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的回望
——比感慨中年更重要的，还是改变自己
文/ 韦国庆
想写点东西了，冯唐所谓的肿胀感，大致如此。
一、疑问
有些10万+是不奇怪的。比如这几日爆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那么压抑，真实，无力。每一个我们，包括平日里很有些能力的他们，都会被随时降临类似的命运，此为无常世界，凡夫众生皆如此，难道不是吗？
昨天晚间，偶教女儿写作，陪她读朱自清的《背影》，读到最末一段，不禁泪从心生。在我们忙工作、忙儿女的匆匆里，父亲母亲已不觉走向老去，而我们自己，也更是得直面这无常的世界。这里的心境，对于经历了充满机遇快速变化，又习惯竞争焦虑的这代中年人，大概正是体会深切之时。
我想到这流感中年，读者在悲伤无奈之余，大多会总结出经验教训，无论是常识式小结，还是专业风解读，都是有益的。但我总觉得哪里缺了点什么？我们这些老在“危机”中的中年人，噢不，是中青年人，在一次又一次的10万+扑面之后，在被动或主动获取健康常识及碎片化的冷知识后，对反复出现的现象级话题，是否也应该反求诸己，反省自己的人生态度？年末岁初，正当时。
二、态度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不久前知道的一篇文章How Schopenhauer’s thought canilluminate a midlife crisis（叔本华如何能给中年危机以启发？）作者Kieran Setiya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他将哲思投向自身，仍然认同叔氏对人生悖论的判断——you are damned if you do and damned if you don’t（我的理解是如果不成功难受，如果成功了很快还是难受）。当然，如何渡过中年危机，这位奔四的哲学教授有不同看法：不必消极退世，只把过程本身当作目标（on the value of the process）。读到这里，我竟没有闻到一点鸡汤味，虽然过程本身目标仍有讲究。这跟我近来的体会完全相同。
记得罗素（Bertrand Russell）有段话，很美很真实。人生像一条河流，初时很小，被两岸裹携着，后来要冲过巨石、飞经瀑布，再后来河岸变宽，水流平缓，最终汇入大海，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我以为，作为一个简化的人生模型，大体这是不错的。我们在这世间，必然会经历相当的不快，若不是记忆的好处，痛苦怕真的是十之八九，而且，不是多想想那一二就可以的。
可再换念一想，既然世间如此痛苦，那我们又为何而来？难道真是赎罪或修行？想到这儿，我们可以理解宗教现象了，绝不是有神无神那么简单判断的，因为，万物需在人的尺度解释，世间众生需要心灵的安稳，或是可期待的彼岸，才可以渡过如此尘世。
从伦理的角度解释，在经历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变得成熟，彼此体会到平日里体会不深的情感，亲人与亲人的系结，也在无可奈何的事件中，得以相互体贴愈加紧密。正如坐过山车，无法控制的时间里头，有人陪伴总是好的。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我们，这样的视角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可以读读孔夫子，或是曾国藩，有助于出世之心的安宁。传统文化是根，但要以现代眼光观之。比如，金安平的《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重信史，方可读。
知行合一不易，未行之知可疑。所以，在改天换地之“知”放下之后，何“知”可谓“知”？还是考虑改变自己比较可行——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起，坦然地经历世间之事，享受生命无常的赠予，无关岁月静好，无关世俗成功，勇敢、坚韧地改变自己，或是一个更好的态度。
三、挑战
我也做得不好，虽然已经在做。
税法研究与写作，已经成了近年的业余爱好，一个原因是它与我的实践紧密联系，但又不尽相同，寻求日常工作对象的深层意义，使我有了一种迎接挑战的新鲜感。无论身在体制内外，诸多约束使许多选择徒有其表，但我们毕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支配业余时间。
俗务缠身，去年此项，只能说是波澜不惊。略作具结，其间我写作的重点关注大约有四。
其一，最高法就“儿童主投资基金”案作出再审裁定，一开始居然很少听到业内讨论。于是借助互联网，查到许多意外的案外情节，还是挺佩服案中有关人士，有高人指点是一回事，有意识及作决定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友人认为7号公告以后，这个案子意义没那么大了。我是不同意的，至少最高法对所谓实质的综合考量方法及反避税中的证据判断方法，是值得反复推敲讨论的。
其二，最高法就“德发”案作出再审判决，不出意外对滞纳金部分作了调整，激起了我本来早已无感的滞纳金问题的兴趣，已促成我对税收利息/滞纳金问题的整体观，算是一项收获。最高法被批评的疑似和稀泥部分，所谓民商法与税法的关系问题，在我写作了前后6篇评论后，居然还有新的发现，恰好熊伟老师组文，顺手为之，相当有满足感，这便是作研究的乐趣，似有点儿不足为外人道的意味。一笑！
其三，偷税的修法前问题。相应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修改后会有相当改观，但问题在于现在怎么办？我们要面临现行法的约束，寻求现时合适的法律适用，是没有唯一解的，这还是许多不理解法治运行规律的人们难以理解认同的地方，也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所在。王泽鉴先生也有这样的体会，法律方法对于部门法的研究太重要了。税法何尝不是如此呢，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关注这样的问题？
