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孟灏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2期
摘 要：虽然刘秀集团的很多核心成员出身豪族，但从数据统计看，刘秀集团的豪族构成并没有以往研究认为的那样明显；刘秀集团中的豪族，其宗族一般难以附随；豪族武装也非刘秀集团的主要武力。在东汉初年，豪族只是王朝众多支持势力中的一支。东汉初年皇权强势，刘秀通过实行诸侯就国和度田等政策，实现对集团内部的整合。但是刘秀集团多数成员出身豪族的现实，也成为东汉政权豪族化的基础。
关键词：东汉 刘秀 豪族 政治集团 皇权
刘秀集团是在新汉之际统一战争中逐步凝聚成型的。豪族群体作为刘秀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东汉初期政治结构中居于核心位置。学界对刘秀凭依豪族势力创立东汉政权，已形成较系统、成熟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通过对刘秀集团成员社会属性的分析，推导出该集团乃至东汉政权的豪族性质。如杨联陞论及光武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指出刘秀的左辅右弼大都是豪族出身，“豪族用经济势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是目前所见首次明确东汉政权和刘秀集团豪族性质的研究；翦伯赞揭示以地方保卫团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东汉政权，“当然是商人地主的政权”；西嶋定生在“西嶋旧说”体系内述及东汉乃豪族联合政权；余英时指出东汉政权建立的社会基础是士族大姓，刘秀集团获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士族大姓的合作协调。
然而，刘秀集团及东汉政权初期的豪族面目，并不如上述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明晰。不难注意到，刘秀集团的豪族构成是佐证该集团乃至东汉政权豪族性质的主要论据。或许受东汉豪族社会这一历史事实的影响，学者对刘秀集团豪族构成复杂性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对此，笔者认为在研究中需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先行研究中，学者常在列举刘秀集团典型豪族成员后，即笼统断言该集团的豪族性质，如此界定则失之粗疏；其次，学者大多关注对刘秀集团成员豪族出身的考辨，而对豪族与刘秀集团结合的实际状况和动态过程措意较少；最后，刘秀政治身分经历了从豪族领袖到皇帝的转变，研究中需重视皇权建立对豪族属性的影响。
要明晰东汉历史发展脉络，洞察东汉豪族权力变迁，必须重新审视刘秀集团豪族构成。本文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先对刘秀集团核心成员身分背景作更细致的考析；再以两汉之际豪族与刘秀集团的结合、豪族武力实态为切入点，探讨豪族在刘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复关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依靠力量；最后考察东汉初期刘秀所采取的统治策略，透视当时政治的基本特质及历史变局背后的复杂面相。
一、刘秀集团核心成员豪族身分再考察
刘秀集团的豪族构成是佐证该集团乃至东汉政权豪族性质的主要依据。以往探讨既没有全面呈现刘秀集团的豪族面貌，对集团成员豪族身分的认定亦缺乏深入考析。再审刘秀集团豪族构成，现存史料难以支撑全面性研究既是首先要面临的困局，亦是先行研究不全面的根本原因。李开元对汉初刘邦集团展开过全景式“社会集团”研究，根据其方法对刘秀集团进行全面分析，是考察东汉初期权力结构和政治基础直接有效的途径。然而目前可搜集到的东汉开国侯人数与史籍所载东汉初两次封侯数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几种后人补编的东汉功臣表在资料性上也无法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相提并论。不过，汉明帝时期南宫云台功臣名单提供了突破口。
