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历史。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发展所作的全部审慎的评价都与这个日子有关。这个日子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在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正从现时代脱颖而出，并由于后者固有的内在结构而向前发展着。因此，这个新时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即使今后可能不断发生今天还无法预见的种种变迁。
　　我们要想想那些曾对《宣言》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和动力，想想《宣言》产生时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现代社会形态中找到正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而能够根据这一倾向的现实存在的理由来论证它的可以预见的胜利的必然性。
　　《宣言》的中枢、它的实质和它所固有的特点实际上不就在这里吗？
　　自国际以来，不同国家中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并把无产阶级作为直接基础的那些政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随着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务必使它们的纲领和策略随时适应于复杂多变的条件。但是，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把无产阶级的执政看得那样紧迫，以致它们并不感到需要、渴望、或仅仅试图去重新检验《宣言》所提出得各项措施，并决定取舍。实际上历史经验只能由历史本身创造，人们既不能通过预见、也不能靠决断或命令来创造。
　　《宣言》作者独具的远见卓识，使得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思考力和根据一些经验材料，预见到了种种事件，他们只要确定清除和批判那些已被超越的东西。经济唯物主义，或者批判的共产主义——这是它的真实名称，没有其他名称更适合这一学说——并不是要同封建主一道留恋旧世界，而是通过同旧世界的对立来批判现代社会，因为它只着眼未来。它不再和小资产者联合在一起，想要去拯救无法拯救的东西，例如被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必然和天然的机关）的令人眩目的行动所打破和破坏的那种小业主的小私有制或他们宁静的生活，因为现代国家由于自己的不断革命必然在自己内部引起的其他更新、更深刻的革命。同样，它也不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物质利益的真实对立说成是超自然的幻想、病态的忧伤或宗教的默祷。正相反，它探讨了这种对立的整个平淡的现实性。它并不按照每一部分都草拟得十分和谐的计划来建立未来的社会。它对哲学神话的两位女神——正义和平等——没有一句赞誉或叹赏、崇拜或抱怨的言辞；当人们看到多少个世纪以来历史使自己成了不正当的消遣，几乎总是和自己无可非议的严峻要求相矛盾时，这两位女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如此可怜。
　　共产主义者，尊重创造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形态地地道道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并且只有它才能够提供新的斗争舞台，而这些斗争一定回给无产阶级带来幸福的果实。人们从未写过如此宏伟壮丽的悼词，这首赞扬资产阶级的颂歌包含了某种悲剧性的幽默；有人则认为是酒醉后的狂热颂歌。
　　《宣言》的两位作者们在第三章里，通过排斥和对比、通过简短而深刻有力的特写，来阐明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前者今天通常被称作科学的共产主义，它的对象是无产阶级、它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后者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曾不止一次地在现代无产阶级运动方兴未艾的国家里重新出现和复活。《宣言》在这些国家里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履行了而且现在还在履行它的有生命力的批判和文字挞伐的职责。然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已经克服了这些形式的国家里、或者在这些形式只作为个人意见在个别情况下还幸存下来的国家，《宣言》从这个角度已经完成了他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已经采取了政治行动并且有规律地向前发展。
　　既然对于当日流行地、而且从那时直到现在还一再出现地其他种种社会主义所下地否定定义在内容、形式和它们所抱的目的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那就不要求它们提供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且它们也没有提供这种历史。对于那些想写这部历史的人，它们即不提供方案，也不提供准绳。实际上，历史并不是建立在真实同虚幻、正义同不义的区别上，更不是建立在可能和现实这二者更抽象的对立上，好象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它的影子和它在思想中的反映。历史完全是一个整体，它是以社会的形成过程和改造过程为基础的；它是按照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用实证论者的话说，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动力学。
　　若干个世纪以来抽象而又消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其根源、表现和影响是如此的不同，应该通过产生它们的社会生活的种种特殊而纷繁的关系对它们加以阐明和研究。它们不是唯一的不断发展的整体；它们的序列多次被社会复合体的交替、传统的消失和破坏所打断。只是从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出现某种程度的统一。1830年以后，这种统一的表现得更明显了。从那时起，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政权，而从国际成立以来，这种统一终于变得一清二楚，几乎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在这条道路上，《宣言》象一块具有双重碑文的伟大里程碑：一方面，从那以后它是传遍整个世界的新学说的古版书（incunabula）；另一方面，指出了被它摈弃而没有提供其历史的那些形式。
　　这一著作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穿着新历史观，它赋予这一著作以生气，并在这一著作中部分地得到了阐明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这些斗争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历史则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发展。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斗争统统规矩为一种斗争，即资产阶级和必定要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斗争，《宣言》叙述了这一斗争的形成过程，确定了它的发展节奏，预言了它的最终结果。
　　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归结为这种历史观。从这时起，社会主义的理论敌人不再讨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抽象可能性了。因为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根据所谓人类的本性的普遍而共同的素质中得到的结论来作出判断。今后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活动进程中那种超越我们同情心和主观赞同的必然性。在最文明的国家，社会是否已经组织成这样：一旦它具备了现代经济结构，出现了必然在它内部产生、最终将它打破并使之解体的那些冲突，它就会由于决定着它自身未来的规律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是从这一理论出现以来全部争论的主题。因此，也就出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其行动中务必遵循的策略，不管这些政党只是有无产阶级组成、还是在它们的队伍里也有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以及自愿加入工人阶级大军的人。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乐于接受“科学的”这个别名，只要人们并不因此而想把我们同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垄断“科学”一词的令人讨厌的顾客混为一谈就好了。我们并不私图坚持一种抽象意义的原理，而且我们也不力求证明我们目的的合理性。我们所寻求的不外是从理论上表述和从实践上阐明在检验我们中间和四周的发展使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而这种发展完全包含在以我们为主体和客体、原因和目的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中。我们的目的之所以合理，并不是因为它以理性的推理为依据，而是因为它产生于对事物的客观研究。也即它是从阐明事物的发展中产生的，而这种发展并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正相反，它会战胜我们的个人意志并使之服从于它。
