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话乡贤
2023-7-22 07:47 · 来自浙江
彭荆风
彭荆风,江西萍乡人,生于1929年11月22日,汉族。1950年毕业于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1949年参军,历任云南军区文化部编辑,昆明军区创作员、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理事、名誉委员,云南作协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
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
1979年至1984年，云南边境上发生过几次大的自卫还击战，兵力多的时候，一次出动过三四个军，少的时候也有几个军轮番作战；激烈的战斗吸引了大批军内外作家去参战或去战地采访，给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军事文学带来了小小的繁荣；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其中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1984年谢晋把《高山下的花环》搬上了银幕，应和了当时正关注中越边境形势的人们的感情；加上编导和演员艺术地塑造了卫国戍边的战士动人形象，也有力地感染了众多观众。人们在赞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的同时，却不知道，戏外还有位总导演，为这一小说的搬上银幕费尽了心力。他就是当时分管电影工作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著名老作家陈荒煤。
1982年12月12日至18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住在城北华侨饭店；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9日中午，荒煤同志派人约我当天下午去他的木樨地寓所见面。那天下午恰好会议要放两部外国影片；那期间进口的影片还不多，错过了这观赏的机会我颇怏怏，但荒煤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怎能不去？
进到他那位于门口的狭窄卧室兼书房后，他和蔼地对我说：“我知道下午有两部不错的外国片，但是有事要找你商量，看片子的事以后再补吧！”
我笑着点头。过去我们常说，要看好片子找荒煤；这次会议，一开始，看的片子不理想，也是我提议请荒煤同志批几部好影片，没想到，片子调来了，我却不能看。
他说：“我们准备把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拍成电影，作者说他难以完成，希望找一位有编剧经验的作家与他合作。我想了几个人选，李凖善于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本来最合适，但他只熟悉北方农村，没有部队生活，对云南边防更是生疏。我想，还是请你们写过云南边地的作家来改编……”
我没想到他约我来是谈这件事，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能默默地听着。
他又说：“我想从你和白桦、徐怀中这三个人当中选一个。”
我一向不愿改编别人的作品，却脱口而出：“我不合适！”
他宽容地笑了笑：“你别急。我的考虑是，你久在云南，写过电影，又参加了最近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白桦虽然也写了不少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但他最近的路子不对，徐怀中写西南边地不错，但他的文笔来得慢；我们想尽快把剧本推出。你还是把这任务接受下来吧！”
说完了，他就一脸诚恳地望着我。
望着他那厚道、朴实、慈祥的长者脸容，我很是感动，但多年来，我在他面前都是无话不谈，也坦率地说：“我对这部小说有些看法，它虽然有些情节很感人，从总体来看，还是走的这两年大家写得多了的伤痕文学路子。只不过把'伤痕人物’放进了战争中，同时这部小说也没有云南边地特色；我和原作者的思想有距离也就难以投入，可能会把小说改坏。还是请别的人吧！”
他特意把我找来，本来对我寄予厚望，见我这样说，颇觉意外，说：“小说的不足，可以通过电影来丰富。你再考虑考虑吧！”
荒煤一向是火一般热情地扶植年轻作家的作品，五十年代我就深受其泽；我还记得1955年我们初写电影剧本时，他为了使我和林予等人的《边寨烽火》能修改好，那天推辞了几个会议，专门和我们长谈剧本；1956年我写出了《芦笙恋歌》，当时对这样的爱情题材能不能上，争议很大，又是他力排众议予以支持，还把我电召到上海去面谈。最近为了我的新作《绿色的网》，他又在前几天写了一封长信祥谈修改意见，这深厚情意都是使人难忘的，也就不忍心使他失望，向他解释：“除了对作品认识上的差距外，还有些事也使我不能投入改编，我最近要去泰国访问……”