永平年间，汉明帝图画其父功臣于南宫云台，名列其中者可视为刘秀集团核心成员。南宫云台名单作为东汉初期的官方认识，以之为基础对刘秀集团展开考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述缺陷：
太傅高密侯邓禹、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左将军胶东侯贾复、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执金吾雍奴侯寇恂、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祜、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卫尉安成侯铫期、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骠骑将军慎侯刘隆、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左曹合肥侯坚镡、上谷太守淮阳(陵)侯王霸、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右将军槐里侯万修、太常灵寿侯邳彤、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丰侯窦融、太傅宣德侯卓茂。
名单中的东汉功臣共32人，《后汉书·马援传》载：“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表明马援亦属时人看重的建武功臣，但明帝鉴于其外戚身分，未图画于南宫云台。马端临《文献通考》称，“史言伏波辅佐中兴之功，不减云台诸将，独以椒房之戚，不得预焉。然邓晨光武姊婿也，来歙光武祖姑之子也，晨之舍宗从义，歙之捐躯徇国，其功烈虽劣于寇、邓、冯、耿，而贤于臧宫、马武、邳彤、铫期之流远矣。盖三公者俱非泛泛之外戚，而徒以依乘取恩泽侯之比也”。陈苏镇进而指出，邓晨、来歙也是刘秀集团核心成员，他们不预云台，可能也是因为外戚身分。刘秀作为集团领袖，自然要纳入考察范围。因此，刘秀集团核心群体还应包括刘秀、邓晨、来歙、马援，合计36人，可作为考察该集团和东汉政权初期性质的分析样本。
此外，有必要对豪族身分的判断标准作一些说明。首先，史籍对于当时豪族有一些特定标识，如“世吏二千石”、“为郡著姓”、“世以货殖著姓”等，无疑是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判断豪族身分的可靠依据。其次，有无宗族是判断豪族身分的重要依据。余英时提出，“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揭明宗族是两汉之际豪族势力的社会基础。本文认为，个人拥有宗族便代表其出身豪族。再次，“世宦”是追踪豪族出身的重要线索。阎步克指出：“通过占有'官场’权力进而占有财富、声望，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固有规律，所以不仅存在着不依赖宗党乡里势力就可形成官僚世家的可能性，而且这还经常是形成最大权贵的途径。就是说，'乡里’这个场所固然可以孕育'著姓’，但'官场’本身也可构成'世家’的起点。”因而，两汉史籍中即使没有豪族语言标识，也未提及宗族，但如有关于某一家族累代仕宦乃至父祖均为官的记载，仍暗示其为豪族。最后，个人出任地方右职对豪族身分具有标志作用。唐长孺指出，东汉地方州、郡、县长官的僚属多由地方豪族出任。
总之，史籍中特定的豪族语言标识、有无宗族、家族“世宦”记载及个人出任右职的经历，都是判断豪族身分的重要依据；但后两者不是决定性证据。如果刘秀集团某个成员仅有家族“世宦”记载，或仅有个人出任右职经历，而无其他佐证，则不能判定为出身豪族。另外，某一成员拥有宗族即代表其出身豪族，但对于宗族有无的判断必须谨慎。为行文方便，笔者按照地域将上述36人划分为4组：刘秀、邓晨、来歙、邓禹、吴汉、贾复、岑彭、朱祜、刘隆、马武、马成、陈俊、杜茂、任光、李通、卓茂属南阳；冯异、祭遵、铫期、臧宫、傅俊、坚镡、王霸、王常属颍川；寇恂、盖延、耿纯、王梁、李忠、邳彤、刘植属河北；耿弇、景丹、万修、窦融、马援属关陇。
