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巴金、萧珊与他们的子女 巴金是四川成都人。他于190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
1936年,巴金在大上海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的书信,追求他的人很多,来信中,有一女生写的信最多,言词却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来到新雅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学生就像熟人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女孩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女孩望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想像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像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女孩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把我当小孩看哟。”这个女孩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珊,这名字是1941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相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地叫她“小三”,待她写文章发表时,于是就以“萧珊”的谐音为笔名了。
萧珊告诉巴金,她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妈妈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她不满爸爸的约束,想离家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还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感情真挚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
“新雅”见面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大作家和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
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做一个小朋友对待。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的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侮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的真情,同时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抗日烽火突起后,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都投入到战地医院工作,萧珊也参加了,她常把战地医院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巴金,巴金则鼓励她写文章。萧珊写的第一篇作品《在复兴医院》,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烽火》上。巴金表扬她文笔美,萧珊受到鼓励,又写了许多篇,《烽火》、《宇宙风》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作品。萧珊的行动,鼓舞了巴金,他以萧珊本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为素材,写了宣传抗战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萧珊。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相约定第二年再相见。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回来又伏案写作。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挚爱,使巴金感动不已,他颤抖地说:“萧珊,再等我一年,好吗?”
“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的大哥自杀后,留下一大家人,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星期后,他们旅行抵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当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买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瓶葡萄酒。小天地里虽然清贫幽寂,但有温馨的晚风和清新的红花绿草,还有悦耳的溪水声作伴。他们沉浸在微弱的灯光下和绵绵的絮语中,他们从没有这样呆在一起过,也没有享受过一次这样的温馨,他们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深情地诉说:我们多么需要爱得天长地久啊!
建国以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地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次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必须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惟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
1972年8月13日中午,巴金一生唯一挚爱的爱妻萧珊溘然长逝。
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不时沉浸在与萧珊共同生活的美好岁月……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著作。
(责任编辑 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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