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建业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3期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也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样一个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超稳定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
“文化上的中国”或“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西亚8000多年以来也有发达而颇具共性的文化，但宇宙观是“多元”的，诸城邦各为其主、各有其神，缺乏稳定的中心，苏美尔的王权只是城邦王权或者小王权，可称“城邦文明”模式。埃及自距今5000年前开始，文化高度统一，缺乏分支文化系统，法老对尼罗河广大地区拥有广幅王权或者大王权，可称“埃及文明”模式。“城邦文明”模式从根源上讲不是一种趋于“一体”或“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而很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体”或“一统”程度很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一元多支一体”格局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从根本上与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广大、最深厚的黄土等土壤堆积区，大部地区尤其是黄河、长江流域位于适合种植谷物、发展农业的中纬度地区，所以8000年前就形成了具有互补性的“南稻北粟”农业体系，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根基。黄河中游地区水热条件适中能长期持续发展农业，地理位置居中便于文化的吸纳与辐射，因此才有条件成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中心。早期中国早熟而强大的农业体系，必然需要精准的农时而催生出早熟的天文学和敬天观，也必然需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祖先崇拜，由此产生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是“一元”而非“多元”。
（原题《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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