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全香老师讲述父亲的遗训
钟冶平：傅老师，请问您是怎样走上越剧舞台的？
傅全香：我走上越剧舞台完全是我父亲的意愿。我父亲是一个农民，在村里是一个活跃分子，婚丧喜事都要参加，吹拉弹唱样样会，他还能当演员，唱起来嗓子好的不得了。因为我的家里比较穷，祖母二十八岁就守寡了，家中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我父亲在儿子中是老大，读过几年私塾，认识几个字。我十岁出来学戏，我祖母和我母亲是不同意的，那天早晨是父亲把我背到兴福庵去的，他是我艺术的启蒙老师。
钟冶平：当时您和科班签了关书没有？
傅全香： 我的关书是父亲代我签的，每个人都有“生死有命”这句话，就是哪怕出现了任何问题，也只能认命。我在兴福庵里学了三天就偷偷逃回家去了，为什么要逃跑呢？我看到那些已经在学戏的小姑娘，师父经常要打骂她们，我看了很害怕，于是就逃走了。结果父亲把我抓住又送回兴福庵，他说你好好学就不会挨打，你要是不听师父的话，也是要挨打的。
傅全香少年学艺旧址
钟冶平：那时，您挨了不少打吧？
傅全香：学戏时，师父倒是没有打过我。因为我是山里姑娘，屁股老是坐不住，有时太调皮了，所以挨了师父不少的打。那时经常要打满堂红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打过来，我们都很害怕，师父是很严厉的。
钟冶平：您是和袁雪芬老师一起学戏的吗？
傅全香：是的，我和袁雪芬都在“四季春”科班，她和我关系很好，同睡在一个床铺上，天热时袁雪芬就拿着一把桃花扇煽风凉。师父说，袁雪芬唱青衣，叫我唱花旦，那时我又不懂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反正就是所有的丫环都是我演的，一篮子的小姐都是袁雪芬演的。
越剧《西厢记》袁雪芬饰崔莺莺、傅全香饰红娘
钟冶平：学戏的生涯很艰苦吗？
傅全香：那是很艰苦的。我们练功就在兴福庵对面的小河边，前面有一棵大树。现在演员们练功有练功房，有练功的毯子，条件多么好。我们当年就在大树旁，很多小孩子站成一排压腿，哪怕是刺戳进去也不敢响，有块尖石头也不管的，师傅叫你练，你就要扑上去练，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天刚亮我们就起来练功，几个钟点练下来，水都喝不上一口。学文戏时，老师口传心记，我们站成一排唱戏，一个师父负责教学，一个师父负责罚打手心。我的手掌不知挨了多少棍子，我实际上已经会背了，但是一看到师父手上的那根棍子，脑子里好像浆糊了一样，什么都忘记掉了。
1956年拍摄于上海
钟冶平：您在科班学了多少时间？
傅全香：我们在科班学了半年就“串红台”了，就是化妆彩排演出，我做丫环。那时我个子小，头后面不是有个发线吗？发线像拖地板那样拖在后面，我不是走上去的，是被抱上去的。我看到台下黑压压的那么多人，吓得哇的一下子哭了起来。鲍金龙师父走过来，把我一脚踢了出去，从此我登上了舞台。
钟冶平：当时您的脑子里可能是一片空白？
傅全香：真的是一片空白。我硬着头皮唱“我奉小姐一次命，姑爷要去通报信”，有的观众站起来大叫起来，说唱的那么难听，这样的人还会出山吗？真是没有办法，跑出来擦干眼泪还是上台，坚持把戏演完。我永远记得是父亲背着我去学戏，逃跑了又抓住送回戏班的情景，永远记得是金龙师父一脚把我踢上了舞台。
傅全香《恒娘》饰恒娘 1940年
傅全香：我常常思念父亲，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一九三七年他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更大，那年我才十四岁，那时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整个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
钟冶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傅全香：那一年父亲在科班打鼓，为越剧名伶施银花和屠杏花打鼓，她们在戏班当客师。我们在宁波天蟾舞台演出时，那个舞台很大，乐队在楼上，和演员的距离比较远。那时又没有话筒，根本听不见她在唱什么。我父亲心情紧张，怕为名伶打鼓配不好，心里很有压力。我们家贫困交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没有钱看医生，没有钱治病，家里负债累累，因此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
钟冶平：有时真是越紧张越容易出事。
傅全香：是的。有一天，施银花大姐演出时，父亲打鼓的节奏没有给她配好，施银花大姐很生气，责问他为什么没有配合好，我父亲本身就已经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内疚，他当场就口吐鲜血了，这个血不是一口一口吐出来的，而是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的。实际上我父亲已重病在身，但为了生活他还是咬紧牙根。当时我母亲也在这个科班，因为我父亲是打鼓的，所以允许我母亲带带小孩子，洗洗衣服，管管铺房，打扫清洁卫生，其实就是一个保姆。班里给我母亲每月三块钱，在我们家来讲是一笔主要收入，家里有八岁的妹妹，还有六十岁的祖母，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还清债务。
傅全香早期剧照
钟冶平：父亲倒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全香：那一天我父亲吐血后，第二天他叫我陪着他到宁波的老钢桥转了一圈，回来后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第三天我父亲就开始发高烧了，我们不可能去请医生看病，因为我们没有钱，请不起。父亲哆哆嗦嗦地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他向屠杏花大姐托孤，叫屠杏花认我做妹妹，要她教我学戏，教我学文化。他递给我一本蓝色封面的账本，第一页上写着四个字，“父债女还”。账本里都记着我父亲的债务，最多的十块，最少的八块，都是向家乡的伯伯叔叔们借的，上面写得很清楚，“父债女还”。
父亲托孤屠杏花
钟冶平：这个场面真是太悲惨了。
傅全香：父亲对我说，看来我的这场病是好不了了，他叫我孝顺祖母和我母亲，因为我母亲还年轻，才三十多岁，叫我承担培养妹妹的责任，叫她好好读书。父亲要我勤奋，任何事情都要努力，学戏要好好学，你的眼睛都不能眨一眨，因为以后有一大笔的债务，将来只有你来还了。父亲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有本事的人多的是。等到有一天你的名字挂上了霓虹灯，也就是讲你挂了头牌，做了一个名角，有了地位，你还是要记住，你永远是一个小学生，你毕不了业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师父，千万不要忘记你的伯伯叔叔，千万不能忘记为你抬轿的人，你永远不要夜郎自大，骄傲的人是没有多大出息的。
钟冶平：您的父亲是在哪里去世的？
傅全香：父亲是搭乘送信的邮政车回嵊县老家的，三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祖母、娘娘、叔叔、舅舅后来告诉我，父亲回家三天后他就走了。三天里的每天早晨，他就躺在一张家里的破竹椅上，手上拿着我的照片，面孔朝着宁波方向，拿着我的照片看了三天，一直到去世。（哭泣）
傅全香在父亲碑前
钟冶平：父亲去世后，您回去了吗？
傅全香：父亲去世后我没有回去送终，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痛。直到有一天，我的名字真的挂上了霓虹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做坟，以尽我的孝心。我要让家乡的小辈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就是我要给我父亲立碑的意图。几十年来，我按照父亲的教导做人做事，不管人生的道路如何风风雨雨，不管舞台的生涯如何坎坎坷坷，人生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我永远牢记父亲的遗训，堂堂正正地做人。
以上文字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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