在刘秀集团核心成员中，出身南阳者最多，他们大多从属于南阳豪族社会，彼此间由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结。关于刘秀出身的舂陵刘氏，宇都宫清吉从领地、收入、社会关系等方面，充分肯定其南阳豪族的社会地位。邓晨、来歙的家族与舂陵刘氏结有婚姻，邓晨娶刘秀姊新野公主刘元；来歙是刘秀姑母之子，其妹又为刘秀族兄刘嘉之妻。作为婚姻对象，邓、来家族应与舂陵刘氏一样，属于南阳豪族阶层。《后汉书·邓晨传》称邓氏“世吏二千石”，史籍中也屡见邓氏宗族身影。《后汉书·来歙传》载其“六世祖汉，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父仲，哀帝时为谏大夫”，可知来氏是西汉中叶即发迹的仕宦之族。
李通与舂陵刘氏也结有婚姻，他娶刘秀之妹宁平公主刘伯姬。这桩婚姻缔结于更始政权成立后，相较邓氏、来氏，政治色彩更浓厚。《后汉书·李通传》称其家“世以货殖著姓”，拥有为数不少的族人。新莽政权曾侦知李通兄弟协助刘氏昆仲起兵，因而对其族人进行迫害，李氏“在长安者尽杀之”，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虽遭此难，但到永平年间，明帝至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可见其宗族在东汉初已恢复元气。
除舂陵刘氏外，南阳还有安众刘氏和复阳刘氏。复阳刘氏是“云台二十八将”中朱祜的外家，朱祜少孤，自小长于刘氏。《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记》载，刘秀“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时宛人朱福亦为舅讼租于尤，尤止车独与上语，不视福。上归，戏福曰：'严公宁视卿邪?’”史书记载此事，或为突出严尤对刘秀的看重，不过也透露些许复阳刘氏的情况。复阳刘氏既与舂陵刘氏一样，需讼租于严尤，两家社会地位应相近，可推知复阳刘氏亦为豪族之家。朱祜家族能与复阳刘氏结姻，社会地位理当相仿。不过，朱祜自幼长于外家，不排除朱氏家族衰败的可能；但将朱祜视为复阳刘氏中地位较高的血缘依附人口，则他的出身当属豪族。“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刘隆是安众刘氏成员。两汉之际安众刘氏颇具势力，据谢承《后汉书》：“安众侯刘崇(宠)，长沙定王五代孙，南阳宗室也。与宗人讨莽有功，随光武河北破王郎。”前述永平年间明帝至宛，安众刘氏亦受到召见，显然进入东汉以后，这一家族仍在南阳继续发展。
岑彭在南阳豪族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他立足当地社会，凭借的可能并非家族出身，而是自己“南阳大吏”的身分。岑彭早年与南阳汉军发生激烈冲突，“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补。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后汉军将领多欲诛杀岑彭，刘认为岑彭乃“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由此说服更始不杀岑彭，反封为归德侯。显然刘颇为看重岑彭“南阳大吏”的身分及“以劝其后”的效用。可资对比的是，岑彭在劝说刘秀不杀韩歆时，强调的也是韩歆“南阳大人”的身分。虽然不少学者根据《后汉书》中有关岑彭家属和宾客的记载，视岑氏为豪族，但毕竟没有明确提及宗族，只能谨慎认为岑氏是南阳有影响力的官宦家族，而不能肯定其豪族身分。
邓禹、吴汉、贾复、马武、马成、陈俊、杜茂、任光、卓茂等均为南阳人，但史籍记载未见他们在加入刘秀集团前，与以刘氏三侯家为核心的南阳豪族社会存在密切联系。邓禹虽与刘秀相识较早，但没有厕身南阳豪族社会的记录，《后汉书·邓禹传》也未明确说明邓氏家族地位。邓禹与邓晨同为南阳新野人，有学者推测二人为同族。不过，《后汉书》未明言二人同族，《水经注》虽提及邓禹与邓晨故宅间隔有邓氏陂，但证据并不充足。反倒是《后汉书·邓彪传》直言邓彪与邓禹同族，邓彪之父邓邯更是在建武中以军功封鄳侯，有力证实邓禹宗族的存在。《后汉书·马武传》载刘秀与功臣宴语，刘秀“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功曹是两汉郡县属吏中的右职，通常为地方豪族把持。刘秀认为邓禹身为“邓氏子”当做功曹，暗示邓禹之族在南阳乡里的豪族地位。与邓禹一样，《后汉书·任光传》也没有表明任氏家族门第的记载，不过任光之子任隗“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任氏父子生活年代相近，任隗赈恤之“宗族”不大可能是在任光发迹后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据此可以确认任氏的豪族身分。
