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系统性考察2022年以来新浪微博、抖音、B站、知乎四大平台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治理行动措施，并结合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用户反馈发现，在非对称关系的作用下，用户对平台日常化的网络暴力治理成效认可度不高，认为平台治理存在形式化监管、差别化对待，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等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其中，网络暴力近年来发生率持续增长，施害和受害对象日益扩大化、低龄化，并造成日益严重的实质性伤害，成为网络生态治理中最受瞩目的社会难题之一。2022年4月和11月，中央网信办先后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尽管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出台系列措施，从技术识别、干预保护、追责处置、引导教育和补助救济等多个方面试图实现对网络暴力的全链条治理，但从实际治理效果来看，网络暴力不降反增，诸如“粉发女孩因网暴离世”“刘学州事件”等极端恶性事件依然时有发生。
本文通过系统性考察2022年以来新浪微博、抖音、B站、知乎四大平台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治理行动措施，并以新浪微博作为代表性平台考察用户对于平台网络暴力治理的反馈，分析平台主体责任的困境。
网络暴力治理中的
平台角色与实践：
日常规制的“守门人”
网络空间治理模式问题，关键在于哪个主体发挥主导作用，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所处位置在哪[1]。由于互联网平台在数字社会扮演着基础设施角色，因此平台规制是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底层逻辑。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互联网平台作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既是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之一，也是重点规制的三大管理相对人。
2020年以来，互联网平台治理从以事后监管为主的“运动式治理”“事故性问责”转向以常态化监管与制度化建设为主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穿透式监管格局[2] [3]。在穿透式监管格局下，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社会的信息传播枢纽被赋予“守门人”的职责[4]。以平台为抓手落实网络暴力治理是因应平台社会的发展逻辑，从数字信息生态的平台依赖（platform dependence）[5]的根源着手。有研究指出，虚假新闻与不实信息、仇恨言论与极端主义、在线骚扰与网络暴力等失范现象由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以及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与商业利益共同塑造，而平台往往决定着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6]。《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明确互联网平台对于网络暴力的治理需从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严防网暴信息传播扩散、依法从严处置处罚四方面入手。如表1所示，目前以新浪微博、抖音、B站、知乎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网络暴力行为。其中，诸如网暴模型搭建、负面信息过滤、一键举报、私信设置、黑名单制度、违规内容清理、账号封禁、公示公告、发布防暴指南等已经成为各平台网暴治理的标配动作。此外，新浪微博和抖音平台考虑到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伤害，分别增加了事后关怀的补助救济。新浪微博当检测到用户搜索“网络暴力”“网暴”关键词时搜索页面结果优先展示文明提示语以及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热线相关信息；抖音则推出“心情暖宝宝”助手，与负面情绪用户进行对话，视情形严重程度引导用户进行线下就诊。如表1所示，新浪微博出台的网络暴力治理工具最为全面。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以新浪微博为研究对象，收集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微博管理员自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底以来公开发布的涉网络暴力治理博文42条（涉及27623转发数、18245评论数），并利用知微传播分析工具获取相关博文的传播路径、用户情感值等数据[7]。新浪微博平台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的网络暴力治理可以归纳为三个重要阶段：（1）2022年1月，因“刘学州事件”发布相关处置与排查公告；（2）2022年6月至9月，集中上线或升级网络治理相关功能，包括“一键举证”“一键防护”“微博防网暴功能实用指南”“评论友善引导”“个人主页展示评论”“消息箱评论折叠”“微博协管员”等；（3）2023年3月至5月，每周发布《微博网暴治理工作周报》，公示治理数据（机器拦截不友善内容、人工清理违规内容、主动禁言违规用户的相关数据，如遇重要网暴事件，会针对性发布相关处置情况）。但从用户的情感倾向判断来看，在第一、第二阶段用户对新浪微博的网暴治理举措以正能量情感为主，尤其是进入2023年以来，用户情感倾向出现明显的负向倾向。如表2所示，本文进一步筛选出用户情感值最高和最低的5条博文可以发现，2022年1月，新浪微博第一时间因“刘学州事件”的恶劣影响研究上线“一键防护”模式，获得了社区用户的强烈支持。其后3月，新浪微博也在测试期间细致地对“一键防护”功能问题进行解答，用户不仅普遍支持平台相关做法，更积极提出建议。在此期间，新浪微博还发布了一则“对某用户发微博称遭受网暴并选择轻生”的情况排查，让受害者得以摆脱历时5年的谩骂和攻击。这一博文极大鼓舞了普通网民的情绪，提升了普通用户对于官方账号治理网络暴力的信心。当平台的网络暴力治理进入常态化阶段后，用户情感倾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从最初的振奋变为对平台治理乏力的失望。结合相关博文中的用户转发和评论文本，可以发现用户的负能量情感指向了网络暴力治理中平台与用户的非对称性关系，用户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当用户积极参与网络暴力治理，试图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与平台合作时，遭遇平台冷处理，因此被质疑“举报无效”。