　　《宣言》以极为朴素的笔触向我们真实地描述了这样的情况：现代无产阶级在当代的历史中是作为具体的主体，作为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所必然采取的革命行动必定把共产主义当作它的必然目标——存在、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由于这部著作为它的预言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它就成了读者可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思想萌芽的总汇，甚至是这种思想萌芽的取之不尽的矿藏。《宣言》保持着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其诞生土壤的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
　　这一评语首先是针对这样一些人的，如果他们不是吹牛大王、江湖巫医或可爱的门外汉，就是不学无术的伪君君子。他们或者把我们的唯物史观还原为普遍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新比喻）；他们或者在这种学说中寻找达尔文主义（它只有在一定的观点上和在极广泛的意义上才是一种相似的理论）的分支；他们或者盛情地要我们同实证主义的哲学（从天才的圣西门的那个堕落而反动的门徒孔德到无政府主义市侩的精英斯宾塞）结合在一起或对它加以庇护；换句话说，他们想让我们把我们最明显的敌手当作盟友。
　　这部著作的生命力、它的强大的力量、它能用如此短的篇幅概括如此丰富的思想，都要归功于它的来源。
　　这部著作不论是从形式上或从内容上说，都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
　　当时，作者们的祖国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只有在个别地方才能与英法两国相比。
　　相反，他们在《宣言》里写进了哲学思想。只有这种哲学思想才把他们的祖国提高到当代历史的高峰，并保持在这个高峰上；这种哲学思想正是提高他们而经历了重大变革，更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掌握和理解了历史运动的最内在的原因。他们两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热情的驱使；他们对经济科学进行了崭新的批判，同时认识到海峡两岸的无产阶级的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联系。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首刊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86—114页）那里，第一次客观地从经济学本身的概念和原理的内在矛盾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版与1845年，莱比锡）是把工人阶级的运动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本身发生作用的结果的一种最初的尝试。马克思意见酝酿成熟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成分，并第一次准确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说明剩余价值是购买和使用劳动力的结果。他们和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者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宣言》并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的申述，而是一个政党的学说，这个政党的精神、目的和活动已经组成了工人国际。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地开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区分现代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界限。
　　共产主义同盟已经成了今天能够称作现代（如果不把“现代”这个词理解为表面的顺序上的简单日期，而是把它理解为通过社会内部变革而在社会中完成的一种发展的标志）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凿无疑的先驱。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先驱。他们曾先于所有其他人早就以迅速而坚定的步伐行进在一条我们同样应当走而实际上正在走的道路上。把下面这两种人称作先驱是不合适的：
　　一种是离开了这条道路的人，另一种是创立过学说或开创了运动的人，而这些学说已被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超过了。这并不是说那些学说和尝试是偶然的、无益的和多余的现象！在事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决没有非理性的东西，因为任何东西的产生都不是无理由的，因而任何东西都不是多余的。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果不回顾那些学说，不追溯他们是如何产生并消失的，我们自己也就不能对批判的共产主义有着充分的理解。实际上，由于社会生存条件的变化，同时更由于准确地认识到了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这些学说不仅过时了，而且在本质上也被超越了。
　　从理论上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就在于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认识它的产生方式。它的产生过程，好象在一个有限的观察场所和以一个简洁的实例反映出来的那样，恰好从《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重复这一过程，也就等于真正理解《宣言》的学说了。
　　有一种研究，它抽象地把一个有机体地各个部分分解开来，并把它们破碎为构成统一整体的许多因素；但还有另一种研究，而且这是唯一能够认识历史的研究，它分析并分解各个因素，只是为了从中找出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结果而共同发生作用的那种客观必然性。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现代社会主义是正常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产物。它的政治行动开始于国际，这种行动将来可能被推迟和延续下来，但决不会再被窒息。批判的共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的，那时无产阶级运动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结果，而且它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认识到这种关系是能够改变的，并预感到要用什么手段和在什么意义上来实行这种改变。光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不过的，人们还必须认识这一事实的内在原因和它的整个活动将往哪里发展，关于工人阶级这一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负的使命是继资产阶级之后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生产力的断言，使《宣言》成为总的历史长河中十分突出的一瞬间。它是一种揭示，但不是黑暗天启或千年王国意义上的预言。它是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所经历的道路所作的科学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揭示。
　　我们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系列的因素：它们有机地、缜密地结合起来，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后来的整个发展的萌芽。
　　英国和法国在1830年以后出现了工人运动，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生动而直接的材料。这种工人运动从本能的暴动走向政党的实际目标。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出形形色色瞬息即逝的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当时都被称为社会主义。
　　为了从这类运动中了解新的社会实际情况，就需要一种阐明实际情况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的作品：他们通过对立的发展使历史形成的思想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曾最一般地阐述过地那种抽象形式，把它运用于最具体的阶级斗争；过去人们认为这一历史运动是从一种思维形式向另一种思维形式的过渡，而他们则第一次认为这是从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向另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的过渡，也就是从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种历史观赋予新的社会革命的需要以理论形式，而且承认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从而改变了革命的观念。那种曾被认为密谋团体视为个人选择、任意虚构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人们能加以促进、维护并支持的简单发展过程。革命成了一种政治对象、社会的复杂状况为这种政治现象提供了条件；因此，革命成了一种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通过旧的暴动策略还不曾想象到的随时变换的斗争手段和组织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经常、重要的条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也是维护并支持社会本身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也就是彻底改革生产方式，才能解放自己。