关于吴汉身分背景的争议较多。吴汉为南阳宛人，早年“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吴汉通过“给事官府”维持生计，并获得成为亭长的机会，由此逐步取得供养宾客的经济能力，最后因宾客犯法而亡命渔阳。就此而言，吴汉当非豪族，而属于豪杰式人物。不过，随着吴汉发迹，他的宗族意识有所滋长。《后汉书·吴汉传》称：“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置业买田和分施兄弟外家都是较为典型的宗族意识表现。吴汉只将田业分施“昆弟外家”，而不及其他，则又侧证吴氏未成强大宗族。
贾复为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王莽末，为县掾……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少好学、习《尚书》，曾出任县掾，并有能力在新莽末年聚众起兵，显示他可能出身豪族。贾复虽曾仕宦，但出任的是地位较低的县掾，也没有其父祖任官的记录。所以只能谨慎推测贾复出身社会地位较低的地方豪族。马成、陈俊情况与贾复类似，他们虽出任县吏或郡吏，但史籍中都只有自身任官经历，只能推测可能出身豪族。
马武为南阳湖阳人，“少时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马武既因避仇客居江夏，自属单家，本传也显示马武单身从军。在刘秀与功臣宴语时，马武自言“可守尉督盗贼”，刘秀则笑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同样暗示他出身不高。不过无法排除马氏在家乡南阳湖阳拥有豪族地位的可能性。
作为刘秀集团核心群体中唯一没有军功之人，卓茂能名列功臣，是因刘秀以他为道德楷模。卓茂父祖皆仕至郡守，他本人早年求学长安，“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卓氏连续三代仕宦，至少是南阳地区的官僚家族，极有可能为豪族。因史料匮乏，杜茂身分背景无从考订。
刘秀集团颍川功臣中，冯异无疑是代表性人物。不过史籍没有明确揭举他豪族身分的记载。建武二年，在击破阳翟严终、赵根后，刘秀下诏让冯异归家上冢，“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可证实冯异宗族的存在。冯异还曾以郡掾身分监理颍川五县事务，在为刘秀所执时，言“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充分显示冯异及其家族在颍川郡内的权势，颍川冯氏当为本郡颇具实力的豪族。
祭遵“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他不仅身具儒术，而且家庭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祭遵“结客”杀人而无须逃亡，反因此为县中所惮，说明祭氏在乡里的支配地位。此外，祭遵在追随刘秀前曾为县吏，其兄祭午、从弟祭肜都效力于刘秀，并颇有功绩。可见，祭氏极有可能为颍川豪族。
铫期是冯异归附刘秀后推荐的同乡之一。据《后汉书·铫期传》，其父铫猛仕至桂阳太守。不过铫期在追随刘秀前，并无仕宦记录，但因为父服丧三年备受乡里称赞。总之，铫期出身官宦家族，在乡里亦具备一定影响力，但不能据此确认他出身豪族。与铫期情况相仿，史籍中有臧宫为县亭长、游徼，坚镡为郡县吏的任官记录。虽然豪族出于支配乡里的目的，会尽可能垄断基层职务，但不能据此断定出任属吏者均为豪族。因此，臧宫和坚镡的豪族出身，只能是一种推测。
