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和意识：
美国一年访学回望
金文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我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访学。访学生活于我而言，如同一段异质性的生命体验。每个人的关切面和从关切出发而形成的理解，都内嵌着他或她见过的人、到过的地方、经历过的事。博士生分赴全球各地的访学，让最终能成为博士的研究生，带着见问题、见思想、见世界的关切情怀，在更广阔的时空里让心灵获得解放。如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从而完成色彩各异的个体塑造，自洽、平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美国访学的一年时光里，一个重要经历是互联网口述历史（OHI）的访谈工作。因导师崔保国教授“构建全球化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课题，我结识了互联网口述史项目发起人方兴东博士。在UCLA期间，方博士恰好来到同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USC）访学。由此机缘，在2019年这个互联网诞生5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深入参与了互联网口述史研究，奔波于洛杉矶、波士顿、硅谷等地，对38位互联网先驱人物进行了人均2.5小时的口述史访谈，也亲历了这一年于美国举办的大多数互联网50年纪念活动。慢节奏的访谈和观察，使隐藏在历史中的一段段非凡创新事件，在我眼前展现为流动的画面。访学后期，我和口述史项目组研究员合作撰写了《致敬互联网50年，面向下一个50年——全球互联网纪念活动深度解析》等论文。这段工作的最大收获是，真切地触及互联网先驱、努力去读懂人类互联网背后的38部“个人生命史”。这一机缘让我感受到了口述史研究者的理想情怀与理论观照，更让我意识到那种面对面的有温度的相遇、有表情的交流和由眼神传达的理解，是人类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宝贵的经验与美好的体验。
2019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上，在宣读分享自己的论文研究之余，我参与了主题工作坊的开放研讨和海报张贴展示的自由讨论。与国内本土研讨会、学术论坛氛围颇有不同的是，在会场里，几乎察觉不到教授或研究生的身份之别，博士生的观点被认真地聆听，教授的研究成果也会被严肃审视。其外在机制和形式可为我们所借鉴，以更好地促进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
不少研究者回顾访学经历时，最常提及的一个词是“文化惊诧”，它实存于与异质文化的日常交往中：它存在于我和我的外方导师以及UCLA、USC的几位美国教授在办公室、餐厅和校园林荫道上的探讨中；它也能在我和UCLA、USC的中国留学生朋友们的日常聚餐、出游中被感知。从异质文化的“惊诧”与碰撞中，可以体察文化异质性对人的塑造、自我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这对留学生群体而言，可能尤为突出。然而，正是在这种差异和碰撞中，个体能获得共鸣，领略共情。我与38位互联网先驱长者，此前未能有何关联；但为了探知人类互联网创生与个体生命的那些“奇缘”，与他们一封封邮件联系、见面寒暄、访谈中问答，让我和这些卓有建树的美国长者们产生了丝丝缕缕的联结。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之后的邮件沟通中要确认我的中文名字，会在席间邀请与我合影，会问起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进展、希望给予建议和帮助，还会在后来的邮件里索要合影留存。“异趣”也相通，或许，这是访学之于访学者个体最朴素的意义。
在美访学体验与观照自身，凝结所得的是比较视角和历史意识。比较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拔地而起，跳出“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历史意识恰似思想洄游到流动性的“此山”，不停地在历史田野与理论现实间穿梭、游走，为思考对象加以“有机体”的灵动。2019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91届奥斯卡奖，由流媒体平台Netflix出品的电影《罗马》获得10项提名，最终摘得3项大奖。这被视为撬动好莱坞传统电影业的标志事件，传统媒体的最后守卫者也感受到了互联网的杀伤力。基于此，我撰写了《撬动好莱坞：Netflix与美国传统影视产业的话语权博弈》一文。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缘起，也让我在研究中保持着中外比较的视角。
1月19日，我自美国洛杉矶归国抵京。恰是国内疫情即将暴发的前夜。世事骤变。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与世界，遭遇了太多始料未及的事件。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对所有人都将变得尤为重要。在冲突与调适之中，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仍在生长。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世界的种种现实局限性，都呈现在当下。我们所需做的应是：汇众智以应时世。
学必达思：
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研究者
