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选取对“国家”一词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而后在第二部分，则可以视为对国家起源各种理论的简短综述，并加以一定评述。第三部分的结论中，文章试图对这些理论进行分类，并着重对冲突论内部分支的进行比较综合，希望从中得出关于国家起源的答案。
关键词：国家；融合；冲突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46-02
一、国家的定义
解释国家起源，首先必须对“国家”一词进行相对清晰地界定：一方面，从人类产生之初，治理（governance）便产生了，而国家只是人类诸多治理形式中的一种，国家的特殊性并不能排除各种治理方式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历史的延续性，也决定了国家与前国家时代的治理形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如果不以一定标准将此二者加以区分，那么，探寻国家起源的努力便也是徒劳的。
而对国家的定义，可谓观点林立，囿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出。在此，我们采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将国家视为在特定地域上对行为暴力实现了合法垄断的政治实体。
剔除现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我们可以认定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1）定居的居民；（2）确定领土；（3)可以实施统治的政府。
二、国家起源的主要解释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那么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解释国家如何从前国家社会中脱胎的理论模型，主要有：
（一）偶然论
偶然论抑或认为人类组织形态之所以出现国家，绝非进化的结果，而只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抑或只是天才“个人才能非凡实践的产物”。
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类社会和任何事物一样，都存在发展的规律；同时又过分关注了英雄人物的作用。
（二）宗教起源论
1.神权自然法
神权政治观以君权神授学说为典型，视君主为宇宙最高主宰（上帝、天等）在人间的代表，无论国家之起源，抑或政府之合法性，均来源于神明授意。神明等之所以创设国家，目的在于减少人类冲突。
这种学说，在国家形成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主导着人类的国家观。但随着近代社会世俗化以来，说服力已大不如前。
2.宗教组织起源论
Elizabeth Brumfiel 和John Fox 认为，宗教是原始人生活的中心，而掌控宗教事务的首领或祭祀，以神在人间人的身份执掌剩余产品分配；而权威为了推进治理，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强制措施来惩罚挑战者或者搭便车者，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强制为特征的国家。
但笔者认为，很多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是政教合一，相反，很多地方宗教领袖并未成为国家领袖，宗教为古代国家提供合法性的作用不应忽视，但也不可过度抬高。
（三）理性自然法学说
这种理性自发理论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理性、自愿地放弃了部分自然权利，并与其他群体联合，形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社会契约论为该学说的代表。
但契约理论与其说是历史解释，不如说是事后的正当化辩护。其存在以下几点困境：（1）自然状态下自然权利人人平等，否则便只会有武力强制而绝无自愿契约，透过国际互动中强权政治的现实，我们类推出自然状态下人际互动的状况，人人平等、自愿缔约的假说实在难以自圆其说；（2）只有缔结社会契约，才能消除无政府状态；但缔结社会契约本身又是一种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样集体行动又由谁组织？鸡生蛋还是蛋生鸡？（3）人们获得收益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为生产、交换和掠夺，而参与社会契约这样的大型集体协调成本很高，对强者而言效益远不如抢劫，正如缺少大国支持的国际体制难以运行一样，缺少强者参与的社会契约恐怕也注定孱弱无力，甚至能否形成尚且存在疑问。
（四）人类学解释
埃尔曼・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演化包括游团(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States)四个阶段，其中的由酋长个人主导集体事物的酋邦，虽则仍以血缘组织基础，但已经步入阶级社会。莫顿・弗里德的社会分层学说，则分出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阶等社会rank society)、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国家(state)四个演进阶段。路易斯・摩尔根则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其中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都被他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也从从以性为基础的婚级组织，发展成为以亲属为基础的氏族，历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发展成为民族与国家。
这些人类学解释缺少如恩格斯那般对演化根本动力的信服解释。
（五）生态学解释
