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的电子监视行为何以发生

阅读准备

你会监视恋人的社交媒体吗？

你可以接受来自恋人的电子监视吗？

人们说，爱一个人就会想要了解对方的一切，那么偷偷窥视对方隐藏的社交媒体账号，期待时刻掌控对方的动向，是否就是理所当然的举动？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人际电子监视，包含着怎样的行为逻辑？

本期分享的论文《亲密关系中的电子监视行为何以发生——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正是与该现象有关，它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福格的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理论基础上，尝试超越以往对监视的权力批判，进一步建构大学生亲密关系中人际电子监视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1

 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影响因素有哪些？

社会学家大卫·里昂（David Lyon）指出，互联网的共享性、可见性和曝光性促使我们进一步迈入“监视文化”。

监视已弥散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一种“惯习”。

人际电子监视是不涉及公私机构，由个人发起的，主要应用于亲密关系中的社交媒体监视行为。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习以为常地查看彼此的个人资料和发布的内容。

本文以微博这一媒介属性相近、用户数据较多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监视媒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结合深度访谈，自下而上整合、补充并构建人际电子监视行为模型，以期反映现实社会内在的结构和“症候”。

在主轴式编码过程中，基于福格行为模型，本文对开放式编码过程中获得的9个范畴进行聚敛收缩，最终得出有关人际电子监视在大学生亲密关系中行为逻辑的4个主范畴。

福格行为模型：

2009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福格（Fogg）提出福格行为模型，在福格看来，人的行为可以被拆解为动机、能力和触发条件三要素，只有当三个要素同时满足时行为才会发生，即 B=MAT。一个行为之于用户的动机越高、所需能力越简单、触发越有效，就越容易促使用户完成。

本研究证明了福格行为模型中的三个要素，即“行为能力”“触发条件”“行为动机”有效适用于人际电子监视的行为研究，是构成亲密关系中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重要影响要素。

此外，本研究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对福格行为模型进行补充，将“行为阻力”也作为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主要编码范畴。

通过探索四个主范畴的关系并形成意义系统，笔者构建了大学生在亲密关系中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完整模型系统。

（下图）

#2

 人际电子监视的行为动机

 我为什么愿意电子监视我的恋人？

通过扎根分析，本研究得出不确定性、焦虑依赖和情感投资是驱动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动机，并结合福格对行为动机的三个划分维度进行了总结提炼。

福格将行为动机分为三个维度：

其一，感觉层面，受原始生理或心理反应的主观驱动力；

其二，预期层面，对未知结果的一种主观判断倾向；

其三，社会层面，受人的社会性特征所支配的行为动力。

预期层面：亲密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管理

减少不确定性是各种形式信息搜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对于社交媒体的监视者而言，监控这种真实的、畅所欲言的表达场域，是减少不确定性的核心途径，可以为亲密关系中的社交筛查、真相寻访、威胁监测提供更真实的信源。

感觉层面：焦虑依恋导致的情感联结

亲密关系中存在一种焦虑依恋感觉，它源于成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产生人际电子监视行为动机的关键因素。

75%的受访者同时具备焦虑型依恋和人际电子监视的特征。

依恋风格、错失焦虑和关系质量是焦虑依恋这一感觉要素的核心来源。

总的来看，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总是渴望高度专注、高度痛苦、高度频繁地与亲密关系的另一方建立密切联系，又矛盾性地害怕“自己表现得特别热情会吓跑对方”，由此人际电子监视成为了首选策略。

社会层面：高情感投资下的止损策略

社交网站上的人际电子监视行为是降低情感投资潜在风险的关系维护策略。

卡里尔·鲁斯布尔特（Caryl E.Rusbult）提出了“投资模型”。

他指出，在亲密关系中存在投资行为，情感投资即为投入到关系中的资源数量和价值，如亲密度、共同的朋友和金钱。如果亲密关系结束，这些依附于特定关系的情感资源将会贬值或彻底失去。

高水平的情感投资会加强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投入的承诺水平，并催生出强烈的有关忠诚的诉求——要求被投资者忠于自己。

通常情况下，在亲密关系中存在重大投资的个体并不会轻易结束一段关系，相反会小心翼翼以免遭受重大投资损失。

对于害怕卷入不健康关系的大学生而言，83%的受访者表示，在精力、时间和物质投入较多的亲密关系中更容易使用人际电子监视进行关系维护。

#3

 人际电子监视的行为能力

 什么能让我实现监视的目的？

受到福格的启发，本研究通过扎根分析提炼出亲密关系中人际电子监视的行为能力，即媒体监视可供性和主体监视上手性，两种因素保障着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可能性和完成度。

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行为能力是行为转化的技术保障。所谓行为能力，是指为了促使目标行为发生的相关能力。

