰，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二

瞿秋白思想最根本的转变，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得益于李大钊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熏染。

1919年，瞿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等进步青年共同创办了《新社会》等进步杂志。《新社会》是周刊，八开本，每期十六页，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负责写稿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印刷，一位孔姓的干事负责发行。这帮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希望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为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而奋斗。此时的瞿秋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甚清晰，他更多还是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博爱思想影响。直到他读了李大钊1920年初发表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才对于通过何种方式手段进行社会改造，有了新认识。

李大钊在文中介绍了流入美利坚的两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派即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派即空想社会主义。前一派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阶级战争”，后一派主张“新村运动”，另辟一块“共产主义”实验区。李大钊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顿感醍醐灌顶，立即写下《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认为历史派的阶级斗争学说“直接对于劳动阶级有利益……世界的进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美国一小部分的改革。”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瞿秋白加入其中。

有了新的思想武器，站稳了《新社会》的阵地，瞿秋白对当时的社会热点事件，频频展开思考，林德扬自杀事件便是其一。191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学生林德扬办国货店遭遇困难，同乡京官出尔反尔使他受了刺激。涉世未深的学生感到个人与国家利益并不像想象那样完美，遂自杀谢世。法科大礼堂的追悼会上，林君家属报告死者生平事迹，来宾和同学皆言林君性尚过人，忧心国家，而致力学业，遂致夭折。还有同学现场说：“林君之死，盖感于社会不良，不得已乃以一死而警众生。”

瞿秋白另辟蹊径，写下《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等文，瞿秋白写道：

“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悠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

可以说，瞿秋白看得深切。这与鲁迅于1922年12月3日发表的《<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意象与钱玄同的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事实上，瞿秋白和鲁迅都是“铁屋子”的破毁者、历史轨道铺设者、救国救民的启蒙者、提笔为剑以墨为锋的疗治者。瞿秋白呼吁青年人坚强起来，“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鲁迅也听从了钱玄同的劝告，起身毁坏铁屋，呐喊几声，聊以鼓励“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新社会》由于对新思想的介绍呼吁过于猛烈，引起反动政府不安，出到第十九期时被查禁。随后瞿秋白等青年还办了《人道》杂志，延续《新社会》路线，继续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同时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后来郑振铎回忆：

“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

此时的瞿秋白，除了撰写政论杂文，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翻译，他是我国最早从俄文原文直接翻译苏俄文艺作品的翻译家之一。瞿秋白36岁的短暂人生留下了超过500万字文字，其中翻译部分据粗略估计，大概不会少于二百万。这一时期瞿秋白的翻译题材文学与政治并重，既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也有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倍倍尔的社会经济学论著《社会之社会化》，还有《告妇女文》《论教育书》《付过工钱以后》等社会学研究著作。翻译的语言主要是俄语，兼及英语和法语。

严复在清末翻译《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要求是对译文的内容、结构、文采三方面而言。“信”是指意义不悖原文，译文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随意增减；“达”是指不拘泥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晓畅，明白清晰；“雅”则指译文选用词语要得体，追求简明优雅的艺术效果。据此，鲁迅曾经称赞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那时在北京做翻译不容易，主要因为资料严重缺乏，瞿秋白翻译的主要来源就是课本和从一位俄国老师那里得来的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瞿秋白接触的课本便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些现实主义色彩强烈的作品，为他日后翻译俄国文学打下了根基。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作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这是一篇表现俄国人不满社会现状却又无可奈何的小说，这种情绪，和瞿秋白当下的心境颇为吻合，便引起他翻译的兴趣。这段时间，他还和耿济之合作翻译了托尔斯泰10部短篇小说，编成《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出版。瞿秋白后续还有翻译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的计划，但因为要赴俄国考察没有实现，后由耿济之译出。据说，与耿济之合作翻译时，一般是瞿秋白根据原文口译，耿济之记录，口译完成后再经瞿秋白修改定稿。在学校时，瞿秋白的俄文、中文就比耿济之要好，耿济之的单独译稿，也多由瞿秋白经手修改。

在一些译作中，瞿秋白为了便于读者更好理解，他还会在前言或后记中介绍译作的翻译背景与思想要点。像翻译果戈理揭露俄国底层社会的黑暗和官场怪状的《仆御室》，关于故事的深意，瞿秋白写道：

“很细微，又很平淡，可是能现出下流社会的真相……于平淡之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

对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反映在瞿秋白此时的翻译活动，比如译文将近5万字的研究德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之社会化》。原著者倍倍尔一生致力于团结德国工人阶级，创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议会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由于倍倍尔在国会中强烈反对俾斯麦政府，屡次支持巴黎公社斗争，触怒了俾斯麦，后被政府当局囚禁在胡伯图斯堡监狱。服刑期间，他重读了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还有拉萨尔、杜林等人的著作。瞿秋白翻译的这篇文章，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无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之一，为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了先声，也为自己后期大量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瞿秋白并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翻译和瞿秋白的政论杂文一样，都是掷向喑哑黑暗旧中国的匕首和投枪，是他为日益沉沦的旧中国寻求现代化之路的思想启蒙利器。瞿秋白借翻译之名，行社会革命之实，目的在于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引进社会主义思想，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和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外来侵略与殖民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解放。1920年3月，瞿秋白在《<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序》中写道：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当然，阅读再多的俄国书籍也不能代替对这个地球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地踏访。“十月革命”像是一束刺破暗夜的火花，灿烂庄严，鲜艳夺目。它使得昏睡的俄国人从苦闷彷徨走向精神觉醒，在沉沉黑暗中迎接希望的曙光。