其四，美国税改。前年晚些时候，知道崔威老师“碰巧”研究了共和党税改政策，北大刘怡老师也发过文章来，于是也有些关注。其实我是不太懂美国税法的细节，而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所以，我始终不敢写作美国税改的读后感。作为一个前经济学爱好者，我更感兴趣的是税改的经济学批评论证，这应是美国学界的主流声音。所以联系耶鲁经济学家Roach先生获得授权，年底翻译了一篇短评，算是偷懒的交待。美国税改风起，国内讨论热闹得很，情绪化联系和各种误读泛起，就如对我国税负问题的判断一样，也是对税识税感的另类反映吧！
研究写作有一个特别的好处是，结识优秀的学者和朋友。记得天才的马斯克（Elon Musk）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读很多书，见很多人，对于自学成才很重要，这话跟我的体会是一样的，十分认同。去年，除了继续得到诸多名师的指点，还有机会遇见优秀“网友”，在王典南京的婚宴上见了小刀、大世、大蓼，在上海碰见永青的团队，在成都见着了才子元素，特别是著名美女局长娟姐，都有陈年老友的感觉，就像某次七夕跟两兄弟混一起，就像某次北京站附近和绕半个京城的师友小聚，就像某次从威斯汀转到私房早餐，就像某次外滩夜景小酌……如此，甚好。
多研究问题，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能有更多的学术机缘。比如，去年作为上海财大校友代表，受邀参加百年校庆活动，特别是在“德勤-上财”百年税务论坛上作演讲，是我身为校友的荣誉。受北大法学院叶老师之命，安排三位研究生的实习活动，小郭、小俞和钰灵，十分好学上进，让我喜为人师的偏好再次得到小小的满足。当然，真正重要的是，相信没有耽搁年轻人的宝贵时光。年底，申请到泰国TIJ-哈佛法学院IGLP的学术活动获准，参加了为期一周的WORKSHOP，倍感语言压力，有困难，有收获。
人生在于参与挑战的过程，再次确信。
四、反思
Institutionalize是每个人都要注意的。
多年以来，我不太崇尚某些“规则”，有时似特立独行，但实际上，我还是受了相当影响的。一年多前，我猛然反思，在遵循与不遵循某些“规则”方面，恐怕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想来近年我一直从事本部门的改革，无论参与本省的顶层设计，还是组织市县层的落实，在思想动员、交流碰撞上做得不够，与某些“规则”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去年安排了多场内部会议、培训和讲座，做好调查研究，减少上下左右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借参加修法或其他机会，在有研究的问题上向有影响的人发声，都是抛开这些东西的自然。在工作中体会到突破原来所限，我一个战壕的同事们可能已有观察，我自感值得体会几分。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现象：能指出问题的不在少数，能提出可行办法少之又少。我判断主因是缺乏有效实践。谈论现象层面的问题是最容易的，原因层面的问题就难一些，在诸多约束条件下寻求对策，就更难了。问题是大多数人在现象层的问题上就停步了，往往习惯替代了深层的思考，所以新实践的想法都没有，或是有了些新实践，碰到些问题，又习惯性的退回到原来的思维模式中寻找解决办法。
思维的懒惰可谓人性的弱点。其实，这应作为任何改革实施的假设条件。我近来的体会，这和教育小孩有相似之处，几乎每个做父母的，都能就教育说出几条，可原因和对策就没有了。在这个方面，我也有一些实践体会，效果目前看来不差，以后以机会要写一篇“韦氏育才沉思录”，在此留存为证，见笑！
绩效管理是一个常见的反面例子。记得在兰考某重要会议上领导也提到相似问题。我就在想，为什么明明知道有些考核指标、考核办法严重脱离实际，或者与改革意图相悖，却无法得到纠正，促进工作的措施变成扭曲的原因。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属于战略实施的异化现象。
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正坚持定力，可能在考核时要吃哑巴亏，那么会有多少人坚持有效实践呢？没有有效实践，新的办法没有机会得到检验，认识就难以真正统一，从而可能失去宝贵机会，以真正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说句题外话，某些时候，把握“不管”的智慧比“管”不知要强多少倍。我是不信地命海心的，但不知是否还是想多了？由他去了。
审视自己，对过去的一年难讲满意。繁杂的工作，对时间管理挑战较大，因为时间的过份分割，的确会严重影响效率，尤其是需要连续大块时间的事情。但坦率地讲，我主要还是自律的问题，真要在此自我批评，当我们不能改变工作负荷时，必须靠更严格的自律缓解，寻求现实下的最优解，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业务研究，这里有不小空间。这个问题，来年要改进。
想起有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虽不严谨，但富有解释力。在辞旧迎新之际，决定自我表扬一下我的性格——
不服输，不短视，不焦虑。
改变自己，总有机会。
最后，顺祝我的读者新春快乐，希望新年的我们，都能做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