　　正义者同盟在巴尔贝斯——布朗基革命（1839）以后摆脱了密谋的象征形式，并逐步采取了政治行动和政治鼓动的手段，从而转变为共产主义同盟。新学说也最终抛弃了密谋者的计划，并把它看作是某种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密谋者曾认为这种发展是计划的成果或他们的英雄主义的反应。
　　于是，在事态进程中就开始了一条新的向上发展的路线，开始了思想和计划的另一种结合。
　　密谋者社会主义的先驱全都是平等的信徒，他们从一种特有的但不可避免的谬误出发，把这种平等的信条当作斗争的武器，从相反的角度解释并宣传它；这种信条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工具逐渐占据了它现有的地位，把特权社会变成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近年来，许多法学家认为，已经在资产阶级权利的修改中找到一种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实际手段。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要求教皇去领导自由思想者同盟呢？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意大利的作家，他潜心研究阶级斗争，他要求除了建立资本权利的法典以外，还要求建立另一种法典，即保证劳动权利的法典。）根据直接的、基本上是一种纯粹幻想的推论——既然所有人按其本性来说是平等的，那么在享受上也应该是平等的——人们认为，诉诸理性含有全部令人信服的宣传的因素，人们应当一举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的外部工具，以便占有能把反抗者导向理性的唯一手段。
　　正如现代无产阶级是以资产阶级为前提一样，资产阶级没有现代无产阶级也不能生存。它们两者都是完全以生活必需品的新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那种发展过程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是从封建的和行会制度的社会脱胎出来的：它为的是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把它们全部用于资本的形成、发展和增殖。
　　阐述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在各个不同阶段的进步，也就同时描绘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无产阶级就其现状来说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时期，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所经历的许多阶段也是这个社会本身在其枯竭之前所经历的许多阶段。富人和穷人、享乐者和不幸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不仅如此，在那种使雇佣劳动成为必然性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指导原则下，这种对立就是一种必然的相互关系。这种必然是双重性的。资本在它使别人无产阶级化的同时才能占有生产。而且资本只有在雇佣那种被它无产阶级化的人时才能继续生存、赢利、积累、增殖和改变形式。对无产者来说则只有在他们当作劳动力出卖时才能生存和延续后代，而劳动力的使用则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爱好和仁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和谐完全在于，劳动是一种活的力量，无产者通过它使积聚于资本中的劳动发生运动并不断生产。这种关系是一种包含了现代历史全部内在本质的发展结果。它为理解新的阶级斗争的真正基础提供了钥匙，同时它本身是不能用任何伤感的抗议和任何正义的论据来解决和解释的。平等的共产主义被战胜了。它在实践中的无能为力是同它在理论上的无能分不开的。它在理论上并不清楚正义和非正义的原因，却想大胆地或轻率地一举清除或消灭这种非正义和不平等。
　　从那以后，了解历史就成了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地主要任务。为什么人们还要以一种美化了的理想来同历史的严酷的现实相对抗？共产主义并非再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状态。也不能把历史形式的整个过程看作是一系列的失常和谬误。共产主义不仅能够，它还必须而且一定会从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生长出来。但是，这种解体既不能人为地硬塞给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从外部强加于它。资本主义社会将由于自身的重负而解体。它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消失，这种生产方式从自身内部产生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法的和政治的）的经常性和不断加强的反抗，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通过产生危机的竞争、通过令人眩目地扩大它地活动范围来强化它的必然死亡的内在条件。一种社会形式的死亡，就象另一种科学部门中的自然死亡一样，也是一条生存规律。
　　《宣言》只是指出，现代社会将如何通过它的各种力量的前进运动而解体。为了使人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阐明资产阶级的发展，而这一点再《宣言》里是作为历史哲学的典范加以扼要说明的。
　　圣西门和傅立叶由于别具慧眼而超越了自由主义时代，在他们看来，这个自由主义时代在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点。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用经济代替了法律，用社会物理学代替了政治，差不多揭示了第三等级产生的历史。傅立叶以他丰富的不受约束的思想描绘出一长串历史时期，而这些历史时期是通过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指导原则中的某些特征不清楚地加以区分。接着他着手创建一个现存地对立理应消失的社会。他从所有这些对立中敏锐地发现了并首先研究了“生产的恶性循环”；在这里他无意和西斯蒙第不谋而合了。西斯蒙第宣告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科学的失败。傅立叶从未来世界的明朗高度用明朗的藐视态度考察了文明时代的不幸，并严峻地描绘了历史的讽刺。圣西门和傅立叶从个人的需要出发作出结论，一个成了设计家，一个成了空想主义者。（我和安东.门格尔的看法差不多是一致的：圣西门其实并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圣西门和欧文却是优秀的和典型的空想主义者。）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新学说，并不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作为一个政党的诺言和意志出现的。它的创始人和拥护者的思想充满了当代的经验和需求。他们同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些无产阶级由自己未被经验充实的本能所驱使，缺乏深思熟虑的策略作指导，就想一举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848年把无产阶级推到前台的那种历史形势一旦消失，《宣言》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和传播场所。需要经过许多年，无产阶级才能够通过别的途径和别的形式再一次作为政治势力登上舞台，才能够使这一学说成为它的思想器官，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这一学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预先批判了盛行于法国的那种社会主义，这种庸俗社会主义不是靠互无联系和不成系统的材料，就是靠形形色色的理论，特别是蒲鲁东的奇谈怪论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委婉地批判了各式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社会主义混杂了革命的倾向，但当时它的中心点确实对劳动权利的空乏幻想。如果人们想以此来消灭那种对工资波动即竞争条件有影响的失业，这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如果要求一种出路来安抚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无秩序的群众，这可能是一种政客的手段。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以占有生产资料并使之社会化而告终，也就是说，这种革命只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结束：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既无商品，也无雇佣劳动。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结合成一个东西，即结合成一种共同的需要，为大家劳动。
