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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与周恩来的去世时间相隔仅一年,美国的吊唁规格却有天壤之别

1971年,美国著名作家韩丁来访,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身,回答他的提问。

周恩来指指韩丁的妻子雷洲安,问:“你的爱人?”

问完他自己又笑了:“'爱人’一词,在英文中常被误译为'情人’,有时真难习惯这个叫法。对年轻夫妇还可以,但我怎能叫邓颖超'爱人’呢?我们结婚已经50年了。”

服务人员轻手轻脚地送来茶水和糕点。周恩来有时停下来,用水送下一些药片。

这不是一般的接见,而是一个座谈会。尼克松总统快要访华了,中美之间的接触将会展开。

来访者拼命记笔记,后悔没带录音机。周恩来已经叫服务人员送了次热巾擦脸了,在座的美国人也不知喝了几杯水了。

周恩来喝了一口水,感叹道:“从1945年到今天为止——才过了短短的26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候就会被人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去教育人民。”

告别时,周恩来破例拥抱了他们,而不是握手。客人们为此激动不已。

在微妙的中美外交刚起步时,蒋介石已经敏感地察觉到此事的不妙。但真正准确判断出美国在旋转中要与自己拉开距离,是尼克松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他的借口是美国经济困难。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证实:他将为“寻求美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出访北京。

这对蒋介石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一时间,台湾“朝野”乱了方寸,政府官员惊愕、愤怒,富人忙着转移资金到海外,地产价一跌再跌,社会治安空前混乱……

等待已久的“凯利”谋害计划又被启用。自亚非会议后,行动小组的成员已经换了两茬,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训练了第三代“凯利”。第三代“凯利”比前两代更加灵敏和凶猛。

1971年,行动小组得悉周恩来将在这年的10月访问法国。行动小组副组长赵某带着经过严格训练的第三代“凯利”警犬,从台湾移居巴黎,在凯旋门旁边的一家中餐馆,以厨师的身份潜伏下来。

因为按照法国的惯例,凡是来法国访问的国宾,一般都受夹道欢迎,并在凯旋门前停车,接受巴黎少女的献花。

如果周恩来这样的贵宾,又是早年留学的国度,所有礼节都不会减少。行动小组可趁此机会放出“凯利”。

在它将前爪搭在周恩来两肩的同时,即遥控引爆装在狗脖圈里的烈性炸弹……这计划即残忍又近乎天方夜谭。

可是,法国保安总局获悉,这个赵某“来法动机不善”,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同时,周恩来总理取消了这次法国之行。国民党特务筹划十几年的罪恶计划又一次落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签署了上海公报。

2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交谈。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尼克松:“那么主席把他叫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有时也叫匪了。”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跟他做朋友,比你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年开始。”

尼克松回国后,召见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通报大陆之行情况。尼克松轻描淡写地说,他和中共并无任何秘密交易,他不是那种背着他国而去谈判他国命运的人。

沈剑虹问尼克松:“周恩来是否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没有。我们在会晤中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在20分钟的谈话中,尼克松一直神态自若,音调平稳,一度还将右脚翘在桌子上。他露齿而笑,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兴冲冲的尼克松对周恩来有四个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其实,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远没有尼克松认为的那么好。从1966年开始,周恩来就得了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每当工作紧张或过度劳累后周恩来就发作心绞痛,并有心律不齐、心律过速等情形。从那时起,他每天吸氧,每日服药四次。

他的衣兜里始终装有硝酸甘油的小药瓶,直至1974年因癌症病重住院为止。

张医生总是随着周恩来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随身带着氧气袋和急救箱,而且忙得常常进了汽车,总理边吃饭,边听张医生念马上要用的文件……

