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四书、五经—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三玄要义
汉代的象数之学,到了魏晋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数学是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做判断的。比如说乾卦,乾卦代表刚健,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马,因为马是非常刚健的。于是就固定了下来,后来乾卦的代表就是马,别的都不行。相应的,坤卦代表柔顺,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牛,因为牛是非常柔顺的,后来也固定了下来,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别的都不行。到了魏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样一种象数学太死板,学习《周易》主要应该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这些呆板的象数。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这个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的东西都可以来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成了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别强调一个时的概念。我们看到很多彖辞、象辞都在赞叹这个时,“时之义大矣”!强调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我们也要跟着变化。它还强调一个中,中正平和,这跟后来《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联系在一起。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强调礼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为礼里面主要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名分。名教认为为了社会的和谐,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克制过度了又会造成对人性的伤害,所以在汉末就出现了许多假孝廉、假道学。
那么,玄学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无为的办法来调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个人的个性,又能够使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国的。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有一位注释《庄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赞同庄子这种相对的说法。他说形象上的差异是得承认的,如果一眼看去这一个就是比那一个大,那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主张承认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别的。
但是郭象也要齐物,怎么齐啊?他说事物内在是平等的。郭象举的例子是两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小鸟,大鸟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一只小鸟吃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大鸟没有必要羡慕小鸟,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大鸟。如果小鸟羡慕大鸟,也要多吃一点的话,就可能被撑死了。大鸟如果羡慕小鸟,也少吃一点的话,可能就饿死了。
所以郭象说“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在满足“自足其性”这个上面,没有差异。只要适性,适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遥,不适性就不逍遥了。
所以同样的一些东西,通过后人的注释,它就会发生变化。虽然说中国文化重注释轻创作,但实际上注释里包含了很多创作。我们研究王弼的哲学,拿什么来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据他的《老子注》,玄学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庄子注》,他对庄子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刚才那一个解释就不同。
郭象由此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也必须遵守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这样一解释,跟庄子原来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
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四书的地位因此而确立。
到了宋代,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
很快,他们发现,《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章,包含了许多深奥的道理,也可以用来阐明儒家所遵循的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三纲领八条目。
所谓三纲领就是《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
那么八条目呢?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领八条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条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自觉自愿。因为如果是被动的,就不能够称之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胁下遵守法律的问题,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身当然是最根本的。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我们去看孔庙,孔庙里面写的就是德侔天地。因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诚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气质。
五经要义
不学《诗》,无以言
五经里面的《诗经》最初应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说了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认为学了诗以后,就能够懂得怎样遣词造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因为《诗经》描述各种东西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学诗就可以懂得很多实用的知识,比如各种植物、虫鸟的名字等。
因此,《诗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经典。所以也有人说,哲学跟诗是分不开的。
不学《礼》,无以立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分。《仪礼》就是讲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应该遵循的礼。《三礼》的第二部叫《礼记》,它实际上是来解释《仪礼》的,它包括了《仪礼》中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来阐发为什么要运用这样一些礼?这些礼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部书就是《周礼》。《周礼》的内容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中央设哪些官?地方设哪些官?这些官的职责都是什么?等等。
总的来说,《三礼》中的《礼记》对后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刚才讲到的像四书中的《中庸》、《大学》,其实也都是《礼记》里面的文章。还有像大同、小康等我们中国人治国的一些理想也都出于《礼记》。
另外,流传于先秦,后来丢失的《乐经》,它的思想其实也包含在《礼记》之中。《礼记》中专门有一篇《乐记》,其中对音乐的起源、社会作用,以及它在整个礼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都诠释得非常清楚。
《乐记》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生而有情,这些情感需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就要通过唱,通过呼喊,通过手舞足蹈等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礼引导得好就会陶冶心情,引导得不好,就会使得人们疯狂。所以音乐的直接作用是发泄人们的情感。例如,奏起一个哀乐,人们就会伤心,奏起一个雄壮的歌曲,人们就会精神奋发。同时,音乐又是来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所谓礼以道别,乐以道和。礼确立了人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很严肃;而乐又把这种关系拉近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等级差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关系自然就亲和了。
《礼记》里面还有一篇《学记》,是阐发社会教育的必要性、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方法的,强调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我想这样一些观点,即使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礼记》里面,还谈到了许许多多具体的礼的问题,其中有六个方面的礼是最根本的。
首先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男子二十就要给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给她及笄,及笄就是上头,插上一个东西,这都属于冠礼。冠礼就是说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负责任了,因此就举行这个仪式告诉你应该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了。
第二个是婚礼,婚礼也是礼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内容。按照《礼记》的说法,婚礼是合二姓之好,就是把两个姓结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续子嗣。所谓延续子嗣也就是延续人类,因为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不是个体的生命观念,而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也就是作为每个个体来讲,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会再生的,不像佛教讲的有轮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续,怎么延续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续,因为子女跟父母血脉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重视这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问题,要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就中断了。