例如有用户表示“许多次拨打4000960960都是机器语音，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转接不到人工客服”。其二，网暴治理过程中存在正常评论被屏蔽、非网暴账号被封禁的“误伤”，且无法通过投诉等方式找回用户数字资产，同时被举报的网暴言论判定成功的概率极小。其三，网暴治理过程中对账号属性存在区别性对待，对于具有流量效应的营销账号、大V账号乃至bot账号具有高容忍度。可以说，网络暴力治理作为内容生态治理中的典型案例，暴露了当下平台治理框架下多元主体难以在非对称性关系下实现有效协同。这种非对称性关系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政府监管部门与平台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平台既是政府的监管对象也是公权力主体的合作者，参与、代理和介入社会管理职能[8] [9] [10]，而平台本身具有的双重身份困境[11] [12]反而造成自治规则正当性基础存疑[13]、价值偏好突出[14] [15]、公开透明性不足[16]等问题。第二，用户及其他社会组织等主体与平台之间的非对称性参与。2020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深化网络治理过程中，内容治理方向转向更为宏大的“生态层面”，并通过治理信息内容生态来整合社会组织与群体的“双重中介”模式[17]。但在实际过程中，用户及其他社会组织在日常网络治理中与平台缺少实质性的互动，导致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中“政府—平台—用户—社会”之间未能形成节奏一致的集体行动，且矛盾集中于“平台—用户”为代表的治理链条。在全社会形成“苦网暴久矣”的情感氛围下，平台虽然为用户参与社区共治提供了相应渠道，但在以账号处罚为主的治理机制下造成了形式化问责甚至损害个人合理权利的反效果，导致用户对平台内容生态治理的信任度下降，无法进一步激发其参与共治的意愿，最终导致平台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生态进一步恶化。2023年6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预示着网络暴力治理将从“法不责众”转向明确“罪与罚”的阶段。法律层面的保障将进一步推动全社会范围内对于网络暴力治理的集体行动，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在集体行动氛围下促进平台与用户、与社会力量的有效互动，多方合力促进网络内容生态向良性价值观转向，值得深思。
第一，以意见领袖账号、机构账号、营销账号治理为重要抓手，发挥普通用户的监督职能，以此形成示范效应。在网络暴力事件中，不同类型账号发挥的作用和地位存在明显不同，有学者将其分为“关键人群”和“推波助澜群”[18]。在当前网络内容生态仍然受制于流量效应的情况下，重点关注平台内容生产中的头部账号，以开设专区的方式发挥普通网民的监督职能，对可能恶意发起或以各种形式助推网络暴力的活跃账号加大处罚力度，甚至主动与公安部门衔接，对占据强势传播地位的账号形成震慑。第二，在持续推进算法识别和技术审核的过程中，建立第三方协管机制，发挥社会化监管效能，对网络暴力事件中反映的情感/价值偏好、平台审核不规范等问题予以纠偏。目前国外部分研究表明，积极的用户参与能够让产生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虚假新闻在用户补充、纠错的机制下达到自净化效果[19]，从这个角度出发，网络暴力的治理更应该建立第三方协管机制，推动“以人为本的参与式治理”，让相关用户、专业媒体、行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在网暴治理的不同环节发挥协管职能。第三，网络暴力治理应形成跨平台联动机制，以统一行动和同一尺度对网络暴力的关键传播账号进行数字断连。当前网络暴力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多平台跳转的传播特征，新浪微博、抖音、网络社区等既可能是网络暴力的信息源头，也可能是网络暴力发生的集中场所。一旦信息积累到规模流量后，就会迅速突破平台界限在全网发酵。在此过程中，急需各网络平台根据事态演化路径对涉网暴账号及时处置，避免因平台间的社群文化和情感价值偏好差异造成次生灾害。同时，平台间应建立机制及时共享相关事件中的网络诽谤者、网络侮辱者、个人信息侵犯者、线下滋扰者、恶意营销者的实名信息及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全网各平台进行封禁，并保留相关账号的信息数据，以备司法部门询证。【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资助（项目批准号：21CGA03）】[1]李晓东，戴佳.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趋势和挑战[J].全球传媒学刊，2017,4(02):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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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究说明：1. 本研究的原始微博文本由笔者自行收集，传播路径分析与用户情感值等数据均由“知微传播分析”（https://www.weiboreach.com/）提供。2. 本研究的情感值是通过对该微博的转发文本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后，分别按序统计出现的正面高频词和负面高频词的频数，再经过系统处理计算。根据情感值数据划分为正能量情感、中性情感、负能量情感三类。3. 需要说明的问题：微博传播数据分析转发量需达到30条。在全部42条博文中，有3条博文因转发量不足30无法分析；另有2条博文虽然达到转发数最低要求，但因“该微博地址链接已被删除或者该微博转发列表被限制查看！”无法分析，因此实际分析的博文数量为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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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艳艳：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方师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辛艳艳,方师师.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平台主体责任困境[J].青年记者,2023(13):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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