他摆了摆手：“我可以给作协打个招呼，不必去泰国了。”
我又说：“昆明军区已决定让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原来文化部那一摊子工作将由我分管，也难以脱身。”
为了把困难说得具体一些，我又补充道：“文化部虽然撤消了，原来管辖的一些单位：文化处、创作组、俱乐部、话剧团、歌舞团、杂技团、体工队、文化工作站都还在……”
他皱了皱眉头：“我知道。”
他当然知道，五十年代初期，他就担任中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
我又说：“这剧本不是十天半个月能改好，让我离开工作几个月，军区也不会同意。”
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的荒煤，对此颇能理解，他点点头：“是呀！我忘了你已经不是专业作家了。这怎么办呢？让谁来改编呢？”
我说：“还是请李凖吧！”
他还是那句话：“他没有部队生活呀！”
我说：“这小说写农村的情节也不少。他不熟悉部队可以弥补，改编前可以来云南部队深入生活。我们给他提供方便。”
他想了想说：“只好这样了。你一定要多帮助他。”
我见推去了这改编剧本的任务，颇感轻松，忙说：“你放心好了！”
这天下午，我们又谈了文学上的一些事才离开。北京的冬日，北风像刀刃一样刺人肌肤，我走在空旷的长安街上，想起刚才的事，又有些不安，这样坚决地拒绝他，是否有些冷漠？会不会伤了老人的心？为了弥补我这次不能遵命改编剧本，我只有按照他的要求在拍摄过程中，尽力给予支持了。
1983年4、5月间，李凖与夫人一起来到昆明。这春末夏初正是去边防线上和少数民族地区行走的好时候，不太热，雨季还没开始，青山绿水的边地美丽极了。但初次来云南的李凖下了飞机时，却一脸茫然，似乎不知所措。我说：“荒煤同志已打过招呼，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我把这事向军区政治部领导报告，给他配了一张专车，还派了也是河南人、原来担任过十四军文化处副处长，熟悉滇西边防的军区作家郭明孝全程陪同他去了滇西南边地。
李凖过去的生活基地在河南农村，对云南极为陌生，这次边走边看，又有郭明孝这位老边疆给他讲解介绍，近一个月的行程也就眼界大开；回来后，除了对边防部队指战员卫国戍边的业绩深为感佩外，还对我说：“没想到云南边疆是这样瑰丽多彩，少数民族的个性是这样坦率开朗，我刚从美国回来，美国人也没有她们豪爽。我真羡慕你们在云南工作和生活……”他对云南之行很满意，对剧本的改编也更具信心。
一个月后（6月2日）我到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月19日在新侨饭店中国作协的一个茶会上见到荒煤，我向他汇报了对李凖的接待，他当时正在反复审读剧本，找作者、导演谈意见，笑着说：“我知道了。谢谢你。下一步是谢晋的摄制组去云南，你还要从人力物力上支持。”
几个月后，谢晋派他的副导演武珍年女士来昆明找我，想去边防线上寻找拍摄景点，我安排她沿“滇越铁路”南行去了滇南中越边界。
她被多彩的云南搞得眼花缭乱，认为哪里都有特色，只是担心山川险峻，拍摄时困难太多。回上海时，我对她说：“这部电影是荒煤同志策划，你告诉谢晋，放心来吧！”
1983年12月14日下午，谢晋和一部分演员来昆明了。
从左至右：古华、谢晋与陈荒煤
这天上午，我接到谢晋要来的电报后，去找了军区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黄德懋，想取得他对这电影拍摄的支持。这是位厚重朴实待人谦恭，有儒者风度的将军，前些日子他已看了这小说和昆明上演的话剧。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写部队生活的，谢晋又是著名导演，相信能拍好；既然荒煤同志有嘱托，当然要尽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具体要求，等他们来了后再说，不过如果要动用部队参加拍摄，还要向司令员、政委报告。”
有将军这一态度，我比较放心了。
谢晋和李存葆在拍摄现场
谢晋一出机场就拉着我的手说：“老兄，你可要全力支持我，我这次要部队配合，还要找一位军事指挥员担任军事顾问，拍摄时的弹药、烟雾也也请你们供给。我们厂穷，这些钱都出不起……”
我说：“这些事，特别是动用部队，我作不了主，我会向军区汇报。”他给了我一份拍摄过程中所需部队、器材的清单。我一看，数字太大，怕难以批准。困为这时候，已有人反对在人力物力上支持谢晋，说：这剧本又不是我们军区作家写的，以后还有别的电影厂来，怎么办？
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完全可以成为一条理由把谢晋拒之于门外，因为前段时间已有过一些电影厂找上门来，要我们从这方面那方面给予支持，都被拒绝了；我很着急，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怎么回答荒煤同志呢？心想，只有再找一柄“尚方宝剑”来开道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长李瑛，向他谈了荒煤的嘱托以及谢晋的要求，请他指示，是否可以支持？