生态学理论主要关注食物剩余、农耕经济、防洪灌溉三大主题，代表性的为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1)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他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防洪灌溉等社会工程需要大规模的人际协作，处理治水事务的官僚机构便随之发展，于是社会灌溉的要求便导致城市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一万年前的全球气候变暖，也被很多生态学者纳入考察范围，他们认为，气候变暖导致雨水增加，诸如新石器革命之类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六）城市革命论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的“城市革命”理论认为，新石器时代种植业与养殖业出现后，人类的食物供应相对安全，剩余产品出现后又发生了“城市革命”，乡村变成了出现劳动分工细化的城市，市政管理导致国家产生。
对此，笔者认为，考察国家起源，考察种植业以及三次劳动大分工后出现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是必要的，但在工业化导致城市化之前，人类活动的中心长期是农村，把“城市革命”视为农业社会组织形式演变的根源，可能不太妥当。
（七）贸易管理起源论
拉思杰认为长距离的交换是美洲玛雅人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为了实现对远程交易网的管理，国家便应运而生。
但拉思杰的假说受到批评，很多学者认为，玛雅低地的资源分布并未失衡，因此获得资源并不倚重贸易，这就决定了远程贸易网不会成为治理问题的中心。
（八）战争起源论
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就曾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查尔斯・蒂利也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著名观点。战争起源论的的支持者主要有斯宾塞、奥本海默等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战争产生领导权，战争选择政府。奥本海默则认为国家产生于征服冲动，胜利者永久地征服失败者，也把军事组织扩展于和平时期。
卡内罗1970年在《国家起源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限制论”，他关注山峦、海洋、沙漠等自然疆界的分割限制，在适宜农耕的地区，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作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争夺战日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逃出自然疆界便无以为生，或臣服于战胜者，或附属纳贡，或整个村落被吞并。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政治实体不断整合，从而实现了由村落到酋邦最终到国家的演进。
但战争决定论面临一个困境：不论战争是和平的间歇，抑或和平是战争的间歇，但可以肯定，没有战争的时期，人类及其政治组织形式也在发展，将战争视为动力难免以偏概全。
（九）“匪帮”理论
奥尔森认为，无政府状态下抢劫是最主要的资源获取方式，组团抢劫的效益推动着匪帮形成，匪帮起初的掠夺都是竭泽而渔式的。但后来强大的匪帮获得了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而竞相扩张中剩余空间所剩无几；于是明智的匪首决定，在控制区内采取征收固定比例保护费，一方面可以减少抢劫中的伤亡；另一方面避免了杀鸡取卵。而三光政策只在势力范围之外进行。附近的居民为免于灾祸也纷纷归附。最后，依托宗教等意识形态力量，匪帮自我“漂白”而演化成拥有合法性的国家。
（十）阶级斗争起源论
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内部冲突，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导致阶级分化出现，氏族部落逐渐瓦解；为了调控阶级冲突，防止社会崩溃，国家便应运而生。国家相较于氏族部落的区别主要有：（1）划分居民的标准是地域而非血缘；（2）公共权力出现，垄断暴力并征收赋税。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国家的阶级性，认为尽管国家履行社会公共职能，但最根本的还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存在。
这种观点，因为经济决定论而被批评忽视了其他权力因素的作用，而现实中，大多冲突也并非被“解决”，而只能是被“妥协”；毕竟，国家固然起源于社会冲突，但冲突却是在不断解决分歧并导致最终的一致和统一，它使各个集团学会更好地共存。另外，推动国家形成的，未必就是内部冲突（内战），对外战争同样需要国家这种高效的动员体制。
三、结语
除去偶然论和神权自然法学说，以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协作的融合论，关注治水、贸易、宗教等因素的学说可以归于此类。另一种则视国家为冲突调控机制的冲突论，包括战争起源论、“匪帮”理论、阶级斗争起源论。也许，任何采取单一因素解释国家起源，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但是，理论的简约性可以允许这种理想化乃至决定论。
笔者认为，冲突论更富于解释力，暴力只能通过更高的暴力来制约，之所以需要组建国家这种垄断性的暴力，只能是因为暴力冲突已经十分剧烈。
在冲突论中，恩格斯关注了部落内部阶级分化导致的冲突；而奥尔森的“匪帮”理论，则强调不同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二者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其实，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是相辅相成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导致部落必须集中资源以应对战争；而集中资源难免触动内部利益分配，则导致内部冲突。而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无论应付内部冲突还是外部冲突，都是征兵、征税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所以最后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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