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向征，浯口人，现在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按书友会安排，今天由我来分享读书心得。我分享的是读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心得。费老无疑是学之大者。从师从世界名师的学术血统的纯正，到建国后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接影响国之政策的宏阔，费老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站在他人难以企及高度。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不一样的“乡土中国”与不一样的当代“乡土”——读《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十余篇分析中国乡村传统文化、运行现状的文章。和所有其他真正大师的文风一样，费老的文字简单朴实，问题分析清晰活泼深入浅出，让人读来有如饮甘饴的畅快。“差序格局”、“文字不下乡”、“投入水面的石子”与“放入柴垛的柴棍”，许多概念与论述都耳熟能详、为人津津乐道。具体谈心得，我从两个方面来谈，总结起来是两个“不一样”。
一、“乡土中国”的不一样
“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不一样。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传统中国的“乡土性”特点，指出乡土中国中“熟人社会”与现代“规则社会”、“礼治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等等的种种不一样。而这些不一样大致可以从如下至少三个特点中展现：一是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性的熟人社会中的个人是以自我的亲近、熟悉程度处理人际关系，而非平等待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不平等可能连“规则”都无法抹平，因为“差序”的力量甚至可以操作规则。二是私德重于规则。“熟人社会”中因为人人都是信息对称的，知己知彼，所以熟人社会里除了公认的无赖，大家伙儿是要“讲规矩”的，至少在明面上是要讲规矩的，而到了陌生人圈层里，因为没有熟人圈子的秩序约束与行为压力，有缺失超出熟人社会来约束陌生人行为的普遍性规则，容易要么出现“手足无措”的拘谨，要么出现公共场合的行为失范与失序。我想国人当前“公德”一定程度的缺失与这种“乡土性”有关系。三是“乡土性”的社区共同体模式。“乡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运行系统，它可以没有更普遍的“法”，但共同体的“礼”或许“更加严厉”。它的运行自有一套个体权利义务对等完善的运行机制，可以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而“皇权不下县”。
当代中国需要克服上述“乡土性”中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部分，而“乡土性”能够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哪些有意义的启发和有价值的挖掘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一是从重建生活关系网络来讲。
“乡土性”里有中国人重视血缘（家族、宗族传统）、地缘（邻里、乡缘）、业缘（同行业组织）、学缘（同窗）的深厚文化传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经历了整整一代人“去社区化”（乡村、小区邻里成为陌生人）、“去单位化”等（单位也成为陌生人社区）各种变迁，进入一个熙熙攘攘皆为利而往来的陌生人社会。而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下，规则没有建立完备，但“乡土性”中的“生活共同体”模式却逐渐灭失，“原子化”个体成为对抗市场大潮的扁舟。“差序格局”也只剩下了“自我中心”。于是整个社会逐利味日盛，人情味愈淡。在这样一个“最好也最坏的时代”，我们的心理情感是有断裂感的；不妥协、不协作的逐利导向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毛细循环系统是有极大损害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虽是一句笑谈，也有着自身的隐喻。在“去乡土性”的当代中国，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人情味，与多少有些跑偏了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利欲味”儿，到底如何平衡和谐？或者说如何重构被逐利的思维模式与浪潮冲溃的，我们曾经充满温情的社会生活关系网络？
二是从培育“社会资本”来讲。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是“政府家天下”的格局，社会资源全由政府来掌握与分配，各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等社会“中间层次”几乎被压缩殆尽。而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当前，我们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格局，我们要发挥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参与“简政放权”下部分社会职能承接工作、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中坚力量。乡土中国下，血缘系统中的家族宗族，地缘系统中的地域化社会组织、业缘系统中的行业组织等，在讲法制、讲规则、讲规矩、讲纪律的前提下，若正确引导，善加治理，应当是激发整个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正如“文字不下乡”，并不是乡民们都是“文盲”；亦或“无讼”并不意味着乡土没有“公道”。在“乡土性”提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种种社会资源下，关于信息对称、交往行为等许多方面的沟通协调成本都最小化了。那么，构建或者说重建当代社会与传统“乡土性”相似但有区别的社会共同体网络，虽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是又是成本最低的工程呢？
二、当代“乡土”的不一样
“乡土”在当代中国有新的内涵。当代“三农”问题中，与农业可以是国民化产业（而非只是农民的产业）的新认识一样；与农民可以有“地主”、农场主、农业工人、二、三产业工人等多重、多元身份的新认识一样；农村，也有了新的“乡土性”内涵。她是中央文件里面的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的物理与人文载体，承载着人文风物、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丰富人文社会内涵。从地域来讲，“城镇化”不会是也不必是普遍化的，乡村有自己的山水人文风貌。从情感上讲，乡村是我们乡愁的承载。而从文化和社会治理意义上讲，乡村还是我们传统宗族、区域共同体文化（互助共济、守望相助传统、乡村“老人威权”文化）等传统保留和传承的载体。当然，世易时移，当今乡村已然不是费老笔下“文字不下乡”的乡土。原来的乡村治理与建设可以“皇权不下县”，是因为有乡绅阶层、有宗族，乡村可以做到自治理，乡村如费老指出，有它的话语体系与社会运行逻辑。而当前，乡土性下的乡村治理生态与运行逻辑也面临着市场经济“原子化”、人口外流“空心化”的严重冲击。当代乡村治理与建设何去何从？“城镇化”显然不是唯一路子。有必要深入乡土，立足乡土思考问题。重建乡土“生活共同体”文化应当是一条出路。过去的乡土有乡绅、有礼法，现在的乡土有“乡贤”，有致富带头人，有合作组织，有基层党组织，有新村规民约等等，建设新乡村共同体文化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而重建我们传统家庭、家族文化、乡土共同体文化甚至对于我们当前城市的基层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供给都极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推进乡土的城市化进程时，城市的“乡土化”建设同样不能偏废，“乡土性”也有“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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