傅俊“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直接点明傅俊宗族的存在。王霸祖父为诏狱丞，父为郡决曹掾。他少为狱吏，后游学长安，并率宾客数十人追随刘秀。王氏世传法律，累代仕宦，又有不少宾客，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因此，王氏可能为颍川豪族。
王常初为下江兵将领，在汉军中一度与刘、刘秀兄弟过从甚密，不过刘死后，他与刘秀关系日渐疏远，直到更始政权覆灭后，才于建武二年重投刘秀麾下。史籍中没有直接表明王常身分背景的记载，据《后汉书·王常传》李贤注引《东观记》，王常之父王博先转客颍川舞阳，后才定居，显然是单身迁居，而非宗族迁徙，在当时严格的宗族观念下，两代人的时间很难在迁居地形成宗族，所以王常当非豪族。
寇恂是刘秀集团中河北功臣的代表人物，曾任郡功曹，寇氏“世为著姓”，以功封侯者多达8人，显然是上谷豪族。耿纯“与从昆弟、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宿、植皆偏将军”。刘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显然，两人皆为河北豪族。信都人邳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其父邳吉曾为辽西太守，“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邳氏父子能够在西汉、新莽接连仕至二千石，至少为官僚家族，显示其可能为信都豪族。
盖延为渔阳要阳人，早年“以气闻”，历官郡列掾、州从事等，彭宠召其为署营尉，后任幽州从事。从历官情况及尚武性格看，他至少是本地豪杰人物。王梁亦是渔阳要阳人，曾为郡吏，后由彭宠署为守狐奴令，曾与盖延等一道，为彭宠指派率渔阳突骑与刘秀会合。据此推测，他是具有尚武性格的豪杰人物。两人都是渔阳的豪杰人物，皆历仕郡县，不排除有出身豪族的可能。
李忠初以父任为郎，王莽时为新博属长，更始时仍为信都都尉。余英时认为李忠是举宗从刘秀征伐的豪族，其“家属陷信都，大姓马宠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即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并谓光武曰：'诚不敢内顾宗亲。’可见李忠最初不仅有宗亲相随，且亦曾得大姓马氏之支持也”。不过检视《后汉书·李忠传》，其文称马宠“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可见马宠当主要以李忠母亲、妻子等近亲作为人质。虽然马宠还派遣李忠亲属“招呼”他，但这种“招呼”报信一二人已足够，加上李忠异地为官，常理度之，即便他确有宗族，也不会有太多族人附随。此处为余英时看重的所谓“宗亲”，当是对李忠家人的泛称。总之，不能据此明确李忠的豪族身分。
关陇功臣中的耿弇，扶风茂陵人，“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焉”；窦融，扶风平陵人，其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马援，扶风茂陵人，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显然三人祖上都是西汉时三选七迁的对象，不过三家被徙的原因均是“吏二千石”，而非宗强势大。据此只能确认三家是官宦家族。据《后汉书·窦融传》，窦融高祖父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其妹为大司空王邑小妻，累代仕为二千石，又与势家婚姻，因此可以确认窦氏的豪族身分。马援曾祖父马通曾为侍郎，以功封重合侯，从曾祖父马何罗任侍中仆射，祖父马宾以郎持节，父马仲为玄武司马，兄马况仕至河南太守，马余任中垒校尉，马员任增山连率。虽然因马何罗、马通兄弟谋反，马氏家族发展一度受到影响，但仕宦并未中断，到马援一代已全面恢复，多仕为二千石。从仕宦角度看，马氏无疑为豪族。当然最能反映马氏豪族地位的是其与王莽家族的婚姻关系，王莽从兄王仁之子王磐为马援兄子婿。虽然在新莽官僚体系中，耿弇之父耿况出任朔调连率，但无耿弇兄弟早年出仕记录，加上耿氏宗族情况不明晰，所以不能确认耿氏为豪族。
