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的成就与他严谨、科学、务实的读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青年毛泽东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引导他在其求学生涯中刻苦勤奋且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读书实践上，青年毛泽东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又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很多有价值的因素，形成了其独特而有效的读书方法。
读书应先博后约，博学是基础；在博学之后，就应该返回精专，由博而返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读书问题，认为读书之道应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青年毛泽东认为，要达到博学通识的基础在于积累，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做到融会贯通，从而内化为一己之学，掌握知识的精髓，这便是约的过程。
1917年夏，他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中写道，读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如像筑台，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读书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为此，毛泽东十分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读书的系统性，他把中国传统学科分类方法和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做了比较。在毛泽东看来西方学科分类细致而有系统，系统的分类可以使得学习条理清晰，容易掌握，否则知识就会变得庞杂和碎片化。
读书要“三复四温”
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从青年时期到晚年，他对自己喜欢的书，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青年毛泽东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对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曾极为崇拜华盛顿、林肯等，他曾经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反复阅读，还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了很多批语。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国文教员袁仲谦嫌他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认为不应该学梁启超的文风，而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学会了古文文体。
对于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百读不厌。如《史记》、《资治通鉴》，他通读过数遍或十几遍，其中不少精彩的文章他都能背诵如流。对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一生不动笔墨不读书。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留下了许多笔记，包括听课的、自学的、随感等。如《讲堂录》，约一万多字，主要是毛泽东上国文课和修身课所作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讲堂录》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有的条文突出理想情操，求实好学，不务虚名的内容。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全文约十万字。青年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门课程，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约有一万五千余字。这些批注的内容，有的是提要，有的是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是对原著的章节提要。
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
自学与课堂学习并重
1912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由于课程有限，他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坚持了半年的时间。毛泽东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图书馆，他认真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凡是当时的译文名著，几乎都读遍了。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的半年时间，还是认为极有价值。
青年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方面内容，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1915年6月25日他致信湘生，谈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称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则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信中再次强调自学：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读书必须“挤”、“钻”
青年毛泽东的“勤学”，体现在“挤”和“钻”的精神上，其一生在读书学习上就是“挤”和“钻”的践行者。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常在闹市中、路灯下看书，谓之“闹中求静”；在《讲堂录》的“修身”一节中，他批判了懒惰：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
在读书学习的问题上，青年毛泽东还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读书看报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人请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毛泽东探讨学问的对象。黎锦熙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仅1915年4月至8月，毛泽东就拜访他近 20 次，同他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
创新思维，共同研究
青年毛泽东既注重对各种知识的熟练掌握，又主张对学习要有不盲从的分析批判精神，善于运用变通与批判的思维方式反思、质疑所学知识，这样才能活学活用，有所创新。正如周世钊回忆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所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的多，想的多，写的多，问的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青年毛泽东反对“关门研究法”，1915年7月，他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1920年，毛泽东主张大家组织一个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因为：“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毛泽东在其后的读书和实践中，一直都贯彻类似读书会等讨论式的方法，如哲学研究小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以及湖南自修大学，其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实意做事，劳逸结合
青年毛泽东十分注重将读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此锻炼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认知能力。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提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一同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做社会调查，他们仅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历时一个多月，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各色人等。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
青年毛泽东认为在读书过程中劳逸结合也很重要。他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提出：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他认为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当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因为读书而忽略了休息游戏的环节，感到体力透支、十分劳累之际，便自觉地进行调整，养精蓄锐，以更好地进行学习。青年毛泽东与其同学、好友热衷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他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立足国学，融汇中西
由于从小经受6年的私塾教育熏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养料，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在1916年2月29日给萧子升的另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开列了一个必读的书目清单，内容包括古代经、史、子、集77种。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等，这促成了他对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了解。
青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和研究的热情，这时，他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而且受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深刻影响。青年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要求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又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主张“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也就是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将两者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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