　　劳动权利的幻景在六月的悲剧中破灭了。拉马丁——这位时机造就的大人物，宣布了他的最后一句或者是倒数第二句名言：“灾难，这是各族人民的经历”。这句话是对历史的绝大讽刺。
　　《宣言》写得简明扼要、而且它得风格与宗教信仰得娓娓动听得说教迥然不同。它第一次把那么多思想加以系统化，把那些能够茁壮成长得萌芽汇集在一起。但它并不是也不想成为社会主义的法典，或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教义问答，或无产阶级革命的手册。
　　马克思主义是在1860年至1870年间才成熟的 。《雇佣劳动和资本》第一次用精确的语言指出，如何从购买和使用劳动这个商品中获得了一种超出生产费用的产品，而这是剩余价值的问题症结所在；《资本论》从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整个内部经济结构入手，详尽地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发生过程，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个时期，因为这一著作阐明了这个时期的过程，它的特殊规律以及使它有机地产生地和使它有机地解体地那些对立。
　　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经历了千辛万苦，持续不断而慎重缓慢地发展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68年的纽伦堡工人代表大会到现在，都象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正常的成长，而从那以后，这类现象就以各种形式在其它国家出现了。
　　在马克思主义获得如此广泛的发展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运动以正常的政治活动形式达到如此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所具有的那种战斗性是否已经有所改变了呢？是否出现了从革命到所谓的进化转变呢？革命的精神是否已经服从于改良的要求呢？
　　谁要是把当前的无产阶级运动及其纷繁复杂的过程同《宣言》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加以比较，那他就会轻易地认为，在这些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者满怀信心的大无畏精神中有一种过于年青和早熟的因素。他们的声音象战斗的呼唤，也象某些宪章派演说家的滔滔雄辩的回响；他们似乎在宣告一个新的，但不会为新的热月政变扫清场地的九三年即将来临。
　　而热月政变是重演了，并以或多或少公开的或隐蔽的不同形式多次重演了；尽管它的发起人从1848年以来是法国的前激进派、或意大利的前爱国者、或德国的官僚（国家这个上帝的崇拜者和实际上是金钱这个上帝的忠实奴仆）。
　　许多人认为，热月政变之星再不会从历史的天空消失，或者说得平淡一点，自由主义——一个人们只有在法律面前才享有平等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极限，超出这个极限只能是一种退步。所有那些把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当作每个进步的基础和目标的人都有这种看法。他们都认为，人类在这里已经树立了赫拉克利斯石柱。
　　还有一些人，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推论说，批判的共产主义所论述的东西在客观上是不足为信的。《宣言》关于把阶级斗争归结为唯一的斗争就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这一论断，似乎实质上并不正确。因为它想从对某种事实的预见中得出一种理论结论和实践策略，而这种预见在这些对手看来会成为一种可以推向和推迟到无限的纯粹理论观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冲突决不会出现。因为这些冲突在这些人看来仅仅是随着经济竞争的局部冲突而增多的无数特殊的摩擦，因为它受到政府的诡计和暴力的阻碍和干扰。换言之，现存社会不会被摧毁和瓦解，它将不断消除它所产生的弊端，任何一次无产阶级运动，最终成了工联的宪章运动那样在缓慢的衰竭中死亡，而工联则是这种论据的仪仗马，是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荣誉和光荣。许多的任何一次无产阶级运动都是一种流星般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有机的东西，是一种混乱而不是一种发展，按这些批评家的看法，我们会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仍然是空想主义者。
　　人们在《宣言》的学说中所看到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从此以后通过深入广泛的研究当前的世界而加以发挥的历史预见，鉴于它所由产生的环境，无疑具有一副战斗的面貌和生机勃勃的形式。但它过去和现在都不象旧的天启和预言那样，包含有一个现成的时间表，或者事先描绘出一种社会组织。
　　英勇的多里钦诺没有出来再次发出战斗的号角。人们没有在蒙斯特重新庆祝耶路撒冷王国的再临。既不再有塔博尔派，也不再有锡利亚主义的信徒。这里不再有傅立叶长年抽出一点时刻在寓所里等待人类代表的光临。不再有人像贝勒斯、欧文、卡贝和得克萨斯得傅立叶派（他们的行动已经成了空想主义的坟墓）那样，愿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且人为地创造一个新组织的雏形来改造人类。不再有美洲的宗派，为了在小范围内培育集体生活的完美思想而羞怯地退出世界。
　　与此相反，在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整个社会在它的总的发展的某一时刻揭示出它注定要前进的原因，并通过一条明显的曲线弄清了自身，从而宣布它的运动规律。《宣言》的预见并不是时间表，它既不是诺言、也不是预言、然而它却预见到了对社会机体进行改造。
　　在日常意见交锋中充满激情的嘈杂声里，在明显的构成历史材料的意志表现之外，在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政治机构以外，在远离艺术和宗教给生活指出方向的地方。存在着那种维持其他一切事情的社会基本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和改造。剖析这种基础结构的就是经济学。如果人类社会已经一次又一次部分地或根本地改变了它的非常明显的外部形式或它的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表现，那么，人们首先应该到上述基本结构的经济发展中比较隐蔽地和乍看起来不明显地发生的变化里去寻找历史学家所说的唯一改变的根据和原因。如果问题涉及要区分清楚真正的历史时期，就应该研究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别。如果问题关系到阐明这些形式的连续性，即一种形式和另一种形式所代替，那就应研究正在消失的形式为什么消失和灭亡。最后，如果人们要了解某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必须研究种种摩擦和冲突是如何作为某个社会特征的不同派别中产生的。
　　既然《宣言》已经宣告，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阶级斗争是一切革命和一切反动的原因，那么它就同时完成了两件事：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指导线索，以便从政治生活的复杂事件中认识作为其基础的经济活动的条件。
　　近50年来，新历史学说的总的预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认识如何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活动的难以掌握的艺术，因为新的时代本身处在不断的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因为无产者已经成为或者将成为一个政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无产者梦寐以求的结合终于成了事实。世界历史本身愈来愈有力地证明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反抗与日俱增。
　　我们这些“空想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只不过是对那些还在谈论流星般的不安宁并希望这种不安宁将逐步在我们这个最后的文明时代的安宁中完全消失和溶化的人提供事实的教训。
　　《宣言》发表11年后，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以前的一部著作的序言里准确而清楚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当马克思写下那些思想的时候，他退出政治斗争舞台已经有好几年了，只是后来国际成立时他才重新露面。反动派在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战胜了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革命。而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也击败了无产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所不可或缺的种种条件已经完全消失了，拥护《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已经看到，他们的活动由于值得纪念的科伦审判案而中断。这次危机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平静。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宪章运动，即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的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历史暂时让革命者丢掉了幻想。