景丹，冯翊栎阳人，“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迁朔调连率副贰”，后与耿况一起降于更始，复为上谷长史。史籍中没有明确表明景丹身分背景的记载，不过有旁证可以说明其乡里关系状况。建武二年，刘秀封景丹于栎阳。栎阳在东汉初属大县，户口万数，可以与关东大县相比。刘秀并不很信任非南阳籍的功臣，也极其注意加强中央集权，将景丹封在户口众多的家乡，一定程度说明他在乡里缺乏根基，景丹本人对于受封栎阳也不满意，甚至有辞封之举，颇能说明他与乡里缺乏感情和联系。是故，景丹应非豪族出身。此外，因史料匮乏，万修身分背景难考。
综上所论，可绘制刘秀集团核心成员身分背景表如下。
刘秀集团36名核心成员中，可明确豪族身分的有刘秀、邓晨、来歙、邓禹、朱祜、刘隆、任光、李通、冯异、傅俊、寇恂、耿纯、刘植、窦融、马援15人；可明确非豪族出身的仅吴汉、岑彭、王常、景丹4人；除不便考订的2人，身分难以判定的有15人。经过梳理，刘秀集团核心成员中非豪族出身者仅占比11.1%，豪族出身者占比达41.7%；身分难以确认的成员中，可能出身豪族者居多，因此可以断定豪族出身者占据优势。与先行研究相比，虽然本文统计并非全面考察，但通过统计样本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一缺陷；而且通过对统计样本深入、细致的考析，结论更为准确。崔向东对32位东汉功臣的阶层构成作过统计，认为可确认为豪族者23人，占比高达近72%。而据本文统计32位东汉功臣中，可明确豪族出身者11人，约占34.4%。表明刘秀集团的豪族构成并非如既有研究显示的那样绝对，本文的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刘秀集团的豪族属性有所削弱。
二、豪族与刘秀集团的结合
或许受东汉豪族社会这一历史现实影响，学者普遍默认豪族成员的加入，就代表其宗族对刘秀集团的支持，未能更具体地思考两者结合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拟进一步考察，个体豪族成员与刘秀集团结合的政治选择能否代表其所属豪族的动向，即在新汉之际，个体与宗族的政治行为是否完全一致。
为应对社会动荡局面，豪族内部凝聚力虽得以强化，然而仍无法保证每个豪族成员都具备追随本族活动的外部条件或拥有这样的个人意愿。质言之，少数豪族成员的动向不足以代表整个宗族的行动趋势。两汉之际豪族成员与所属宗族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紧密联系，也并不总是一起行动。事实上，刘秀集团的豪族成员中，有多人一度离开宗族行动。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最初在南阳起兵的刘、刘秀集团，和后来在颍川、河北逐步成型的刘秀集团之间并无直接承继关系。如廖伯源指出，刘生前并未建立深厚势力，对刘秀集团的形成影响甚小。舂陵刘氏是刘集团的主要构成力量，对于其与刘秀之间的关系，学界基本认为，大多数舂陵刘氏成员是在更始政权崩坏以后，才重新投入刘秀集团。对舂陵刘氏及汉军中其他南阳人士而言，刘从来不是他们绝对的政治领袖，被拥立为帝的刘玄更值得追随。事实上，舂陵刘氏的内部凝聚力素来不强，刘、刘玄的冲突是刘氏宗族内部矛盾的显例。新莽末年，刘秀族人刘茂、刘梁未在南阳参与宗族起事，而是在其他地方自行聚众起兵。以此而言，至少在刘秀自立河北时，他所属的舂陵刘氏并未给予太多帮助。与刘秀一样，邓禹最初离开宗族自行活动，听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傅俊的情况更特殊，他拥有宗族并仕宦地方，属襄城豪族，但因协助刘秀，新莽于“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失去宗族的傅俊只能单身活动，后虽率宾客投入刘秀集团，但影响力无法与拥有宗族附从相提并论。
现实条件的制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豪族成员离开宗族活动。相较于东汉时期，虽然新汉之际豪族宗族规模较小，但举族迁移仍然不易。窦融在新莽灭亡后投降更始政权，但仍以“天下安危未可知”，而欲求“遗种处”。为此，他作了周密安排：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窦氏是宣帝以来的扶风豪族，窦融密求“遗种处”，很难说没有宗族意识的影响。不过即便窦融周密安排，仍只能“将家属而西”，未及宗族，足见当时举族迁移之不易。由窦融的情况，可推知新末官员赴任，携带家属应已是极限。所以对于在异地任官的耿弇、任光、李忠、万修等来说，即使出身豪族，在远离家乡的任职地也难有宗族随附，最初加入刘秀集团多是个人行为，至多影响到随其赴任的家属。