1920年秋，瞿秋白还在俄文专修馆上学。由民国初期立宪派人物、资助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汤化龙等人创办的北京《晨报》，要公开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晨报》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由来已久。1918年12月改组聘任李大钊担任主编后，便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1919年5月1日，《晨报》在七版副刊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刊发了五篇相关文章。分别是头题署名渊泉的《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五篇文章都在宣扬劳动可贵与社会平等精神。这时候招募记者到苏俄去，瞿秋白知道后，满心都是兴奋。

可问题是，再有两个月他就要从俄文专修学馆毕业，毕业即意味着获得待遇优越的外交官职务。但“到苏俄去”的念头却像是抑制不住的泉水，在心底汩汩地流动，他按捺不住，甚至坐立不安。身边亲友得知后，一个个都站出来反对。堂兄瞿纯白气急败坏地说：“你这病弱之躯跑到饿乡苏俄去，就是自趋绝地！”

堂兄的话像是一记闷棍，敲打在瞿秋白额头。其他亲友的劝说也都苦口婆心，瞿秋白听在耳里，想在心里。在俄国诗人普希金笔下，俄国的冬天美得像是人间童话：“白雪铺盖着，像条华丽的地毯，在太阳下闪着光芒，严寒和太阳，多么美好的日子！”但此时他已身患肺疾良久，俄国的冬天像是一首唱不尽的哀乐，喑哑、遥远又漫长。他当然明白，自己身子骨单薄，莫斯科一年总有半年埋在冰天雪地中，高寒地区的冷空气无远弗届，本来肺疾就不能长久呼吸冷空气，在北京每到冬日的气管痉挛已经叫人尝到寒冷的厉害，这下要到纬度更高、气候更寒的俄国去，岂不像堂兄所言是自寻死路？

更让人揪心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政局不稳，给赴俄之路平添几分诡谲。从大局上看，“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存、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并立的畸形态势，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正式建立。但是，迎接苏维埃政府的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和欢腾，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敌人的攻讦，此起彼伏的叛乱。这个新生的工农政权，像是襁褓中的婴儿，从呱呱坠地就面临夭亡的危险。叛乱白军和外国干涉武装相互勾结，乱军遍及全国。

这混乱若一锅沸腾粥水的时局，瞿秋白难道一点都不害怕？远赴俄国的危险和不测，他当然清楚，可是社会主义革命策源地，像是一个巨型磁石，散发出莫大的吸引力，让瞿秋白无法抗拒。他的心里仿佛幻化出一泉深潭，“到苏俄去”的呼唤一直咕咚作响，日日夜夜，无休无止。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前有火海刀山，后有弹雨枪林，也阻挠不了瞿秋白的决心。瞿秋白写道：

“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撒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离京赴俄前夜，文学上的同道中人聚集在耿济之家里，为瞿秋白办了一场送别会。因为要办护照，瞿秋白最后一个到场。朋友们对瞿秋白的决定既佩服也担心，但作为挚友，众人了解他的秉性，不好再劝什么，一个个都面面相觑。“秋白，要么再考虑考虑，现在决定不去，还来得及。”耿济之说。

瞿秋白微微咧了咧嘴，从桌前站起身，捎带手理顺了长衫的褶皱，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随即说：“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在瞿秋白的心里，应该一切都已预备妥帖（引自《饿乡纪程》，瞿秋白著，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据《史记·伯夷列传》载，殷商时期北方代商守土的诸侯国孤竹国国君，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叔齐，叔齐尊天伦之道，不愿打破社会规则，希望哥哥伯夷继承法统，便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便也不愿继位。武王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瞿秋白援引此典，在于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抱节守志的人生信念。

大清早的京奉列车北京始发站，一定是人烟冷清的样子吧？月台上应该只有几个卖早点和杂物的小贩，还有几个打扫的清洁工，豆浆的热气和油饼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与同行者李宗武、俞颂华一同登上了京奉列车。当火车缓缓开动，清亮的汽笛有如一声鸣啸，一定会划破这晨早的寂静。瞿秋白或许会从车窗探出头来，露出他的清瘦的脸庞，向着前来送行的友人致注目礼。已是深秋时节，寒风吹面，他的面色应该是苍白的，嘴唇应该是干瘪的，那副戴久了的金丝边眼镜，应该都快生锈了吧？不过，分别哪怕有再多艰难，心里哪怕有再多牵挂，也动摇不了瞿秋白到“饿乡”去的决心。凛冽的风丢在身后，朋友的念藏在心头，他心里应该只有一个顽强而坚固的目标：向莫斯科进发。

三

(节选)

责任编辑 丁莉娅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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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报告文学作品见于《人民文学》等，散文及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