　　马克思在几乎全力以赴地把已经发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种种因素经过长期努力发展成熟以前，在许多著作中阐述了1848年到1850年这一革命的时期的历史。他指出，如果当前这种形式的革命没有达到目的，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革命的历史理论。
　　后来阐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作则是把新历史观运用于有严格时间限制的一系列事实的第一个尝试。把表面的运动还原为实际的运动，以便揭示其内在的联系，这是非常困难的。要从激昂的、演说家的、议会的、鼓动者的以及其他的事实达到内在的社会的传动的齿轮，这实际上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所有这些利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作用，它们在相互对抗、相互排斥、相互联合，并使自己融于文明人的不协调的生活中。
　　这次危机已经过去了。批判的共产主义者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去认识造成反动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去认识反动就是革命事业的继续。二十年后，马克思为公社进行了辩护，而这种辩护也是对公社的批判。
　　1850年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生活，这是英勇的隐退。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后，马克思退出了国际，这又是一次英勇的隐退。实际上，思想、政治和气质在马克思的身上是融为一体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件事实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批判的共产主义不制造革命、它不策划暴动、也不搞武装起义。它同无产阶级运动浑然一体，它注视和支持这个运动是由于它充分了解把这个运动和社会生活所有关系的总和连接起来、能够而且必须连接起来的那种纽带。批判的共产主义不是培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的学校，它只是在认识这种革命，而首先是认识它的困难。
　　无产阶级运动经历了无数困难，经历了前进和倒退、逐渐具有某种政治形式；它的方法已制定出来并逐步得到运用。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学说的神奇作用，学说是通过令人信服的力量来传播的。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他们是每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激进的一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愈发展和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就愈有必要和责任通过制定纲领和参加政党的政治活动，来利用经济发展中和以这一发展为转移的政治形势中的那些不断变化的偶然事件。
　　在宣言发表以来的50年中，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构成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在许多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为了保护它自身，就需要清除工业体系所造成的某些弊病；因此出现了保护工人的立法，或者是人们冠冕堂皇地称作的社会立法。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或为形势所迫，在许多的国家里不得不增加一般的自由条件，特别是扩大选举权。这两种情况把无产阶级卷入了日常的政治斗争中，大大增加了无产阶级活动的机会。无产阶级由此能够在选举谈判中和资产阶级斗争。正想事物的发展决定思想的发展一样，同这种实际上形式多样的无产阶级运动相适应的，是批判的共产主义事项得到了同样的发展。
　　即它无论在理解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方法方面，还是在对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所作的极其详尽的描述方面，都有所发展：一句话，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体系。
　　有些人问道：这岂不是违背了《宣言》的纯洁而威严的学说了吗？另一些人则问道，内容丰富和范围广泛不就使它失去了力量和尖锐性吗？
　　在我看来，产生这些疑问是由于对当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看法不正确，以及由于对以往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能量和威力的大小产生了错觉。
　　不管资产阶级能够在经济制度方面作出什么样的让步，甚至极大限度地缩短工作日，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构成现代整个社会制度基石的剥削的必要性划定了一些界限，作为私有生产工具的资本是不能超越这些界限的。如果今天有一种让步能够消除无产阶级的某种痛苦，那么这种让步本身只能导致对新的和越来越大的让步的需要。对工人立法的需要是在宪章运动之前出现的，后来随着宪章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这种需要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它的初步成果；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使它的作风民主化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真正的民主，而这种民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能再适应目前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作为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机构，是由官僚、教权制度、司法官僚制度和资本家互助协会组成的，其目的在于保卫统治权、公债的永久利息以及地租，总之，在于保卫形形色色的资本的利益。于是，在心怀不满者和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看来诱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预见是虚无缥缈的这两种事实，反而成了证实这种预见的新手段和途径。那些看起来偏离革命的东西，总而言之，倒会加速革命。
　　《宣言》并不想成为别的什么东西，只想成为那种只有经验和岁月才能加以发展的科学和实践的第一条指导线。它只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进程的方案和节奏。
　　由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发展和扩大，这个方案已变得愈加广泛和复杂了。运动的节奏变得愈加缓慢和多样化了，因为工人群众已作为独特的政党出现，这样改变就改变了活动的方式和规模，从而也就改变了运动。
　　既然武器和其他防御手段的完善使暴动的策略行不通了，既然现代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排除了用突然占领市政厅的办法把少数人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全体人民，那么，无产阶级群众本身也就不再遵照少数领袖的口号行动，而且他们也不根据那些认为能够在一个政府的废墟上建立另一个政府的首领们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运动。凡是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发展的地方，他们了解，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奇袭的结果。一言以蔽之，他们知道或者开始了解，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执政不可能由几个人领导一群人行动。无产阶级的执政必然是而且必须是那些由于自身的发展和长期的实践而变成了政治组织的无产者本身的事业。
　　资产阶级制度在最近五十年里有了迅猛而惊人的发展和扩张，这样一来，它就使得竞争的条件和世界市场的复杂情况更加混乱。其结果，政治变革出现了，或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同样，无产阶级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和超乎寻常的。政治教育使它每天都向夺取政权迈出新的一步。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反抗，活劳动对积累劳动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明显。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些半社会主义者，甚至那些骗子手，他们充斥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并经常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殷情、风骚和虚荣献给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生力量。尽管科学社会主义——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理解它—早已提供了解毒剂，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抛弃了所有这类幻想，因为无产者一旦熟悉了政治斗争舞台，他们对自己的地位的认识就会引导他们去透彻地了解社会主义。他们终于理解到只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甚至必然会消灭阶级，这就是不生产商品的联合体；并理解到这种这种社会形式不再是国家而是它的对立物，即对人类社会进行技术管理和教育管理，实行劳动自治。雅各宾派——九三年的英雄好汉们和四八年对他们的滑稽模仿统统过去了！
