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如何应对瘟疫的？穷人孝子可以免费治疗｜王西平

 作者 王西平

在古代各种大规模爆发的病疫时有发生，就拿明代来说，276年间发生了75次较大范围的瘟疫（也有37次、39次、69次的说法）。张志斌在《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一书中共收录明代疫病 176次。陈旭博士却认为明代瘟疫为180次。不管怎么说，明代瘟疫多发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痢疾、伤寒、疟疾，鼠疫也大面积流行。加之旱灾、蝗灾、涝灾、地震、雪灾、盗匪轮番绞杀，使得明代财匮力尽，百姓罢敝，民不聊生。

“大荒之岁，必有疾疫”，每一次瘟疫来袭，注定民众死亡无数。

据明朝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县疫死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000余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瘟疫大流行，死者无数。

光看这些五百年前的数据，大家可能无感，微观一点讲吧：如景泰七年(1456年 )“十月癸卯……又湖广黄梅县奏：‘境内今年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干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惺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恸地，实可哀怜。死亡者，已令里老新邻人等掩埋；缺食者，设法劝借赈恤’”。可见瘟疫真是猛于虎啊，仅仅一个春夏交替之际，全家灭绝者多达七百余户，可谓悲惨至极。

数据是冰凉的，也是恐怖的，不过较于以往朝代，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在中央设立太医院，王府设良医所。

其中太医院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遇到疾疫时，要参与政府的救治活动，救治项目包括措置药物，或为汤液丸或膏随病所宜，但施救的对象主要以京城皇家贵族为主，并兼顾城外百姓，比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京郊闹饥荒，流民涌入京城，皇帝怜悯苍生，招集群臣详议，并最终决定“凡京赈饥民，病不赴医者，……太医院仍给药调治”。瞧瞧，那时候得了病，即使不主动去求医，只需打120，太医院会派医者亲自上门调药，这服务够十二星了。

明代洪武三年，在府、州、县以及边关卫所设置了惠民药局，并配设医生、医士或医官。瘟疫灾害一旦发生，惠民药局会第一时间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这些药既有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的，也有平价惠民的，要视具体情况来定。

举个例子吧，据《贵州通志》载，普安有个军士名叫盛全，“家贫而孝母，尝病，斋戒祈祷，愿以身代，又三年，母病垂危，全乃刳腹出肝刲之死而复苏和，进母母病复愈”。意思是说，盛将军因母亲病情沉重，跑到庙里祷告，乞求自己替代母受病。回家后，用刀割肝（未死）为母配药，母亲病情立刻痊愈。刮肝配药，到底能不能治好病，文艺家大肆渲染的悲情笔法不可全信，但地方惠民药局念盛全一片孝心，免费馈药却是事实，“给医药以治，母子俱 (获 )全 ”。

不过惠民药局“设官不给䘵”，有点像现在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有人事编制无财政拨付。既然如此，那么惠民药局的运营经费是从何而来的呢？一方面靠自主行医售药取得收入，或者，政府采购药局的药材作为进补，另一方面，由官府出钱置田，以出租之租银，为惠民药局之经费补贴。

在明代，基层瘟疫救治，由中央太医院指导地方药局，派遣医疗卫生主管领导巡视灾区疫情 ，并由惠民药局组织人员散发药物。只是大明虽有医户，但太医院的京师名医数量有限，惠民药局也是自负赢亏，药师力量薄弱，凭这些，是无法满足天南海北瘟疫对医者的需要。所以，政府尽可能多方发动民间力量参与，但凡参与救助的人，既有地方王侯也有诸地官员，有官方医者也有民间郎中，有儒生、或豪绅、贵族以及兼习医术者也参与其中。

例如洪武初有个医师叫钟实可，此人“潜心于医”，“遇疾不以贫富，与成药不责其偿，大疾疫则躬视而治疗之，贫者并遗之薪米”，真乃侠医也。再如，永乐四年，进士魏源巡按陕西时，西安发生严重瘟疫，除了向皇上请奏减免税收外，魏进士还督促当地政府措置药品发放疫区，同时搜寻民间良医到各地施救。宣德年间，明朝宗室灵丘王朱逊烇虽然“为人骄侈”，但据《大同府志》，此人“好学工诗，尤善医”，有一年大同地区闹瘟疫，朱逊烇“遣医载药，遍诣乡村治之，给至三万余帖”“施药活病，遇井投之”，全活者难以数计，乡民颇多感激。再比如明朝成化年间，兵部尚书王竑在总督淮扬漕运兼翅抚该地时，面对饥荒和疫情，他“先发漕米数万石赈”，并发动富人捐粮赈济，“又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择良医四十軰属以视药食令无失所，活垂死之民余二百万”，专门设立病医疗站收容无家可归的病人，并精选医技高明的医者专门照料病者 。成化十八年，第四代平江伯陈锐在淮扬一带总督漕运时，当地大疫，死者无数。陈锐“煮糜施药，多所存济”，且“日给米一升以资糜粥”，百姓“所活甚众”。弘治年间，南京光禄寺卿王绍，家居时恰逢大疫，王绍捐出自己的工资雇医，使得“ 存活者十之七州刮”。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间儒善之人，也常雇医救人。如明初人士韩性，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却乐在周济穷乏。某年乡里大疫，人们劝他不要去染疫之家。而韩性根本听不进去，带上随从前去救助，甚至将患者抬到自己家里，直到其痊愈。韩性拥有极好的声名，街头巷尾的壮汉、老翁，甚至小儿仆役都尊称他为“韩先生”。

明代徽州绅士画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崇祯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加速了大明的灭亡。这场温疫始于山西，很快传到河北，崇祯十四年（1641年）传到北京，两年后，在首府大面积铺开，造成约20万人口死亡，“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面对瘟疫，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无不与瘟神搏斗，并采取了多种施救措施。即使是捧着暮霭沉沉暮云恻恻的垂危河山，崇祯皇帝仍不忘拼尽余力，大施皇恩，下诏释放轻刑罪犯，发放钱币治疗疾病，掩埋五城外露尸骨。其时民间也不乏能者，京城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官员，他发明了一种放血疗法，效果不错，只可惜啊，纵使医技万般高超，能平得了瘟疫，却无法挽回大明江山化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