吴 昊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像大多数英国大学一样，我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所有课程设置基本都是教授课（lecture）加讨论课（seminar）制。这意味着大多数课程主题，比如我们的“MC 408-媒介与传播核心概念与理论”，或者“MC421-媒介、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批判研究”，都是老师教授一节一小时的课程，然后再针对教授课程，分班级（通常在20个人以内）进行一小时的讨论，以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能充分对所教课程中的核心问题发表看法或提出问题。在讨论课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不是“what is it”(是什么)而是“what do you think”（你怎么看）。特别是针对博士学生而言，必修的博士课程更是完全以讨论课的形式进行，每次课需要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对所读学术专题进行充分讨论甚至争论。学生自己是课程绝对的主角，而负责的老师通常只起到引导和总结的作用。
除基础的课程之外，学院还有各种形式的工作坊（workshop）和学术对谈（research dialogue）。这些较高层次的工作坊和学术对谈主要由老师组成，但学生只要对议题感兴趣，同样都可以参加，也可以提问或者发言。这背后是对每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所给予的充分尊重，不以学生的“学术层次”而否定学生进行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和权利。我曾经尝试着在这种场合做过一些发言，虽然自我感觉表达得十分稚嫩，但在座老师都认真倾听，并就我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经历都极大鼓励了我勇敢地进行独立思考。
这与国内纯教授课程的方式形成对比。国内高校的教学方式通常以教授为主，再配以论文或者考试的形式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检测。通常学生所处是一个被动接受和汲取知识的位置。因为较少有发言和讨论的空间，常常难以形成自己的思考。这也是我初到英国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需要适应和改变的地方——不是知道了一些理论和概念就够了，还必须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与老师同学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对话和碰撞，甚至是批判性地评价最经典的学术作品。而来自中国的学生更习惯于倾听老师的讲授而不是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课课堂上，来自中国的学生通常是最沉默的。
除了基本的课程之外，英国博士培养最重要的维度就是与导师的互动。通常每个博士生会有两位导师，一般在本院系内，也可以针对所研究议题，跨学科选取。通常学校规定，一二年级的博士生与导师必须至少每月进行两次督导会议（supervision），共同探讨研究选题和进展。当然，每个导师指导学生的方式相差很大。优秀的导师还会根据学生的而不同特点来调整他/她们的指导策略。对于我而言，每次一小时的面对面会谈成为促进我学术成长的重要因素。
还记得第一次与导师会面，她亲切地问候了我，并关切地询问了我初来英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对生活学习的适应程度等。随后便切入了主题，和我一起讨论了申请时所写的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最终和我一起决定，接下来从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入手进行深入阅读，并在两周后完成一个文献报告，下次的讨论将围绕其展开。我笨拙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探索。在第二次的讨论中，她首先不是对我的写作进行评价或“提意见”，而是以一个倾听者甚至学习者的姿态，详细询问我在文中尚未阐明清楚的写作思路。在接下来的每一次讨论中，她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似乎都是在我的写作中找出我独立思考后那些虽未能得到充分表达，但具有潜力的观点和想法，并鼓励我将它们完善、深入。起初极不自信的我，在她一次次的鼓励中看到了独立思考的魅力，渐渐不再随波逐流，越来越敢于也善于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我逐渐明白，学习必须达致思考，没有思考的学习是无效的。
独立和批判性的思考不仅存在于学生个体的学习生活中，更存在于整个学院的学术氛围之中。在我来到LSE媒介与传播学院的第二年，学院的一位印度教授和其他老师学生一道，表达了对学院课程设置，比如课程的推荐文献，课程的大纲设计等过于“西方化”的不满，从而在全院范围开展了课程设置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和“去殖民化”(de-colonizing)活动。力图改变LSE在教学设置上过多采用西方主导的理论、文献和问题的现状，从而看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问题和学术贡献。于是，老师和学生们组织起来，开始进行对学院课程的大纲和推荐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试图指出现阶段学院的设置中，西方的议题和理论如何过多地主导了学院的教学，并最终形成报告向学校提出意见，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这成为一件让我内心十分震动的事件。反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对西方理论和研究不假思索地接受和学习。因此，我很庆幸在LSE的这三年学习中，我没有变成一个吸收西方理论的机器，而是明白了独立、批判性的思考对一位研究者意味着什么。