李瑛是著名诗人，过去我们就是好朋友，如今虽然是用请示的语气，他很明白我的用意，也就果断地表示：地方同志热心拍这样宣传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军事题材影片，我们应该支持！
我赶紧把他的指示写成电话记录，送呈军区政治部肖健主任。肖健一向关心文学创作又是个很体贴下属的人，我在宣传文化工作中，遇见许多困难都是他极力帮助，他命令秘书处立即转送军区党委。
这果然起了作用。1984年1月4日上午，军区政委谢振华和黄德懋副司令员以及司、政、后领导会见了谢晋和几位主要演员；谢振华是位起自红军时期的战将，1949年解放上海时就是第三十军军长，几天前我刚帮他代笔完成了回忆解放上海之战的文章，对我颇亲切，但他又是个颇傲气的人，前些日子，我用军区办的刊物《国防文艺》名义宴请从各军区来云南的一批作家，还请地方上几位作家作陪，请他也参加；他却回答说：“我不去了，我了解过，没有什么名家。”平日他只喜欢看歌舞、杂技，不爱看话剧，请也请不去，还下命令把军区话剧团撤销。所以，我颇担心他是否肯支持谢晋？这次他却肯出面，也是表示对荒煤和谢晋的敬重。这天谢振华和谢晋聊得很好，还问：“你和谢铁俪熟么？他是我的老部下。”谢晋回答说：“电影界有南谢北谢之说，就是指我和他。”这天当场决定，由黄德懋副司令员牵头，司令部出一位副参谋长、政治部出一位副主任，后勤部出一位副参谋长成立支援办公室，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还抽调曾担任军区作战部部长的高峰同志担任影片的军事顾问。
昆明军区虽然一向有重视文学艺术的传统，但对一部影片这样大力支持，可是空前绝后的壮举，连我也出乎意外，谢晋见一切如此顺利更是笑得开心。
他们要拍一场抢渡江河的戏，我向军区建议，让他们到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达155米的抚仙湖去拍摄，那里碧波浩渺一望无际，景色也很美丽，并命令善于水上作业的舟桥团全力支持；在抚仙湖拍完后又赶往不久前有过一场激战的中越边境扣林山。那正是1984年老山战斗前夕，边境上大军云集，他们恰好赶上了双方炮战，在硝烟烈火中拍了许多实战感很强的场面……
在战地和指战员一起生活、拍戏，演员们的感情也不同于平常，拍得很真实有激情。
谢晋导演在《高山下的花环》拍摄现场
谢晋离开云南前告诉我，这次有部队支持，省了不少开销，也就能同时用两部摄影机从不同角度来拍同一场戏，然后选择好的画面来剪接。这样的效果比单机拍摄好多了。
他担心的是将来影片的发行问题。那时候，文艺界正刮起一股反对写战争与英雄人物的歪风，还有人反对所谓电影中的“谢晋模式”。
影片还没有拍完，他们似乎已陷入了一层悄然拥来的文艺歪风的包围中。
我说：题材虽然重要，但更主要的是影片的艺术质量，我看了几场已拍摄的片断，还是很感人，全片合成后，估计会有相当水平。我建议你们，把全国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都请往上海看样片，让他们先受感染，可以增加拷贝的订数……
他后来这样办了，听说各省市要的拷贝相当多，也就覆盖了全国，从而轰动一时，后来还得了全军文艺大奖和金鸡、百花奖。但从剧本看，写得动人的还是沂蒙山农村的那几场戏，只熟悉农村的李凖，写到部队场面还是难以深入展开，只能靠导演、演员利用当时在战地拍摄的氛围来弥补，外围气氛不完全等同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也难以更深刻凝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局限。
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李凖，问起这部票房价值甚高的影片给了他多少稿酬？他说：三千元两个人分。不是你们部队给我提供车辆食宿，这点钱还不够去云南深入生活的费用呢！
我只能叹息这稿酬制度的不合理。如果不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谁愿不辞艰辛地深入战地去生活并写出剧本？
1985年我去北京，在西直门招待所遇见谢晋领取总政颁发给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奖，他又一次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我说，应该感谢荒煤同志！
他笑了，点点头。
以后的这十几年，谢晋又拍摄了不少影片，宣传、抄作也比从前热烈得多，但我总觉得谢晋的导演才能虽然更成熟，但一些影片的缺陷还是在剧本的写作和策划上。我看，这还是少了荒煤这样的大家为他把关、点拨！
时过多年，荒煤、李凖都先后去世，想起那段往事，我颇感慨，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他们是何等尽心，严肃、认真。如今谢晋还在以这种精神不倦地追求，只是他也老了，我不禁想远远问他，尚能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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