豪族一般不愿轻易离开世居之地，支配乡里是豪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旦离开故土，宗族发展会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反之，盘踞乡里，豪族便能得到保护。两汉之际，樊宏一度加入南阳反莽汉军，“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显然不愿离开乡里。
刘秀集团中的颍川成员也表现出较强的乡梓情结。王霸从刘秀在昆阳击破王寻、王邑，随后“还休乡里”，已显出乡里情结，后决心追随刘秀，遂“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王霸本欲携家属一道追随刘秀，其父以“不任军旅”为由婉拒，只得独率宾客数十人相随。参考樊宏的情况，或许可以了解王霸之父的心态，在“老矣，不任军旅”背后，更多的是安土重迁的乡情。这种倾向在冯异宗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刘秀徇地颍川时，冯异从兄冯孝便效力军中。刘秀离开颍川后，冯孝也在刘秀军中销声匿迹。冯异向刘秀推荐的颍川人才中，没有一名冯氏族人，或许与冯氏族人不愿离开颍川有关。建武二年，冯异归家上冢，刘秀令两百里以内的冯氏宗族与会，显然冯氏族人多未远离故土。
事实上，不但豪族成员与其宗族的行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而且豪族与刘秀集团之间的关系亦是动态变化的。豪族对刘秀集团的支持可能只是暂时的，同样，豪族成员个人加入集团，也可能是其族支持刘秀的开始。南阳起事之初，邓晨与其宗族对是否参与汉军存在分歧：
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据此可知邓氏宗族起兵意愿并不坚决，而邓晨主要是率领宾客参加汉军，与南阳另一豪族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不同。邓晨在更始政权中历任偏将军、常山太守；刘秀即位，仍为常山太守。邓晨长期在外征战、任官，他的宗族显然不可能完全随附。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邓氏宗族表现出加入刘秀集团的意愿，并付诸行动。《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提及阴后在刘秀称帝前的行踪，“及光武为司隶校尉，方西之洛阳，令后归新野。及邓奉起兵，后兄识为之将，后随家属徙淯阳，止于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与胡阳、宁平主诸宫人俱到洛阳，以后为贵人”。据此可知，阴后与刘秀成婚后即返回南阳，后又因邓奉起兵前往淯阳。邓奉为邓晨兄子，淯阳地属南阳，位于新野附近。考虑到阴后、湖阳公主、宁平公主俱在淯阳，即刘秀家属悉会于此，邓氏宗族自然也不会缺席，邓氏当主导了此次起兵。不过到建武二年，邓奉因“怒吴汉掠其乡里”，起兵“屯据淯阳”。部分邓氏族人参与了这场叛乱，如《后汉书·祭遵传》载，“遵引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衍，破之”，表明邓终参与叛乱。邓晨先后效力于更始政权和刘秀集团，但他个人不能代表邓氏宗族的政治选择。邓奉于淯阳起兵，才标志邓氏宗族对刘秀集团的支持。然而随着邓奉反叛，邓氏宗族与刘秀集团的关系受到影响，邓晨、邓终等邓氏族人各有去就。
刘秀自立河北后，其集团核心群体中宗族追随并切实提供支持的成员并不多。南阳功臣大多是单身追随刘秀，颍川豪族成员的宗族也大多不愿背井离乡，至于在河北任官的异地功臣本身就难以携将宗族赴任。只有河北本地豪族，才较易举族与刘秀集团结合。刘秀集团长期占据河北，以其为政权基地。即便最初河北籍功臣加入刘秀集团属于个人行为，长此以往，由他们作为媒介，其宗族与刘秀集团结合亦是自然。总之，刘秀河北自立，豪族宗族势力较少相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