多元文化中的学术交流与生活
任 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2019年秋季，我开始了瑞典隆德大学的访学生活。7个月的学习和生活，我深入了解了隆德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特色与长处，在拓展传播与社会发展相关理论视野，在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研究方法、思考传播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等方面也都受益良多。其中，丰富的学术资源、多途径获取信息并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瑞典的Fika文化是我最有感触的部分。
访学交流主要是围绕某一课题开展相关研究，跨学科视角、人文主义取向是隆德大学的突出特色，这也和我所关注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相一致。充分运用访问学校的图书馆和数据库中的英文和中文研究及文献、参加国际化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是拓展学术视野、了解新闻传播最新研究的重要途径。硬件方面，专业图书馆，如隆德大学26个图书馆中的亚洲图书馆，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库。学术活动方面，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教授、学术网络、学校邮箱、学校官网等获取相关信息。在教授及学术网络方面，主要是自己的国外导师、所在学术群体的指导老师分享与研究课题或领域相关的信息。这些学术会议和资源大多数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有的需要网上投稿、报名和确认，有的则可以直接到场参加。例如2019年12月“数字亚洲”会议，来自欧洲、亚洲、澳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共聚隆德，开展了为期5天的会议和工作坊活动。
有些人在搜集信息的时候，可能只关注了新闻传播学直接对应的院系，在跨学科性日益凸显的今天，多方面了解学校官网及相关院系非常有必要，这可以让我们获取更多的相关学术资源。隆德大学多个专业院系与研究中心都可以找到新闻学和传播学相关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媒介与传播学系、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社会性别研究系、国际艺术中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等。2019年开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涵盖了包括减贫、教育、性别、环境、健康、合作伙伴关系等国际重点关注的发展议题。时常关注这些相关院系的学术活动，也能够发现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资源。
以上的学术层面的学习和交流都离不开以英语为主的语言沟通。瑞典本土人一般至少可以熟练使用瑞典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有些人还掌握德语、法语、中文等多种语言。近些年来，随着移民的增多，南部城市中，东欧及中东国家语言使用者也逐渐增多。瑞典本地的信息还是以瑞典语为主，部分部门提供瑞典语和英语双语。因此对于交流访问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英语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越强，越能更好地适应访学学习和生活。
访学交流的历程，除了学术研究和交流之外，更是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的多元体验。因此，以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和感受这些多元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Fika是非常典型的瑞典日常活动和文化形式。一起Fika，就是大家在上午或者下午工作间隙或其他约定时间里，一起喝咖啡、吃甜点和交流，地点可以是在院系或研究中心的餐厅或者咖啡店。刚到瑞典的时候，我感觉Fika就是一边喝咖啡一边和陌生人“尬聊”。随着对周边环境的熟悉，我也慢慢领略到Fika的美妙。尤其是在连日阴雨的冬季，且下午三四点开启夜晚的时节，在一个暖阳的午后Fika，简直是一场心灵阴霾的救赎，它不仅为紧张的工作带来一个暂停和喘息的机会，也给人们提供了增进认识和理解的渠道。通过Fika，人们可以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日常新闻、文化差异，并逐渐在Fika中增进对瑞典文化和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可以分享不同国家的文化及习俗。
交流访学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文化与生命体验，都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以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和运用相关学术资源，体验和感受文化背景与异同，会有丰富的收获。
赴俄访学：
可贵的知识之旅