　　社会民主主义！——但有人会问，这岂不是明显地削弱了《宣言》中用十分坚定而响亮的词句阐述过的共产主义学说吗？
　　毫无疑问，社会民主主义能够表明、已经表明而且正在表明许多东西；而这许多东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既不是批判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道路。同样肯定无疑的是，现代社会主义，甚至在进展最快的国家，也羼杂着这些糟粕，而它将在自己的漫长道路上逐渐摆脱掉这些糟粕；最后，无庸置疑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广泛的名称成了许多不速之客的制服。但是，这里的问题只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
　　为了完全避免模棱两可。我们必须强调一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词的第二部分。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宗派，这种形式事实上已经被克服；直接的和幻想的个人统治已被废弃，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纪律：它来源于对必然性的经验，来源于恰恰是反映了这种必然性的意识的那种学说。国际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只有再那些未能使自己的权威在那里占上风的人来说才有权威。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宗派分子和白痴与奸细混杂的团体；这大概就是国际兄弟会，它象寄生虫一样附在国际的躯体上；或许象合作社一类的团体，它蜕化为企业，把自己买给某个有权势的人；也许就象一个工人党，置身于政治之外并研究市场行情，以便带着自己的罢工策略卷入竞争旋涡；最后也许就是由心怀不满者，主要是脱离劳动阶级的分子和市侩拼凑的集团，这些人热衷于拿社会主义进行投机，就象拿受人欢迎的时髦的空话投机一样。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使用这些障碍，它不得不摆脱这些障碍，而且目前它还必须随时都这样做，说服的办法并不是往往都能解决问题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并期待失望的严酷磨练会成为一种教训。这要比讲道理更能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经常利用和助长的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一切困难，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历史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在经济竞争的一般条件和政权的对抗中遇到了重重障碍。而且在无产阶级大众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在他们缓慢、多变而复杂的、经常是矛盾和对抗的运动的那种纵然是不可避免，但有时却模糊不清的结构中遇到了重重障碍。这一点妨碍许多人去认识现代社会的斗争。
　　《宣言》并没有效法空想主义者去撰写未来社会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同样也没有提供这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和我们置身其中的那种发展结构。少数先驱者研究开辟了一条为了理解和认识未来社会而须选择的道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得各确切些，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意大利的例子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个国家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后，脱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有几个世纪。这是人们可以准确地并按文献记载对它的各个阶段加以研究的一种典型的衰败的事实。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它才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进入了历史。它重新获得了统一，它经历了反动和密谋的时期之后，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最后，在意大利，议会制、军国主义和现代财团这一类罪恶应有尽有，但同时却不具备现代生产方式和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的可能性——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处于一种几乎单一的农业的社会，处于一个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落后的国度，那就会更加令人普遍地感觉到各种艰苦。
　　于是就出现了各个政党地动摇性和不稳定性，出现了从蛊惑到独裁的急剧摇摆，出现了多如牛毛的政治寄生虫、策士和空想家。一种受阻碍、被延缓、受限制和不稳定的发展的社会奇观，由一种透彻的思想非常生动地阐明了，而这种思想并不总是广泛而真实地现代文化地表现和成果，但它作为千年文化的遗留物，却带有一种非常伟大而精炼的思想的标记。不难理解，意大利从来就不是最初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倾向的合适土壤。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最近社会主义已经采取了几乎是反映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典型的一种形式。许多人把它称作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学说。政党不能借用学说的本质和名称。马克思自己也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描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之后，我们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我们的先驱者那里，他们随着《宣言》的发表而在前进道路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是指理论家，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通过讲台和论坛，或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对政治和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没有遇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威力就是这样的大、根基就是这样的深、学识就是这样的渊博。我说的是那些用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傲慢而空洞的行话来说是不知名的人物，即鞋匠鲍威尔、裁缝列斯纳和埃卡留斯、微型画家普芬德、钟表匠莫尔、罗赫纳等等许多最初是我们运动的有觉悟的中坚力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宣告了他们的出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表明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这些先驱者的本能和他们的最初的推动在今天的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值得一切社会主义者刻骨铭心的感谢。
　　我本来想到此结束了，但是还想在说两句。
　　各个阵营和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抗议，对唯物史观的异议纷至沓来。而参加这场鼓噪的，也有最近在各处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博爱的社会主义者、温情脉脉而有时又神经质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另一些人则沉湎于关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抽象范畴的逻辑击剑术；最后，对另一些人来说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又应时而出。
　　道德！然而我们早就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出现的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中熟悉了资产阶级时期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政治不是已经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古典作家马基雅弗利（他不曾发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他是它勤奋而忠诚的秘书和编辑）用难以忘怀的精彩笔触阐明了吗？ 我们不是看到过从马尔萨斯牧师到不可或缺的斯宾塞这位无聊尔饶舌的空谈家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逻辑比武吗？生存斗争！然而难道你们想要观察、研究和理解一种对我们来说似乎比无产阶级的宣传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斗争？或者，你们也许想要把对超自然的社会领域（人类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劳动、技术和机构创造了这个领域，同时人类本身又能用其他形式的劳动、技术和机构来改变这个领域）中的那种斗争的解释，仅仅限于去说明植物、动物以至人类（只要他们仍然处于动物状态中）在自然界内部所进行的普遍斗争？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吧！
