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四书、五经—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三玄要义
汉代的象数之学，到了魏晋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数学是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做判断的。比如说乾卦，乾卦代表刚健，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马，因为马是非常刚健的。于是就固定了下来，后来乾卦的代表就是马，别的都不行。相应的，坤卦代表柔顺，拿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牛，因为牛是非常柔顺的，后来也固定了下来，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别的都不行。到了魏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样一种象数学太死板，学习《周易》主要应该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这些呆板的象数。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这个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的东西都可以来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
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都成了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别强调一个时的概念。我们看到很多彖辞、象辞都在赞叹这个时，“时之义大矣”！强调与时偕行，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我们也要跟着变化。它还强调一个中，中正平和，这跟后来《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联系在一起。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强调礼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为礼里面主要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名分。名教认为为了社会的和谐，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克制过度了又会造成对人性的伤害，所以在汉末就出现了许多假孝廉、假道学。
那么，玄学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无为的办法来调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个人的个性，又能够使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国的。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有一位注释《庄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学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赞同庄子这种相对的说法。他说形象上的差异是得承认的，如果一眼看去这一个就是比那一个大，那就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是主张承认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别的。
但是郭象也要齐物，怎么齐啊？他说事物内在是平等的。郭象举的例子是两只鸟，一只大鸟、一只小鸟，大鸟要吃很多东西才能饱，一只小鸟吃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大鸟没有必要羡慕小鸟，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大鸟。如果小鸟羡慕大鸟，也要多吃一点的话，就可能被撑死了。大鸟如果羡慕小鸟，也少吃一点的话，可能就饿死了。
所以郭象说“自足其性”就是逍遥，在满足“自足其性”这个上面，没有差异。只要适性，适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遥，不适性就不逍遥了。
所以同样的一些东西，通过后人的注释，它就会发生变化。虽然说中国文化重注释轻创作，但实际上注释里包含了很多创作。我们研究王弼的哲学，拿什么来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据他的《老子注》，玄学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庄子注》，他对庄子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刚才那一个解释就不同。
郭象由此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也必须遵守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规范，其实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这样一解释，跟庄子原来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
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四书的地位因此而确立。
到了宋代，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
很快，他们发现，《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章，包含了许多深奥的道理，也可以用来阐明儒家所遵循的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三纲领八条目。
所谓三纲领就是《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
那么八条目呢？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领八条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条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自觉自愿。因为如果是被动的，就不能够称之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胁下遵守法律的问题，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身当然是最根本的。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我们去看孔庙，孔庙里面写的就是德侔天地。因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诚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气质。
五经要义
不学《诗》，无以言
五经里面的《诗经》最初应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说了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认为学了诗以后，就能够懂得怎样遣词造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因为《诗经》描述各种东西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学诗就可以懂得很多实用的知识，比如各种植物、虫鸟的名字等。
因此，《诗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经典。所以也有人说，哲学跟诗是分不开的。
不学《礼》，无以立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分。《仪礼》就是讲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应该遵循的礼。《三礼》的第二部叫《礼记》，它实际上是来解释《仪礼》的，它包括了《仪礼》中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来阐发为什么要运用这样一些礼？这些礼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部书就是《周礼》。《周礼》的内容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中央设哪些官？地方设哪些官？这些官的职责都是什么？等等。
总的来说，《三礼》中的《礼记》对后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刚才讲到的像四书中的《中庸》、《大学》，其实也都是《礼记》里面的文章。还有像大同、小康等我们中国人治国的一些理想也都出于《礼记》。
另外，流传于先秦，后来丢失的《乐经》，它的思想其实也包含在《礼记》之中。《礼记》中专门有一篇《乐记》，其中对音乐的起源、社会作用，以及它在整个礼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都诠释得非常清楚。
《乐记》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生而有情，这些情感需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就要通过唱，通过呼喊，通过手舞足蹈等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礼引导得好就会陶冶心情，引导得不好，就会使得人们疯狂。所以音乐的直接作用是发泄人们的情感。例如，奏起一个哀乐，人们就会伤心，奏起一个雄壮的歌曲，人们就会精神奋发。同时，音乐又是来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所谓礼以道别，乐以道和。礼确立了人们之间不同的关系，很严肃；而乐又把这种关系拉近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等级差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关系自然就亲和了。
《礼记》里面还有一篇《学记》，是阐发社会教育的必要性、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方法的，强调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我想这样一些观点，即使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礼记》里面，还谈到了许许多多具体的礼的问题，其中有六个方面的礼是最根本的。
首先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男子二十就要给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给她及笄，及笄就是上头，插上一个东西，这都属于冠礼。冠礼就是说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负责任了，因此就举行这个仪式告诉你应该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了。
第二个是婚礼，婚礼也是礼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内容。按照《礼记》的说法，婚礼是合二姓之好，就是把两个姓结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续子嗣。所谓延续子嗣也就是延续人类，因为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不是个体的生命观念，而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也就是作为每个个体来讲，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会再生的，不像佛教讲的有轮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续，怎么延续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续，因为子女跟父母血脉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重视这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问题，要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就中断了。