尤可可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外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虽然传输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论，但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却有很大不同。我访学的学校是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在访学过程中，我参与了该学院教授Diana Kulchitskaya的专业课程Online-media media。在该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中外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方式上有着巨大的不同。
首先，在内容的输出上，国内教师更多偏向于教材中的理论讲解，一般在课堂尾声询问学生是否有问题，在知识的互动性上稍弱；而国外教师更注重课堂互动，一节课有一半时间呈现学生的观点，教师会先通过理论与案例来讲解一个议题，进而让学生分小组讨论，并回答与议题相关的几个问题。其次，国内的课堂很少温故上一节课的内容，而外方教师会在课堂上就上节课的内容进行提问。总之，国外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更偏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不同观念的交汇；国内则更偏向理论的扎实学习与量化任务的完成。
此外，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在学术规范上也有很大差异。我在访学期间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在英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中外论文写作规范的不同。西方的英文论文更注重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而国内的论文更关注论文选题与理论视角，在大部分期刊论文中极少甚至没有谈及研究方法，更多偏向用理论来阐释某一社会现象。换言之，中式的学术思维容易将结论当作观点，例如在网络人际连接的议题中，笔者指出“网络使个体之间的连接更具效率，社交媒体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强连接’”，但外导就会指出，这个结论从何而来，通过什么方法论证了这一结论。观察国内学术论文，笔者发现像这种未经论证的阐述比比皆是。
除了将“经验”或观点当结论外，中国语境下的学术论文更偏向描述性研究，而西方语境更偏向实证研究。例如，关于科学问题的确立，有西方学者认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称作科学问题，因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以实验的方式来回答。例如，试图弄清“晚餐吃什么”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不能通过实验来找到答案。但是，要计算出兔子种群的生长速度就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可以在兔子种群中进行实验，观察并记录它们的繁殖速度。在对国内论文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研究者常常陷入“晚餐吃什么”的描述性研究当中，而西式的学术规范则偏向于通过实证得出结论。
论文摘要的写作方面，中西方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范式下更多是全文主旨凝练性的陈述或总结，且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引用；而西方范式下的摘要写作要求四点：目的（Purpose,aim,context,且importance>problem）、文献（Literature review）、主旨（The research essence）、结论（Findings,results or conclusions）。
通过这次访学，我收益颇多。首先，在学术层面，我的外导是一位极其认真负责的学者，她教导我英文论文摘要以及全文的写作范式。我最薄弱的部分是科学问题的确立，在反复的沟通与否定中，我体会到研究问题不应是想当然地阐释，而应与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学术价值。另外，外导认真的反馈使我不仅学习到了学术写作上的规范，更学习了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虽然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学术会议被取消，很多研究成果没有宣讲及发表的平台，但通过与外导的学术交流，我体悟到对待学术要严谨，不能含糊。其次，在与同学及授课教师的交流中，我的语言水平也有了进一步提升，对俄罗斯的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英文课堂上的提问与互动使我的口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锻炼，我也学习到本专业术语的英文表述；在课堂上，各国同学看待同一议题的不同观点，使我收获了更丰富的知识与观念。最后，通过访学，我了解了俄罗斯的风俗文化，摒弃了出国前的一些偏见。在中俄的学术交流中，我还了解了俄罗斯政府及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我国国家形象的认识。
访学是难能可贵的知识之旅，在观念交汇的河流里丰富了自己的认知。在访学之前，我认为应有一定的语言储备，以便于与外导和同学进行学术沟通；另外，应对当地风俗民情以及礼仪文化有所准备。访学者应积极与外导沟通，做出具体的学习规划，多参加学术活动，以不负访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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