　　批判的共产主义过去从不拒绝、现在也不拒绝接受在认识和研究从哈尔克顿尼的法莱斯到卡贝的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中可能对它产生的丰富尔繁多的启示，即意识形态、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启示。此外，通过研究和认识这些形式才发展和巩固了这样的意识：
　　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的一切社会主义已经决裂。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谁不承认托马斯.莫尔是一个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著作家呢？谁不由衷钦佩欧文最先把人们的性格和道德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条件和他们周围环境的必然产物这种无可争辩的原则赋予共产主义的伦理学呢？批判的共产主义由于研究历史，认为他们的义务是支持一切被压迫者，哪怕这些人的命运几乎总是受人压迫而且总是在取得暂时成功之后又为新压迫者的统治开辟道路。
　　但是，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有一点和其他一切形式和类型的旧时的、现代的或者当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迥然不同，而这一点有着决定性意义。
　　他们不能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没有起过作用，不能承认无产阶级过去的进攻总是由于纯粹偶然的事件、意料不到的情况和变幻莫测的形势而遭到了失败，虽然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实际上都以高度的正义感和深刻地献身于理想的精神感觉到了社会对立。但是，它们公开表示，它们并不了解它们用自愿的和常常是英勇的行动奋起反抗的那些对立的真正原因和实际性质。由此产生了它们的空想性质。我们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其他时代的压迫状况尽管更为野蛮和残忍，却没有引起当代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蓄能量、聚集力量和持续反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在大工业和现代国家内部的形成，形成经济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一种新思想的新事实。批判的共产主义既不是道德家，也不是说教者，也不是预言家，也不是空想家——它把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主义倾注于这一事业本身。
　　如果说，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那么，它在一些国家里肯定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使各种比较陈旧的生产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屈服于资本的活动和规律。于是它把以往的各种阶级斗争简化为把生活必不可少的人类劳动产品都变为商品的资本，同出卖自己的甚至已经变为简单商品的劳动力的那些无产阶级化的群众的之间的斗争。历史的奥秘被简化了，这种奥秘是平淡无奇的。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共产主义本身也是如此，它现在已经成了一门科学。而且，在宣言中既没有辩术，也没有抗议，它不为任何事物而落泪，事物的泪水已经自动地变成一种自发的革命。
　　然而，应当只用经济因素来说明全部历史吗？
　　历史因素！这是经验主义者的或那些重复海德的话的思想家们的一种用语。有些人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或有机体，他们把时间都花费在争论这种说法的意义及其类似应用上了。这个综合体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发生多次变化。那么，应如何阐明这种变化呢？
　　十七世纪的那个老巴尔扎克把人描写为神的傀儡。维科不是已经承认天意并不从外部对历史起作用吗？他不是把历史归结为人类本身通过经验的逐步累积、即通过语言、宗教、习俗和法律的形成而构成的一种发展吗？莱辛不是断言历史是对人类的一种教育吗？让—雅克不是已经看到思想是由需要产生的吗？圣西门在他还没有醉心于区分有机时代和无机时代时不是已经承认了第三等级产生的真实历史了吗？而且他那被翻译成散文的思想不是把奥古斯丹.梯叶里变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革新者吗？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阶级斗争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其规模在海峡两岸愈来愈大大，其存在也愈来愈明显。在大工业中产生的，并且由于回顾和研究了大革命而得到启发的阶级斗争，已经显而易见和富有教益，因为它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和自觉地在各政党的纲领中找到了令人鼓舞的现代用语，即英国的谷物税和自由贸易等等。社会学是时代的需要。如果说社会学曾徒劳地在一个后起的经院哲学家——孔德——的身上寻找自己的理论表现，那么它已经把实际上发现了阶级的心理学的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看成是它的艺术家。认为阶级和阶级冲突是历史的真正对象，认为阶级的运动是历史的运动，这就是人们当时竭力寻找和找到的东西。
　　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经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人类创造历史，同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一种人为的环境，他们逐渐发展自己的技能，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积累和改造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只有一种历史，我们不能把另一种仅仅可能的历史同这种事实上已经产生的真正历史相提并论。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呢？远古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然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新生的，甚至还没有在整个欧洲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带有它的起源和它成长的萌芽痕迹。这种痕迹在那目前刚刚出现市民社会的国家里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只要这个社会借助资本把人类劳动的全部产品变成商品，以无产阶级为前提或者创造出无产阶级，并且带来不安、混乱和不断革新的动荡局面。这种社会就会在一定时期内以十分清晰的、虽然是不同的方式出现。事实上，它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发展形式。
　　就是这个改革了先前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创立了关于它的结构的学说，即经济学，从而阐明了它自身和它的发展。它实际上并不是在原始社会所固有的无意识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
　　经济学作为科学在大革命的前夜几乎已经勾画出它的庞大的总轮廓；它已经变成了反抗封建主义、行会、特权、限制劳动等等旧形式的信号：一句话，它已经变成了自由的信号
　　从先驱者格劳修斯到卢梭、康德和九三年宪法发展起来的天赋人权，正是经济学的加倍发展和在思想上的完善。
　　经济学作为学说，把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的各种发展、因素和形式分解开来，加以研究，它成了自己领域中的唯一主宰，它所遇到的异议寥寥无几。它的出发点是下述两个论断（它从来没有下工夫去证明这两个论断，因为在它看来他们是不言而喻的。）：它所阐明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那种必然产生雇佣制度和必然使雇佣工人受屈辱的那种人类自由是同一个东西。换言之，它不认识它所研究的那些形式的历史性质。对于它所遇到的种种对立，它力图以逻辑的方法加以排除。
　　十九世纪，危机和最初的工人运动猛烈爆发，其直接根源是失业现象严重。自然秩序的理想破灭了！财富产生了贫困！大工业变革了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增加了罪恶、病态和俯首听命；一句话，它是蜕变的根源。进步产生了倒退，为了使进步只产生进步，也就是说，给所有人统统带来丰衣足食、健康、安定、教育和智力发展，应当怎么办呢？
　　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意见在下述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再想求助与禁欲和宗教，而是想解决和克服社会对立，但又不削弱，甚至还要加强人的技术能力和工业能力。对立完全包括在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中。所以，这种对立在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里必定会受到遏制。
