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约公元前2080年-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自禹开始，到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历时约480年。据传，夏兴起于崇山（禹父鲧封于崇），禹建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
夏王朝的建立使农耕时代逐渐走向繁盛，《论语》史传“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夏禹选择了以农立国的战略。夏朝的势力逐渐扩大到今山西、陕西、河北和山东一带，并进至江汉流域、四川、浙江以远地区。
夏朝稳定的农耕经济创造了劳动剩余，于是也自然创造出了国家和阶级，统治者为了维护对剩余产品的不断占有以及对贫穷者的统治，开始逐步建立起军队、官吏、监狱等统治工具。同时，税的起源也伴随着农耕时代的繁盛而慢慢开启帷幕。只有当国家出现以后，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才产生了税收。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公社完全没有的”。最早的赋税是根据土地出产而征收的，赋税自然离不开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税”在古代汉语中是会意字，左边为禾木，右边为“兑”，喻示着税最早起源于农业，农业税的雏形是以禾苗或粮食为代表的“实物税”，百姓缴税就是缴粮，其后才出现“劳役税”、“货币税”等。
税收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状态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但税收自始至终，作为国家重器的身份始终未变，聚财的功效始终未变，强势的秉性始终未变。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在出现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同时，就已孕育形成完整的税收体制。《尚书·夏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做贡”，《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解释为“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夏朝已经朦胧意识到“均税赋”的课税原则。夏之贡，其实是贡赋并重，赋税包含两部分：一是九州之物产，即各州向国家进献土特产作为贡品；二是国家根据各地土质的肥瘠，分土地为三等九级，并按等级征收田赋。
《孟子》称“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每户农家耕田五十亩，上贡量为五亩耕田的农作物产量，税率约为十分之一，“贡”也称为“什一税”。孟子认为，“什一而税”是理想中的尧舜之道，是最公正、最标准的税率。据此推测，“贡”应是中国农业税的第一形式。
夏朝延续约480年被商取代。商部落原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其始祖为契。契在舜时因佐禹治水成功，被封于商。经多次迁徙，夏朝末年，商的势力已由黄河下游、易水流域扩展到黄河中游，渗入到夏的统治区，但作为诸侯国还是臣服于夏。到夏桀统治时，桀无道失民心。商部落首领汤趁夏乱而收复夏的诸侯国，最后率兵与夏朝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而灭夏。商汤灭夏后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后经五次迁徙，到盘庚时将国都迁往殷（今河南安阳），故商朝也称“殷”。盘庚迁殷后，对政治经济进行整顿，特别是武丁统治年间，“修政行德，天下咸欢”（《史记·殷本纪》），北伐鬼方，南征荆楚，疆域日渐扩大。至帝辛残暴，被周所灭。商朝自汤建国到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历时530（约公元前1581年-公元前1046年）。
《孟子》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借也”，此即为历史闻名的“井田制”即助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赋税制度，“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630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余八家各授一区”。郑玄注解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公田的所有收入都上缴国家，私田的收入才收归农户所有。只有把公田的农活干完了，农户才能够耕种私田。《孟子》曾对此有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此段文字讲述的就是“井田制”的赋税思想，统治者创造了这种巧妙的劳役田租，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捆绑起来，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从税制要素角度分析，井田阡陌纵横，八方助耕一公田，劳役税率为1/9，这一税率标准在古代社会是相当高的。此外，商业还萌芽于商代，脱离农业的商人群体出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即有商人用牛车载货经商。从商代遗址中，常出土海贝、铜贝等物，当时海贝、铜贝已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以商品交换的货币在商代出现了。
周族最早是活动于陕甘一带的古老部落，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善于种植，被尧举为农师。商传至纣王时，荒淫无道，天下纷乱。周文王姬昌开始反对商纣王，周武王姬发起兵伐纣，公元前1046年，于牧野与纣军大战，灭商，建立周朝。周朝是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两个时期，近八百年。西周由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其中东周又称“春秋战国”。至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1年在位）时，因太子之争和大戎人入侵，周幽王被杀。至此，周朝共传十二王，立国276年。
《孟子》载：“周人百亩而彻”，彻乃周朝的一种农业税制，沿袭夏贡商助之赋税制度。后人对“彻”多有争议，一说“彻”犹人彻取物也，另一说“彻”乃天下通法，什一而税的沿革。后世朱熹认为，“彻”是指八家通力合作，计亩征收，大约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周礼·天官·大宰》载：“以九赋敛财贿”，包含了九个税种：“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1]《周礼·小司徒》载：“凡敛税之法，乃分地域而辨其首，施其职而平其政。”即征税标准考虑地域与行业的差别。《周礼·地官》载：“园廛[2]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即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近者多役故轻赋，远者无役故重税，税率分别为5%、10%、15%、20%，仅仅只有漆林一类的经济作物税率为25%。
夏、商、西周时期，劳役也相当繁重，主要以兵役、筑城、田猎、运输方面的劳役为主。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经·硕鼠》中的名句“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乃是劳动者对国家横征暴敛、繁重徭役的强烈抗议和控诉，体现了下层劳苦大众对厚税重役的一种本能的反抗，书写了税收抗争史上浓重的一笔。
[1]前六种，以距王城远近的土地划分赋税类型；后三种，则是对商旅、工矿渔林业等方面开征的赋税。
[2]廛（chán），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廛里为古代城市中住宅的通称，市廛为集市。
[3]孙翊刚：《中国赋税史》，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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