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时期，黄仁宇先生曾在他的理论中提到明清的帝国类型不像汉帝国和唐帝国那样具有开放包容的姿态，也并不具有向上的历史惯性。而是一个呈现内敛状态的帝国。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帝国使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停滞化发展，也包括它的经济，所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一直都是矛盾性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清时期徽商的例子。那么徽商究竟因为什么矛盾？矛盾究竟要如何解决？
徽商地处于徽州，是朱子的故乡，所以此地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极深。在普通的徽商家庭都是以孝敬父母和善待自己的家人为人生的基本标准，甚至把朱子的一些著作作为家训，并且严格教导后人，要遵从孝悌的基本伦理观念。其实这样的思想产生不全是朱子一个人的影响，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呈现这样的风气，并且这样的风气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了，人们没有道理去违背“时间承认的道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的浸泡之下，徽商自然也和社会上的普通人一样也是具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在商业活动中，徽商并不像西方商人那样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徽商是因为生活所迫，不能够选择读书的道路，而被迫选择了商人。
而且仔细发现最初徽商的商业活动，大多都是为了赡养父母、或者继承父亲之前作为商人的遗愿等，都是一些社会客观性原因，并不是自己自发的主观性原因。
“时家贫，（母）辟礼师以课公，而衣食亦资出”。一日文广泣曰：“吾为人子不能 养母，顾使母养耶！我生之谓何？乃弃儒就商，日夜淬励，惟以母勋劳忧涉，旬岁遂能立门户，养母志”。由于赡养父母的意愿太过于强烈，使得当地很多人为了此目的走上了商人的这条路。
另外，在人生目的上，也表现和现代商人不同的一点就是，徽商的最终目的居然是要完全地融于当时的封建社会，最强烈的表现，就是很多商人在通过经商的途径赚取了很多财富之后，毅然投身在官场之中，并没有完成一个商人的最终使命——继续扩大商业的规模。
当然，这并不是他的一个主观愿望，对于其实现程度或者过程究竟如何，徽商根本不在乎。徽商真正在乎的是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的上层。这就是当时社会所给予他的局限性，也是儒家思想封印了他的商业主张。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之中，除去宋王朝的意外情况，所有的王朝对于商人的发展都是不约而同采取抑制的措施，在此等的社会情况下，商人们想要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正常思想，所以会发现很多商人最后的社会走向都是将积累上的资本返流社会化，而没有进行生产性的发展。包括在教导后世人的时候，都是要告诉他们必须要坚持读书的这条道路，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入仕思想的强烈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节俭和吃苦耐劳一直是被推崇的品质。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徽商在创业初期，生产成本和一些市场都是极难获得，加上政府对于商业的一些阻碍，比如税收的加增等，都给徽商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带来了不少的困难。
程朱理学中倡导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消除不必要的欲望，徽商做到了这一点，在行商的过程中坚持“苦行”，不怕苦难，最终取得了广阔的市场和生产资料。“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勇士僮仆同苦乐。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凡廿年而业振。”
其实这样的创业思想是现代社会极力倡导的，因为很符合创业发展的初期规律，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的确是有很多好处。所以经常在一些史书上可以看见，徽商往往是富甲一方的人物，在商业活动中，财富的积累一般是商人之中最高的，其实和他们推崇程朱理学的“灭人欲”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崇尚知足常乐的观点。徽商很好地继承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某些事情并不过分追求，满足于当下就好，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为何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很多优势条件，但是并没有在世界上的商业上形成一定的规模，仅仅有的就是徽商带着赚取的物质利益返回家乡，从此不再经营商业。
徽商认为，商业并不一定要做到最大，除了上述讲的，他们相较于儒学来说，有点忽略商业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足常乐的思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思想阻挠，可能并不会想着怎样解决问题，而是进行一定的自我安慰“要知足”“不能贪心”“有些东西并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都是上天的安排”。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想也属于佛教的范畴，佛教对于此种思想也是极力提倡的。所以为什么后期徽商发展呈现衰退之势，除了被一些物质利益诱惑以外，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足常乐”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又与前面中国儒家中提倡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相违背了，在徽商的思想中形成了严重的冲突。
有些徽商在其中的过程中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所以选择了继续吃苦耐劳，有些徽商满足于现在的状况，并且“知足常乐”，两者的选择不同，同样的最后发展的道路肯定也不同，但是两者思想在徽商中的确一直都是有着激烈的矛盾。
部分徽商虽然坚持了老祖宗的“吃苦耐劳”精神，但是在某些生活上，也进行了一定时间段的物质享受，不过并没有因此沉浸在里面，这样的人往往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最后也能常常得到。
前期的徽商都能够秉持程朱理学中的“灭人欲”从事一些经商活动，但是随着经商活动越来越频繁，徽商的思想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之前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商品经济之中，所以能够带着之前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对于商品经济的了解以及商品经济对于徽商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大，徽商的认知与之前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徽商逐渐认为欲望很重要，是人的一种本性，不仅当时徽商意识到这样的认识，就连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思想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都在反抗当时的“灭人欲”的观点。王艮曾经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便是圣人条理处。”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戴震明确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这些都是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的提前认知，也是因为明朝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商品经济带给人们的冲击太大，比如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以及追逐利益等风气兴起。
当然，这些事物很清楚明白地体现在徽商身上，徽商在后期，对于物质上的享受越来越看重，对于精神上的修炼越来越少，逐渐沉迷于物质之中，导致之前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很难回归，因为人一旦陷入惰性，那么很难从舒适的状态中回归原来的艰苦的状态。“但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
“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这些都表示当时的徽商体现了极具享受声色的一面。
这样的观点与上述的观点并不一样，上述的观点是，徽商在面对外来的物质世界时，用一些儒家的观点去对其物质现象进行一定的解释，此观点是运用物质世界中，徽商产生出来的新观点对于物质世界进行解释，此观点就是明显的外来的物质世界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上一个观点就是不同的儒家思想在面对外来的物质世界时产生了不同的矛盾。
虽然究其本身，两者的性质不一样，但是在面对外来冲击的物质世界时，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矛盾。说明儒家的一些观点本来就与物质世界的某些东西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只能靠徽商自己慢慢消化，但是很明显，他们好像消化得并不成功，以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被淹没了。
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时代的焦点上形成一定的矛盾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个矛盾，以及遇到了这样的矛盾之后，怎么对于已有的情况进行一个稳定的处理，这对于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明史》《明实录》《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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