即使那时,周恩来还记得蒋介石留在大陆的侍从医官,嘱咐人安排好他的生活。

周恩来也有一套自我保健的方法:不管多冷,盖薄被褥,脸用冷水而不用肥皂。

所以自六十年代起,他仅在71岁时患过一次感冒,几天调治很快好了。

为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的体形,再可口的饭菜也不过量,喜欢吃五谷杂粮。体育活动有三项:散步、做做体操或打打乒乓球。

晚年,他在夜间办公,每隔两小时左右到室外散步十几分钟,遇雨就在室内走几分钟,然后延长打球时间。

1972年,周恩来出现尿血,病势一天天加重。当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周恩来每天超负荷运转;又要处理国内的事件。

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张佐良看到病情太严重,就将情况报告了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叶剑英也觉事情严重,带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亲手送给毛泽东主席看,当面报告了周恩来的病情。

这样,毛泽东才了解了具体情况。5月,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为周恩来会诊,得出结论:癌症。

他仍然不停地工作。到1974年初,周恩来的病情明显恶化,恶性肿瘤发展很快,每天出血量都在100毫升左右,最多时达180多毫升c由于失血过多,他常感到头晕,身体无力,腹部异常疼痛。

1月2日,王树声大将病逝,他来向遗体告别。走出太平间时,他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只顾低头走路。

一名战士从侧面拽了下他的左臂,想取下黑纱。周恩来猝不及防,也是浑身无力,一个钢超险些跌倒。

他站定后愣了一下,弄清战士的意图后,反而歉意地说:“哦,对不起,我忘记放回来了。”

周恩来走后,其他工作人员都埋怨那名负责收黑纱的战士不懂事,差点把周总理拽倒,那战士委屈地说:“我没使多大劲儿。”

工作人员纷纷议论:“总理老多了。…也瘦了,脸上的老人斑特别明显……”

老人们的暮秋来到了。窗外已经刮起了寒风。

周恩来也预感到他的时间不多了。

1975年1月13日,瘦削、憔悴、面色苍老的周恩来身穿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最后一次走上四届人大主席台讲话。

报告很长,到他讲完时,已经累得双手颤抖,但他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台。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都是血。

3月20日,他将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9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10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这一年的国庆节,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了。躺在病床上,脑子却不能平静。他想把所有身后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

他甚至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严复对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翻译,曾激励了周这一代人。

周恩来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年去世的杨度。

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1927年成为共产党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剧作家夏衍与周联系。

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朋友,由此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组织才有了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

周恩来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

最后一次手术后,邓颖超给他带来了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他以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

邓颖超眼里含着泪,喉头哽咽着:“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月7日,周恩来的气息十分微弱,全天处于昏迷状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深夜11点,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恩来说完这最后几句话,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1月8日9时57分,一颗博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1月11日深夜11点。一辆车头扎着黑黄两色绸结的红旗麗轿车从八宝山返回。这是周恩来生前乘坐的车子。

司机也没变;司机的耳边仿佛又响起周恩来的声音:“开慢一点,马路是大家的,要照顾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

周恩来外出时,司机的车速一快,坐在后排的周恩来总要这样叮嘱。可现在,周恩来的座位上却换成了他的骨灰盒。

1月12日,周恩来的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里,供群众吊唁三天。

1月15日,周恩来的骨灰分装在四个白绸布袋里由飞机播撒在密云水库、天津和黄河上空……

蒋介石之死与周恩来的离去,前后不到一年。虽然两人都分别得到海峡两岸各种形式的悼念,但是从第三者——世界的反映来看,不难看出轻重和寡。

仅以与国共两党的老对手和盟友美国为例,便可见一斑。蒋介石去世时,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往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

福特对蒋介石的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同是一个福特,在周恩来去世时,却表现出极大的沉痛。他从白宫发出的吊唁声明说:“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会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来自华盛顿的综合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逝世是世界上一件大事,在美国引起的震动也是一件大事。

在人们记忆中,这恐怕是3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美国报纸和电台报道范围最广、时日最多的一次(肯尼迪总统被刺当然是例外)。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受到美国报纸这样范围广泛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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