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升：明代民族交融的缩影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明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以后汉人与蒙古人的经济、文化互动出现了新高潮，塞上出现了二者共建、共生的“板升”。何为板升？《明实录》言“板升者，华言城也”，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也认为“犹华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种饮食悉如中国，所变者胡服耳”；亦有学者考证蒙语中的“板升”实源于汉语中的“百姓”一词，用以称呼到塞外谋取生计的汉人。不管“板升”是言城池房屋，还是指族群人口，但毋庸置疑的是，“板升”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北迁汉人为主体，在塞上新形成的定居聚落。众所周知，山陕地区大量汉人移居塞上的人口大迁徙，被概称为“走西口”，其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三大移民潮。而早于“走西口”大规模发生的清代和民国初年，明代嘉靖以后出现的“板升”，已然在塞上聚居了大量汉人，它既是“走西口”的前奏，又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缩影。

板升的壮大与经济的发展

塞上的汉人最早应是被蒙古人掳掠而来，方逢时《大隐楼集》记载俺答汗部落每年掳掠成千上万的汉人，以驱使他们为草原部落耕种庄稼。甚至身居玉林卫百户的武官杨威亦被掳掠，似杨威这般被蒙古人掠取的汉人虽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汉人则是自愿北迁，以叛逃军、白莲教教众、流民为主。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士因总兵官李瑾治军严苛合谋发动兵变，事后不少叛卒不得不投向蒙古部落。白莲教教徒亦是北上蒙古部落的重要力量，丘富即是其中代表，嘉靖年间他曾率领信众投奔俺答汗，成为俺答汗麾下重要谋士。丘富建言俺答汗要把开垦田地摆在首要位置，只有以农耕为务，方能广积粟米、积蓄力量，俺答汗对此十分认同。于是在丘富等汉人的谋略和组织下，俺答汗在丰州（即今呼和浩特）建筑城池和宫殿，开垦良田数千顷，并在周边集中安置汉人，汉、蒙人民共同生活的板升由此开启。

草原地区本以游牧为主业，很少有城郭和定居之所，相较于中原地区而言，经济生活较为单一、落后，因而需要通过贸易、掠夺等方式从汉地获得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嘉靖年间汉人的涌入，给草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恰是扭转草原被动经济局面的契机。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前期役使汉人开垦田地且小有收成的试验成果下，逐渐把发展农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上升为重要政策。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驰骋疆场的俺答汗从战马上，亲自一跃而下，用两犋牛开垦了田地五六顷，播撒了谷、黍、、秫、糜子等农作物，还动手建造了一口窑，躬行参与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以示对发展多元经济的重视。新鲜的农业劳动生活也让他十分愉悦，发出了不再征战、归休田野的感慨，他还派使者前往大同等地，请求明朝派遣木工、画工、铁匠等手工艺者帮助他在丰州川建造城池。次年，俺答汗又大会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等蒙古王公，畅谈他发展农业的新政策，以及入贡明廷请求赐予耕具、种子的主张。

俺答汗经营板升、发展农业的策略很快进入了良性循环。《五杂组》记“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可见板升的日常生活与中原已无明显差异，且在板升耕田要比在中原的赋役负担轻得多。对于边地流民、百姓而言，板升颇具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北迁塞上，以谋生计。汉人源源不断地到来，板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嘉靖后期丰州川良田已多达万顷，村落也有几百个之多。不独俺答汗经营下的丰州川遍布板升，据《登坛必究》的描述，自丰州沿着黄河河套一路向西，直到多啰土蛮部的住牧之地，各处都是隶属于麦力艮台吉与大成台吉的大大小小的板升，可见蒙古右翼诸部皆仿效丰州川发展板升经济，板升在河套以北地区已然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在俺答汗长期坚持封贡、互市的请求下，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和议，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战争状态，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不用兵革，边塞萧条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实录》和《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初年板升汉族移民可能已达十万之众。他们所耕种的粮食，成为蒙古部落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创历史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明朝总督方逢时用《塞上谣》描绘了塞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净如濯。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馌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也在《读史方舆纪要》言：“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足见此时的塞上是多民族人口安定、富足生活的乐土。

文化习俗的融通

农业经济发展之外，板升还促进了汉地和草原百姓在风俗、文化、医药等方方面面的交流，草原地区的社会生活进入了全新的层次。

草原百姓旧俗简单，饮食时并无使用筷、碗等饮食工具的习惯，而是以木盆盛食、以手抓食，日常服饰则以动物毛皮制品为主。明代后期汉人的到来以及汉蒙人民的长期交往，在无形中重塑了蒙古人的习俗。如在饮食上，蒙古人已普遍使用木碗、木杓等餐具，贵族则使用更为精美的银制餐具。服饰上则最喜锦衣，丝织品成为着装风尚，明人穆文熙有诗句言“少小胡姫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珰”，便是蒙古女性着汉服、化汉妆的真实写照。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总论中亦记载北地的衣食居室悉如汉制，可知明后期汉蒙百姓交流交融之深入。

草原地带文化水平总体较低，文献所称蒙古人中少有识字之人或过于武断，但亦可见草原部落能读写文字的“榜什”（意为“有学识之人”）的确十分稀少。随着汉人的到来，文字的普及度有所提高，文献言北地的识字之人皆是来自内陆之人。此外，俺答汗十分赞同谋士丘富等人提出的吸纳中原有识之士的建议，他曾在大帐外悬挂告示，招揽中原孝廉诸生到塞外来。草原上精通文字书写的民众越来越多，史载“榜什”颇为殷众，草原地带的文化教育水平迅速提升。

中医药也是汉蒙交流的重要内容。板升许多汉人头目便熟知中医药学，如周元素以医术闻名；赵全曾藏匿应州城中，买乳香、地黄、良姜等多种药材。以他们为代表的汉人将中原地区的中医药知识和药材带向草原，改变了草原百姓病不服药，往往听天由命，少有长寿的落后情形。甚至草原人最害怕的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在汉人到来后也有所好转。《北虏风俗》记载蒙古人一旦出现天花病人，父母、兄弟、妻儿均因担心传染不得不躲避起来，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照顾，而汉人的出现为患者的救治提供了便利，照顾天花病人的差事往往交给具有抗体的汉人，患者的存活概率因而大大提升。

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汉人同样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俺答汗的义子柳根子本就是汉人，径自融入了蒙古社会。板升汉人不少给子女取蒙古名或蒙汉合璧的名字，如赵龙育有六子，依次取名为火泥计、窝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宁安兔。而在明朝官员看来，板升汉人长久处于夷地之中，狼子野心终不可驯，且他们沾染夷俗、胡服胡语，故被蔑视为“汉夷”，以与“真夷”蒙古人相区别。换个角度来看，“汉夷”的出现恰是汉蒙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

回顾板升成长的这段历史，四百五十年前，双方达成“隆庆和议”；四年后，俺答汗在丰州川所筑城池得万历皇帝亲赐“归化”城名（即今呼和浩特）。板升作为塞上多民族经济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载体，是上述民族团结大事件的推动者和见证者，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