　　生产和分配的之间的对立一旦被发现，英国就出现了从汤普逊到布雷这一批所谓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著作家，他们的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空想的，但却是片面的。因为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用适量的药物来消弭已经暴露出来和显露出来的社会缺陷。实际上，所有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发现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然后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为什么不消灭贫困？为什么不禁止货币这个中介物？为什么不根据产品周包含的劳动来促进产品的直接交换？为什么不把工人劳动所得的全部产品都给工人？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固执而顽强的事物归结为五花八门的推论，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似乎这种统治是一部机器，人们可以装卸它的各个部件、轮子和传动装置。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同所有这些倾向最终决裂了。他们作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把它当作关于现今社会结构的学说而继续进行研究。如不事先精确地估计这个结构的种种关系和因素；如不彻底地研究阐明这一结构的学说而继续进行研究；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在实践上、政治上以革命的方式同这一结构进行斗争。这些关系、因素和形式是在一旦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它们构成了一种体系和一种必然性。
　　人们怎么能够指望用一种逻辑上的否定来摧毁这样一种体系或用推论来消除它呢？要根除赤贫吗？但它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要把工人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工人吗？但资本的利润那时侯会怎么样呢？如果在货币接触到的和与之相交换的一切商品中没有这样一种商品，即能够使买到它的人得到比他所花费的还多的这样一种商品，那么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又在何处和如何增值呢？这种商品不正是雇佣劳动力吗？经济体系并不是用各种推论编织成的一件织物，而是由各种相互连贯的事实集成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产生出各种关系的复杂织物。认为统治阶级几百年来千辛万苦用暴力、诡计、天才和科学建立起来的这种事实体系，为了给穷人们收回自身权利的要求及其代言人的推论让位，竟会退出舞台并毁灭自己，那是愚蠢的。如果要求这个社会改变用以自卫的法律，那是一种荒唐透顶的要求。如果要求国家不再成为这个社会和这种法律的盾牌，那就根本不懂逻辑。片面的社会主义，从下面的假定出发：社会容许改正个别错误，而不用对社会本身的总的基本结构进行彻底改造；这种片面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而已。它想通过某种定义和借助某种呆板的推论来阻止和改变历史。
　　批判的共产主义者承认历史有权奉行自己的使命。资产阶级时代可以被超越，而且将被超越。但是只要它还存在，它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规律的局限性在于规律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然而这种局限性不单单是必然性的对立面，不是单纯的现象，也不是肥皂泡 。
　　这种规律能够消失，而且一旦社会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它也就会消失。但是，它不会向要求改进、宣布改革或拟定计划等等随心所欲的主张让步。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打碎、动摇赫瓦解现今的社会形式，并在这种形式中逐渐创造出新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的运动的事实本身向我们表明，这种新的关系已经出现。
　　阶级斗争的理论已被发现。这种阶级斗争出现在资产阶级的起源中赫无产阶级的崛起中。经济规律的局限性已经被发现，但同时人们已经了解它的受限制的必然性。新历史观的整个方法赫道理就在这里。谁要是以为只要举出对历史所作的经济解释就可以理解一切，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比较适合于而且只适合于某些分析的尝试，这些尝试分别地一方面考察了经济形式赫范畴，另一方面考察了例如法律、立法、政治、习俗，然后依次地研究了用抽象方式加以考察的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影响。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有机的历史观——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的整体。经济本身融化于发展的过程中，在许多形态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现出来。而在每个阶段上，经济都成了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总而言之，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地理解经济，并以它的变化来阐明其他变化。这样，我们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把《资本论》写成批判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部著作，而是把它写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一部巨著。
　　当写《宣言》的时候，历史的视野还没有超出古代世界，即对古日耳曼时代还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也没有超越不久以前已被还原为全部世俗历史的圣经传说。现在我们的历史视野完全不同了。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直到有着复杂的结构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总过程。这种结构直到不久前对有文字记载的传说的历史研究来说还是赫拉克利斯石柱。作为《宣言》的前提的各个阶级，它们的形成后来得到了解释，而且人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到在我们资产阶级时代构成经济科学的范畴的各种经济理由和原因的轮廓。
　　无产阶级只能放眼未来。科学社会主义者首先要研究当前，因为未来的条件是从当前自然而然地发展和成长起来的。认识过去，实际上只是在它能促进并加以深刻阐明当前这一点上才是引人注目的和有益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已经掌握了新历史观和最后的历史哲学的各种因素，这一点对目前来说已经是足够了。这种观察方式很快就会实现，因为想另起炉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发现就象哥伦布的鸡蛋一样显而易见。在大批学者运用这种观点不断阐述整个历史之前，无产阶级也许已经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以致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时代已经被克服，因为它将处于被克服的地步。理解就是克服（黑格尔语）。
　　当《宣言》在五十年前把无产者从被同情的不幸者变为资产阶级理所当然的掘墓人的时候，这块墓地的范围，在两位未能用严肃的笔调掩盖住自己思想上的激情的作者看来，必然是窄小的。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墓地的范围当时只包括法国和英国，它几乎部涉及其它国家。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迅猛异常的发展，这个范围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大了，因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反过来使无产阶级运动扩大、普遍化和多样化。并使临近的共产主义所瞩目的舞台大大扩展。这块墓地会延伸到天涯海角。魔术师唤醒的生产力越多，他所激起并准备着反对他自己的力量就会越多。
　　一切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和空想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预言的和神秘的共产主义者，过去总是认为，正义、平等和幸福的王国应该占领全世界。今天，世界已经为文明所洗劫，同时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到处发展。柏拉图认识到的那种在同一个国家里有两个民族共存的现象长期存在。地球不会明天就被共产主义征服。不过资产阶级世界的疆界愈广，跨越低级生产方式而拥进来的人数就愈多，对共产主义的期望也就愈加明显和强烈，特别是因为在竞争范围和竞争斗争中，掠夺和殖民的失利情况愈来愈少了。无产者的国际后来已经成为洲际组织，而且每年的五一节都证明，全世界无产者事实上已经采取联合行动了。资产阶级的未来的掘墓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志不忘共产主义者宣言问世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