第三个是丧礼，丧礼是非常重要的，《礼记》里面也讲了它的意义。比如守丧要守三年，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生你下来到你能够相对独立活动，这个时间要三年。所以你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应该守丧三年。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断地去思念他，这样民风才能够归于淳朴。这个话实际的含义是要教人不忘报恩。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知恩报恩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行，丧礼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父母的知恩报恩。
第四个是祭礼，祭礼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表明中国人有一种自然神的崇拜，认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报恩的思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些东西来生存。所谓天生之，地养之，天地万物养育你，你该不该祭它？当然应该！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为学生办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属于朝聘礼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往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简略。其实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难忘的，可学校这么简单就完事了，这就是不能做到以礼相待。
第六个是乡射礼，过去就是指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体现尊老爱幼这样一种文明风气的礼仪。现在社会上都在强调建设社区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个乡射礼现代化一下，效果一定会很好。
这六个基本的礼，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意义。现在提倡要建立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如果能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的关系，使人们懂得怎样做人、如何尊重他人，那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总的来说，《礼记》是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得以建立的根本典籍，它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日常生活。
帝王之学——《书经》
正是因为总结了前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为邦本”这样一个思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巩固，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因此周代的公告都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
应该说，《书经》里的这些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为根本，这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所以《书经》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历史文献的汇编，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
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
《春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史。西周没落之后，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春秋，一个战国。《春秋》这部经记载的就是春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但是《春秋》只记载了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中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等，它并没有展开叙述。后人为此对《春秋》又进行了注释，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所以我们现在谈到《春秋》这部经，除了《春秋》经文以外，也包括了这三传在里面。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删订的，而且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是非常慎重的，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都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一种表扬或者批评。
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秉笔直书，不避讳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肯定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春秋笔法是乱臣贼子见了都害怕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笔法就是给他们在历史上定了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这部经，实际上是给人一种价值观的判断，告诉人们该怎样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一个公正而不妥协的态度。
《春秋三传》第一部就是《左传》，因为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为《春秋》作的传，所以叫《左传》。《左传》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春秋》里记载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左传》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所以左传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注释。
另外两部，一部叫做《公羊传》，一部叫做《谷梁传》，这两部不着重于史实方面的讲解，而是注重讲解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它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
汉代特别重视《公羊传》，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特别注重发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种“微言大义”，就是说在《春秋》简短的语言里，其实包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汉代人在断狱的时候，都要参考《春秋》里记载的类似事件，看它在《春秋》里面是怎样被解决的，怎样被判断的。然后再按照这个来判断，这在汉代就叫“春秋断狱”。
所以说《春秋》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国理念的形成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
《周易》也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从现在一些地下发掘出的资料来看，《周易》中经的这一部分，形成较早，应该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那些卦辞、爻辞，并经过筛选和编辑，文辞古奥，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发挥《周易》思想的十传，即所谓的易传，大概是到汉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十传，就是指系辞（分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彖辞（分上、下）、象辞（分大象、小象）。十传中系辞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是文言；再一个就是说卦。这些传里都讲到了一些对后来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周易》起源的问题，八卦是怎样形成的，等等。至于其他的传，序卦、杂卦都是来解释卦序的。序卦是说明现在的六十四卦为什么这样来排，杂卦则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排序的方法。彖辞是对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它所包含的意义做一个综述。而象辞中的大象是解释每一卦的卦辞的。每一卦又有六个爻，每一爻都有对应的爻辞，小象就是用来解释爻辞的。整个十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对《周易》经文的解释系统。
综合《周易》的经和传来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品格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个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条直线，坤卦就是六个断线，这就是象。第二个是言，言是指卦辞和爻辞，对每个卦都有相应的卦辞和爻辞。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贞”这句话就是它的卦辞。爻辞呢？第一爻就是初九，潜龙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见龙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历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那是飞龙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龙有悔了。卦辞和爻辞合起来就称为言，有象就有言。第三个是意，就是指每一个卦象以及它的卦辞、爻辞里所包含的意义。所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内容。《周易》在汉代形成后，当时的人十分重视象这一部分，称为象数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用《周易》来占卜，而占卜的方法主要是跟象、数有关。
实际上，《周易》最初就是用来占卜的，在《系辞》里就非常明确地讲了，易是什么？易是占。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甲骨的占法，称为兆。就是把一个乌龟壳钻一个窟窿到火上去烤，烤过以后它就有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兆，然后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构成，来预测或判断某一个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数，这是《周易》所采用的方法。即是根据蓍草数目的分排，来确定卦象，然后根据卦象来推断一件事情。所以在《系辞》里，《周易》这种占卜的形式被称做“极数知来之谓占”。具体的方法很复杂。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民间的土办法，就是拿一个铜板，扔一下，正反面，正的多少，反的多少，这样来算，这也是占卜。
汉代的易学不仅继承了《周易》古老的象数占卜的方法，而且还把象数跟十二节气、跟东西南北这些方位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象数之学，并且把它归纳得非常清晰明白，用于预测，很实用。一直到今天，只要用周易来算卦，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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