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一个古老又多元，历久弥新的民族。
说起羌，人人都会想起那吹不透玉门关，音色凄怆苍凉的羌笛；会想到那粗犷虔诚，沟通祖先神灵的羊皮鼓舞；会想起爆裂着火星的火塘与古朴深远的崇火文化；会想起黑底绣品上婀娜多姿的牡丹与福佑众生的女神。
在这些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背后，隐藏着一个个性鲜明，海纳百川，武德充沛的羌族儿女——羌笛可做马鞭，策马乘风；舞蹈雄浑敏捷，尽显豪迈本色；能歌善舞的萨格女神，也敢于挑战天命，担起造福羌族儿女的使命。
“羌”字与“姜”字形相似，许多神话学者由此认为羌与炎帝神农氏同源；大禹出身西羌，也见证着羌与华夏的相近祖源。
到了商朝，“羌字”出现在了殷王祭祀的龟甲上，这时的羌人变成了商人的西方敌人。
在耽于饮酒，淫祀之风难以断绝的商人手下，在战斗中被俘获的羌人也成为了商王除奴隶以外活人祭祀的牺牲品。
坚韧的羌人没有放弃抗争的机会。在周人部落伐商之时，羌人出现在了“伐无道”的战场上，一同推翻了这个酷好祀与戎的王朝。
羌人对于姬姓周王的鼎力相助，与周人女性先祖姜嫄的“姜”姓或许有关。
西周一朝，周王也常同姜姓女子联姻。相近的血缘与姻亲让“姜”与“羌”成为周王室的盟友。
谁可知，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打破了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不知是为了摆脱岳父姜姓申侯的影响力，亦或是只为美人褒姒一笑，周幽王下令废除申侯外孙的太子身份，立褒姒之子为太子。
面对“无视规矩”的君王，申侯联通本就有亲缘的西羌人（犬戎）发动变乱，令诸侯拥立外孙成为周平王。
在申侯与犬戎变乱之后，羌人部落开始迁入中原。从变乱中得到王位的平王也付出了他应付出代价——宫室被西羌洗劫。
平王决心东迁，重兴正统，但天子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天下——勾结外祖父间接弑父，借助西羌挑起叛乱，天子自己“坏了”礼乐，诸侯正好借题发挥。迁入中原的羌人遇到了新的对手——建立了华夏中原观念的诸侯们。
羌与华夏共祖同源，但血缘的亲近并不能阻止争斗，政权也不会为血缘放弃些微的利益——大相径庭的生产生活方式让羌人的内迁成为了一种“错误”，垦殖手段的落后让人口逐渐拥挤。
渔猎游牧的羌人与时代农耕的华夏人为土地争斗不休。于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诸侯王们开始了“驱戎”。
天下诸侯王，无王不“驱戎”，无王不讲“华夷之辩”，羌人在战争中败落，只好迁居至现今的甘肃、青海、河湟地区。
时间到了汉代。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治羌校尉，专门管理羌汉经济纠纷，兼之令边民在边地屯田，监视羌民。这时，边境时而狼烟四起，时而偃武息戈。
天有不测风云。寒冷气候侵袭了中华大地，河湟地区也不例外。没人说得清气候的变化与东汉的诞生是否互为因果，但这两者叠加却真实地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命运——羌人因气候内迁。
此时此刻的羌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死而不僵的中央政权。东汉政权由地方豪族军阀扶植而起，这个得位不正的王朝不仅以谶纬之学替代孔孟儒学，更因畏惧地方势力而收缩王朝的地方军事力量，纵容豪族蓄养部曲私兵。
疾患成疾，脆弱又庞大的东汉王朝开始对羌人实行压迫、歧视、挑起内斗为主的政策，同时又收缩了地方军事力量。事由多因，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三国时期，在魏蜀吴的争斗之中，羌人再度迁入关中。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乱世，魏蜀政权里也有不少羌族将领脱颖而出。
守业建功的魏明帝英年早逝，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之变，建立西晋政权。西晋政权统治者内部爆发了风谲云诡的八王之乱，同姓王侯们援引起了那些平素被他们压迫、贩卖的“外族人”。
在残酷的统治下遇到适时的机会，包括羌在内的“五胡”发动叛乱，五胡乱华的混战就此拉开帷幕，父亲曾在曹魏政权任职的姚苌建立后秦政权。
唐宋元时，部分融入蒙古族与汉族，并迁徙至岷山一带。
明清两代，羌族加快了文化融入的步伐。明朝确立了以土司制度为主的羁縻制度，任命本地上层人士管理羌人。
明代，主张扩张抢掠的贵族土司纵容鼓励羌人抢劫粮车，占据城池。遇到此般情状，官员们希望以儒家经典教化骁悍的羌人们。
官员们兴学宫，造文庙，甚至在叛乱贵族的受降仪式上为其郑重地戴上汉冠。文化上的影响让部分羌人学会了汉话。
羌人可能难以想到，在几百年后会有比儒家教化更为深重的文化变革发生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
明清相交之际，中华民族正在经历未有之变局，时代的脉动推动着天下人的命运，羌人也深深地体会着此番变化。满清入主中原后，一改明末虚弱的地方控制手段——明朝皇帝将军收不上来的税，让大清国库盆满钵满；明朝管不好的地方，让大清帝国攥在了手心里。
在清代，帝国对羌人的改变不仅发生在上层人惯用的文教上，还发生在底层的风俗习惯上。
清国的官吏严格禁止了羌族女子“坐床召夫”和羌族寡妇可以私自成婚的习俗；此外，羌人沿用几千年的遗体火化习俗也被取缔。
这些官吏为何能深入羌人的日常生活？这便是清雍正朝施行的“改土归流”的功劳。
明代并非没有改土归流，但流官只有在世袭土司绝后或叛乱的情况下才可被任命，接任地方事务。相较而言，几代清帝的治边决心极为强大。
雍正为施行改土归流，在云贵及广西掀起了一片反抗改土归流的寨众受到镇压。各地土司在清廷的镇压下只好顺服，纷纷交出印信与军械。在乾隆年间，为收服躁动的藏地首领，安稳边境，乾隆又派鄂尔泰平定大小金川，加强了清廷在川藏地区的控制力。
在强硬的改土归流之下，羌族社会渐渐过渡，成为一个封建土地所有制社会。
康熙一朝的摊丁入亩政策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生育热情。后因人口膨胀，人口平均土地减少，其它民族迁入羌人居住地开垦，逐渐融入羌族。羌族社会也渐渐被汉人习俗吸引，出现一些大同小异的风俗习惯。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县，汶川等地扩大红军，征得近二千名红军战士。有一位红军战士甚至就是曾经的土司。
解放后，栖居于白云深处的羌族同胞们自由地出入大山内外。
他们坚守本色，在祖先的土地上耕耘发展，传播古老的文化，也不受排斥地迁居各地，为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出无疆大爱。从不断抗争到主动融入，羌族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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