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如何应对瘟疫的?穷人孝子可以免费治疗|王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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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西平
在古代各种大规模爆发的病疫时有发生,就拿明代来说,276年间发生了75次较大范围的瘟疫(也有37次、39次、69次的说法)。张志斌在《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一书中共收录明代疫病 176次。陈旭博士却认为明代瘟疫为180次。不管怎么说,明代瘟疫多发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痢疾、伤寒、疟疾,鼠疫也大面积流行。加之旱灾、蝗灾、涝灾、地震、雪灾、盗匪轮番绞杀,使得明代财匮力尽,百姓罢敝,民不聊生。“大荒之岁,必有疾疫”,每一次瘟疫来袭,注定民众死亡无数。据明朝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县疫死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000余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瘟疫大流行,死者无数。光看这些五百年前的数据,大家可能无感,微观一点讲吧:如景泰七年(1456年 )“十月癸卯……又湖广黄梅县奏:‘境内今年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干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惺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恸地,实可哀怜。死亡者,已令里老新邻人等掩埋;缺食者,设法劝借赈恤’”。可见瘟疫真是猛于虎啊,仅仅一个春夏交替之际,全家灭绝者多达七百余户,可谓悲惨至极。数据是冰凉的,也是恐怖的,不过较于以往朝代,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在中央设立太医院,王府设良医所。其中太医院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遇到疾疫时,要参与政府的救治活动,救治项目包括措置药物,或为汤液丸或膏随病所宜,但施救的对象主要以京城皇家贵族为主,并兼顾城外百姓,比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京郊闹饥荒,流民涌入京城,皇帝怜悯苍生,招集群臣详议,并最终决定“凡京赈饥民,病不赴医者,……太医院仍给药调治”。瞧瞧,那时候得了病,即使不主动去求医,只需打120,太医院会派医者亲自上门调药,这服务够十二星了。明代洪武三年,在府、州、县以及边关卫所设置了惠民药局,并配设医生、医士或医官。瘟疫灾害一旦发生,惠民药局会第一时间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这些药既有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的,也有平价惠民的,要视具体情况来定。举个例子吧,据《贵州通志》载,普安有个军士名叫盛全,“家贫而孝母,尝病,斋戒祈祷,愿以身代,又三年,母病垂危,全乃刳腹出肝刲之死而复苏和,进母母病复愈”。意思是说,盛将军因母亲病情沉重,跑到庙里祷告,乞求自己替代母受病。回家后,用刀割肝(未死)为母配药,母亲病情立刻痊愈。刮肝配药,到底能不能治好病,文艺家大肆渲染的悲情笔法不可全信,但地方惠民药局念盛全一片孝心,免费馈药却是事实,“给医药以治,母子俱 (获 )全 ”。不过惠民药局“设官不给䘵”,有点像现在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有人事编制无财政拨付。既然如此,那么惠民药局的运营经费是从何而来的呢?一方面靠自主行医售药取得收入,或者,政府采购药局的药材作为进补,另一方面,由官府出钱置田,以出租之租银,为惠民药局之经费补贴。在明代,基层瘟疫救治,由中央太医院指导地方药局,派遣医疗卫生主管领导巡视灾区疫情 ,并由惠民药局组织人员散发药物。只是大明虽有医户,但太医院的京师名医数量有限,惠民药局也是自负赢亏,药师力量薄弱,凭这些,是无法满足天南海北瘟疫对医者的需要。所以,政府尽可能多方发动民间力量参与,但凡参与救助的人,既有地方王侯也有诸地官员,有官方医者也有民间郎中,有儒生、或豪绅、贵族以及兼习医术者也参与其中。例如洪武初有个医师叫钟实可,此人“潜心于医”,“遇疾不以贫富,与成药不责其偿,大疾疫则躬视而治疗之,贫者并遗之薪米”,真乃侠医也。再如,永乐四年,进士魏源巡按陕西时,西安发生严重瘟疫,除了向皇上请奏减免税收外,魏进士还督促当地政府措置药品发放疫区,同时搜寻民间良医到各地施救。宣德年间,明朝宗室灵丘王朱逊烇虽然“为人骄侈”,但据《大同府志》,此人“好学工诗,尤善医”,有一年大同地区闹瘟疫,朱逊烇“遣医载药,遍诣乡村治之,给至三万余帖”“施药活病,遇井投之”,全活者难以数计,乡民颇多感激。再比如明朝成化年间,兵部尚书王竑在总督淮扬漕运兼翅抚该地时,面对饥荒和疫情,他“先发漕米数万石赈”,并发动富人捐粮赈济,“又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择良医四十軰属以视药食令无失所,活垂死之民余二百万”,专门设立病医疗站收容无家可归的病人,并精选医技高明的医者专门照料病者 。成化十八年,第四代平江伯陈锐在淮扬一带总督漕运时,当地大疫,死者无数。陈锐“煮糜施药,多所存济”,且“日给米一升以资糜粥”,百姓“所活甚众”。弘治年间,南京光禄寺卿王绍,家居时恰逢大疫,王绍捐出自己的工资雇医,使得“ 存活者十之七州刮”。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间儒善之人,也常雇医救人。如明初人士韩性,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却乐在周济穷乏。某年乡里大疫,人们劝他不要去染疫之家。而韩性根本听不进去,带上随从前去救助,甚至将患者抬到自己家里,直到其痊愈。韩性拥有极好的声名,街头巷尾的壮汉、老翁,甚至小儿仆役都尊称他为“韩先生”。明代徽州绅士画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崇祯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加速了大明的灭亡。这场温疫始于山西,很快传到河北,崇祯十四年(1641年)传到北京,两年后,在首府大面积铺开,造成约20万人口死亡,“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面对瘟疫,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无不与瘟神搏斗,并采取了多种施救措施。即使是捧着暮霭沉沉暮云恻恻的垂危河山,崇祯皇帝仍不忘拼尽余力,大施皇恩,下诏释放轻刑罪犯,发放钱币治疗疾病,掩埋五城外露尸骨。其时民间也不乏能者,京城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官员,他发明了一种放血疗法,效果不错,只可惜啊,纵使医技万般高超,能平得了瘟疫,却无法挽回大明江山化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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