第三个是丧礼,丧礼是非常重要的,《礼记》里面也讲了它的意义。比如守丧要守三年,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生你下来到你能够相对独立活动,这个时间要三年。所以你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应该守丧三年。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断地去思念他,这样民风才能够归于淳朴。这个话实际的含义是要教人不忘报恩。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知恩报恩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行,丧礼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父母的知恩报恩。
第四个是祭礼,祭礼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表明中国人有一种自然神的崇拜,认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报恩的思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些东西来生存。所谓天生之,地养之,天地万物养育你,你该不该祭它?当然应该!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为学生办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属于朝聘礼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往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简略。其实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难忘的,可学校这么简单就完事了,这就是不能做到以礼相待。
第六个是乡射礼,过去就是指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体现尊老爱幼这样一种文明风气的礼仪。现在社会上都在强调建设社区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个乡射礼现代化一下,效果一定会很好。
这六个基本的礼,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意义。现在提倡要建立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如果能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的关系,使人们懂得怎样做人、如何尊重他人,那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总的来说,《礼记》是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得以建立的根本典籍,它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日常生活。
帝王之学——《书经》
正是因为总结了前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为邦本”这样一个思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巩固,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因此周代的公告都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
应该说,《书经》里的这些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为根本,这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所以《书经》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历史文献的汇编,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
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
《春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史。西周没落之后,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春秋,一个战国。《春秋》这部经记载的就是春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但是《春秋》只记载了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中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等,它并没有展开叙述。后人为此对《春秋》又进行了注释,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所以我们现在谈到《春秋》这部经,除了《春秋》经文以外,也包括了这三传在里面。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删订的,而且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是非常慎重的,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都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一种表扬或者批评。
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秉笔直书,不避讳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肯定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春秋笔法是乱臣贼子见了都害怕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笔法就是给他们在历史上定了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这部经,实际上是给人一种价值观的判断,告诉人们该怎样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一个公正而不妥协的态度。
《春秋三传》第一部就是《左传》,因为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为《春秋》作的传,所以叫《左传》。《左传》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春秋》里记载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左传》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所以左传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注释。
另外两部,一部叫做《公羊传》,一部叫做《谷梁传》,这两部不着重于史实方面的讲解,而是注重讲解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它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
汉代特别重视《公羊传》,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特别注重发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种“微言大义”,就是说在《春秋》简短的语言里,其实包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汉代人在断狱的时候,都要参考《春秋》里记载的类似事件,看它在《春秋》里面是怎样被解决的,怎样被判断的。然后再按照这个来判断,这在汉代就叫“春秋断狱”。
所以说《春秋》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国理念的形成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
《周易》也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从现在一些地下发掘出的资料来看,《周易》中经的这一部分,形成较早,应该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那些卦辞、爻辞,并经过筛选和编辑,文辞古奥,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发挥《周易》思想的十传,即所谓的易传,大概是到汉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十传,就是指系辞(分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彖辞(分上、下)、象辞(分大象、小象)。十传中系辞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是文言;再一个就是说卦。这些传里都讲到了一些对后来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周易》起源的问题,八卦是怎样形成的,等等。至于其他的传,序卦、杂卦都是来解释卦序的。序卦是说明现在的六十四卦为什么这样来排,杂卦则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排序的方法。彖辞是对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它所包含的意义做一个综述。而象辞中的大象是解释每一卦的卦辞的。每一卦又有六个爻,每一爻都有对应的爻辞,小象就是用来解释爻辞的。整个十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对《周易》经文的解释系统。
综合《周易》的经和传来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品格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个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条直线,坤卦就是六个断线,这就是象。第二个是言,言是指卦辞和爻辞,对每个卦都有相应的卦辞和爻辞。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贞”这句话就是它的卦辞。爻辞呢?第一爻就是初九,潜龙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见龙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历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那是飞龙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龙有悔了。卦辞和爻辞合起来就称为言,有象就有言。第三个是意,就是指每一个卦象以及它的卦辞、爻辞里所包含的意义。所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内容。《周易》在汉代形成后,当时的人十分重视象这一部分,称为象数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用《周易》来占卜,而占卜的方法主要是跟象、数有关。
实际上,《周易》最初就是用来占卜的,在《系辞》里就非常明确地讲了,易是什么?易是占。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甲骨的占法,称为兆。就是把一个乌龟壳钻一个窟窿到火上去烤,烤过以后它就有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兆,然后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构成,来预测或判断某一个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数,这是《周易》所采用的方法。即是根据蓍草数目的分排,来确定卦象,然后根据卦象来推断一件事情。所以在《系辞》里,《周易》这种占卜的形式被称做“极数知来之谓占”。具体的方法很复杂。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民间的土办法,就是拿一个铜板,扔一下,正反面,正的多少,反的多少,这样来算,这也是占卜。
汉代的易学不仅继承了《周易》古老的象数占卜的方法,而且还把象数跟十二节气、跟东西南北这些方位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象数之学,并且把它归纳得非常清晰明白,用于预测,很实用。一直到今天,只要用周易来算卦,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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