福格强调，行为能力的提升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技术层面通过算法程序简化操作指令和行动路径，其二是在个体层面通过社会实践养成和强化既定能力。

媒介监视可供性

监视可供性即在技术赋能下帮助、辅助、支持、促进主体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人际电子监视的可能性。社交媒体可以提供两种监视可供性：

其一，前台视觉展演，扩大信息液态流动。

微博设置了自我披露和呈现的诱导装置，吸引用户将微博作为前台展演的重要窗口。这种弱关系、强互动、高表达的社交机制，促成了参与式监视的氛围。

其二，平台算法推荐，提升在线追踪能力。

社交媒体上的数字痕迹可以被存储、记录、分析，用户的现实人际关系“透明化”，最终形成一条可持续追踪的、无止境的线索链路。

主体监视上手性

社交媒体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具备“监视上手性”的特殊用具，监视主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上手程度影响着监视行为的完成情况。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中指出，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人类的行为活动、对世界的认识都离不开“用具”，当使用者在操纵用具时感到得心应手、融为一体时，亲身上手的实践经历使其成为上手状态的存在者，具有“上手性”的属性。

调查发现，当个体熟练掌握社交账号 ID 获取能力及搜索实践能力时，就会推动电子监视行为的顺利完成。前述影响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动机还会驱动上手实践的主动学习和不断完善。

#4

 人际电子监视的触发条件

 什么让我决定开始电子监视？

触发条件对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提供了正向调节和助推作用。

研究发现，人际电子监视的触发主要缘于一些突发情况，根据功能可分为两种：其一，能够推进个体实施目标行为的火花；其二，能够降低个体实施目标行为的能力要求的推进器。

以内部人际冲突作为触发火花

亲密关系内部产生的人际冲突是威胁亲密关系、强化行为动机、触发人际电子监视行为产生的火花。

对于低动机、高能力的用户而言，需要更多的火花来激发他们的行为动机。所谓火花，具有突发性、刺激性、驱动性的特质，折扣广告便是刺激用户产生消费行为的触发火花。

通过聚类分析得出，人际电子监视行为的催化火花可细分为情境性冲突和关系性冲突。

情境性冲突主要指亲密关系双方所处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双方产生分歧或争论。尚未构成亲密关系破裂的威胁。

关系性冲突则主要指亲密关系双方陷入了对抗境地，对亲密关系的存续产生了较大威胁。

甚至，当关系中的一方提出撤回情感投资（分手）的要求时，高情感投资的一方还会进行持续性的人际电子监视。

以外部媒介信号作为推进器

社交媒体上的媒介动态信号是提升行为能力、触发人际电子监视行为产生的推进器，其中以动态弹窗最为典型。

对于高动机，低能力的用户而言，需要一个推进器来简化行为发生的流程和减少投入的资源，让个体在收到触发后即时反馈和执行，“立刻安装”这个交互按钮便是刺激用户只需通过一个动作即可完成产品安装的触发推进器。

监视行为的发生往往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简化监视路径、突然出现、隐含关键信息的动态弹窗可被视为提升监视行为能力的动态信号。

此外，研究发现这类动态弹窗还具有审查不正当关系的监视能力。

#5

 人际电子监视的行为阻力

 我为什么停止电子监视？

行为阻力主要指监视客体和监视主体阻碍电子监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行为能力和行为动机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亲密关系中的人际电子监视行为还存在监视抵抗和主观规范两种影响因素，导致监视客体日渐缩小可见范围，也反映出监视主体日益突显的伦理素养。

监视抵抗弱化行为能力

被他者监视的经历会促使监视客体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抵抗反应。很多被访者在谈及被监视的经历时都会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压力。

监视客体也会采取监视策略弱化监视者的行为实施能力。

具体表现为：第一，防御式的技术干预，通过“设置该动态仅自己可见”、“关闭微博账号”、“新建一个微博小号”或“谨慎检查微博内容是否会触犯对方雷区”等方式修改个人可见视窗或可见内容，降低能见度和清晰度；第二，进攻式的技术干预，通过“监视对方的访问痕迹”等方式进行反向监视。

主观规范削弱行为动机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面对监视客体的抵抗行为，监视主体会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规范，以规避社会压力。

一、感知压力，规避数字失礼。

90%的受访者表示，基于社会压力及监视暴露的潜在风险，每一次的监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主观规范的影响，从而限制个人监视行为的深度、广度，避免对他人隐私的过度侵犯。

二、纠正行为偏差，重拾社会规范。

80%的受访者表示过度的人际电子监视会让监视者偏离当下社会规定的角色规范、违背社会期望的角色形象，成为一种偏差行为。

作者介绍：

苏状：东华大学传播系教授；骆文佳：东华大学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